史学视界批评的内涵特征及原旨探求

古代史学观念、史传叙事对我国古代小说领域的影响甚巨，主要反映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而持久地制约着古代小说观念及小说创作，使后者在价值观念、创作观念、艺术技法、文本形态等方面均刻有深深的史学、史传印痕；二是直接影响了古代小说批评，使小说批评的原旨、标准、思维等都隐含着史学的元素或史家的影子，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批评方法。这种小说批评方法的发展历程几乎与古代小说批评的发展过程相始终，目前学界对此作了一些研究，但尚未充分展开，如对这种批评方法该如何命名、它的内涵与批评原旨是什么、和它边界相邻的社会一历史批评与它有怎样的联系等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以古代小说批评实例为基础，借鉴先达时贤的有关研究，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以求教于方家。

一、史学视界批评及其内涵特征

古代小说批评家借助史学、史传的力量评论小说形成的文(小说批评)史共生的状态，可以简要地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一是在史学规范的前提下讨论小说的功能与价值。刘知几将小说归入史家支流，认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就是站在史书的价值立场评判小说的文体价值。还有些批评者则指责小说违反了史家实录的原则与规范，如王谟针对《拾遗记》记事诡怪的批评，毛宗岗对“古本《三国》”虚构错讹内容的评论，都属于此类。

二是将小说比作史传，仅就某些与史传类似的方面进行评价，揭示小说的某种文体属性。金圣叹、张竹坡、冯镇峦等人的小说评点，均有将小说文体与叙事比作史传文体与叙事的做法。如张竹坡评《金瓶梅》“是一部《史记》”，便是这种情形。杨义为说明受史学影响的批评的可观势力和实效略举的数例，其中就有将小说比作史书的范例。在他看来，这些批评“虽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它以史学为参照系而论小说，权衡异同，沟通文史，开跨文体的叙事理论之先河，自有其独到之处。”

三是将小说与史传并列起来，在两者相形之中获得对小说艺术的认识，发掘出小说的艺术价值。金圣叹、张竹坡等批评家将小说与史书并置在一起，从小说与史传的比较中看出小说文体、思想与技法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并以超越史书的眼光评价小说。如张竹坡《金瓶梅读法》(三五)指出，《史记》的创作难度要轻于《金瓶梅》，原因是“《史记》分做，而《金瓶》合做”。张竹坡言称，做这样的对比并非认定《史记》不如《金瓶梅》，只是为了证明《史记》的妙处《金瓶梅》全有。

四是将小说与史书收录、史料记载的内容联系起来，借助后者辨识小说的错讹或信实之处。如明代胡震亨一方面认为《搜神记》是干宝爱摭史传杂说加上他自己的所知见闻撰构的作品，“刘昭《补汉志》、沈约《宋志》与《晋志·五行》，皆取录于此”，内容真实可信。但另一方面，他又依据史传辨订其中一些细节问题，如根据“赢秦无谥闵者”的史实，他断定《秦闵王女》一则中的“秦闵王”当为晋愍帝。

显然，上述共生状态中的小说批评，均以史学史传的某些元素为基点与借鉴，并非严格地以历史为准则、以史实为评价标准评论小说。选择何种史学元素作为批评的根基与参照，立足点距离史学、史传的远与近，各批评家享有较大的自由度；批评标准与尺度执行得严与宽，批评取向旨在维护小说与史学的血缘，还是推尊小说促使其走向成熟与独立，往往取决于批评者的史学眼界或艺术眼界在两个领域所能达到的深刻程度。可以说，史学观念、史传叙事仅仅是批评家在认识学意义上的先在视野或“前结构”，而不是他们对小说进行艺术评价的必然依据。我们可以借用天文学的名词“视界”来命名将史传、史学影响下的小说批评，称之为“史学视界批评”，其内涵界定为：我国古代以史学观念、史传叙事为观念基础和参照体系，以史学原则和规范为借鉴尺度，针对小说领域内与史学、史传具有相关性的现象包括题材内容、体裁形式、创作方法、艺术构思等分析与评价小说的一种批评方法。

一些学者使用不同的概念指称史学、史传影响下的古代小说批评，在我们看来，相比较而言，还是使用“史学视界批评”较为合适。陈洪将刘辰翁针对小说与史书笔法的差异以评点《世说新语》的方法称为“史论式的是非判断”，指出其“史论式的思维方式也成为后人的模仿对象”，隐约含有将之提升到方法论高度加以研究的意味。遗憾的是，他没有为我们揭示“史论式”的内涵，也未展开专门论述。从形式上看，“史论式的是非判断”是一个有歧义的概念：“史论”指作史的人对所记史事和人物的评述，也可以指关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如果因为小说批评涉及到史学、史传，就称为“史论式”，那么容易让人误解批评对象是“历史”而非小说。林辰称之为“传统小说话语”，指出这种话语认为“小说的价值在于它能补史乘的不足，可以观民情风俗厚薄，小补于君子的治道”。杨义则用“拟史批评”这一概念指称史学视界批评，并略举数例作了简要分析。林岗、杨义对受到史学影响的小说批评的命名既有合理得体的一面，也有值得商榷的一面。林岗的命名揭示了这种小说批评与现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批评之间的差异，但严格来说，“传统小说话语”属于小说创作或文本形式的范畴，与小说批评有关的，应该叫做“传统小说批评话语”，所以连他自己都觉得勉强——“无以名之，故强称作传统小说话语。”杨义将这种小说批评称为“拟史批评”，用了一个“史”字，揭示出这种批评方法与史学密不可分的关系；用了一个“拟”字，揭示出它与历史批评的，差异，做到了兼顾两面。然而，从语义学的角度看，“拟”有“比拟”、“类比”的意思。照此，则“拟史批评”含有把小说“比作”史书、借鉴史学标准以批评小说这两层意思。而从古代小说批评的实际情况看，“这两层意思”仅仅是其受到史学影响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与上述命名相比，“史学视界批评”界定了明确的现象范围，只有站在与史学、史传相关性的立场上讨论、研究古代小说问题的批评现象，才能进入该批评方法的视野，达到概念的能指与所指的较高的一致性。而其外延则涵盖了古代小说批评领域中一切将小说与史学、史传相关联的批评现象，比“拟史批评”所指的范围广，更贴近古代小说沟通文史、跨文体批评的实际；也比“传统小说话语”的内涵清晰，便于厘清与其他批评现象的边界。

综观上述史学视界批评的具体形态，我们可以发现，史学视界批评具有如下特征：(1)该批评方法主要以史学观念、史传叙事为参照或为镜像，其目的在于批评小说，发掘小说与史学、史传的关系，而不是评论历史、史传。因此，如果仅仅由小说联想到历史或史传叙事，重在揭示后者的某种特质和价值，则不是史学视界批评。如方豪由王熙凤夸耀自家掌管各国朝贡之职一事，不仅联想到当时进贡物品“能到达宫中者实不甚多，进贡者必先贿赂海口及活路各关卡之员司”，还联想到肖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所载的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进贡被太监马堂刁难苛求的事件。这是侧重关注与小说内容相关的社会现象，书写对历史、社会的感叹，不属于史学视界批评。(2)史学视界批评更多着眼于小说与史书、小说叙事与史传叙事之间的关系，而非着眼于小说与历史史实、社会情状的互动关系。比如它常常侧重考察小说是否传达出一定的历史价值观念，与史传是否具有一致性，是否合乎批评家认可的史实或事实，小说与史传在叙事方法、技巧和模式上有何共性和差异，小说从史传借取了什么或有何超越史传的地方，等等。(3)批评家常常即兴片段式、直觉感悟式地运用着史学视界批评，其兴致所至决定着批评取向，形成的结论带有批评家鲜明的个人倾向，结论是否深刻睿智常常取决于批评家在小说与史学两个领域积淀的智慧与素养。因此，它是我国古代小说批评常用的却并非是现代意义上自觉的、成系统的、有批评威力的方法。

二、史学视界批评原旨探求

总体来说，史学视界批评是一种发展不成熟的批评方法。它的不成熟固然与批评文本与小说文本之间存在着林岗所说的古代小说评点文本的共性——“寄生”有关，与它的片段零星的存在形式有关，关键问题还在于，古代对这一批评方法缺少理论概括，它仅仅作为一种实践方法被运用着，而没有成为系统的方法论被接受着、适用着、发展着。这使得史学视界批评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性弱，沿承变革的谱系不明显，批评的主旨与意图往往随着运用者不同和话语背景的不同而变动不居。故而，我们只能在史学视界批评的运用历程中去探求其原旨，以获得相对准确的认识。

推求史学视界批评的原旨，应该从班固对小说作品的评价和为小说家所下的案语说起。班固《汉书·艺文志》对小说及小说家的看法，与东汉初年儒学界今古文经学分庭对立的文化思想状态有关，也与《汉书》的创作宗旨有关。建初四年(79)汉章帝下诏召开“白虎观会议”，班固与会并受命将会议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从《白虎通德论》最终包容汲取了今古文经学不同观点的结果看，朝廷以新经学统一学术思想的原初意图并未实现，但今古文学派在针锋相对的争议论辩中维护儒家学术一统的主张影响了班固。班固《汉书·艺文志》序言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于诸子各家首序儒家，足见其借助《艺文志》对秦汉以来文化思想进行总结的目的在于推尊儒家文化，服务于《汉书》倡言王权神授、宣扬大汉盛德、维护东汉皇权的宗旨。因此，《艺文志》蕴含着对王政大义的探讨，而小说为“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不在承载大义的文体之列，所以班固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然而，班固又认为小说有可取之处，则显示了儒家居高临下的文化优势和兼收包容的宽大胸怀(若非班固误将子夏的话认作孔子的话，小说家能否列入诸子，还未可知)。对小说持如此态度并非班固一人，唐代李善注《文选》引有东汉大儒桓谭的话：“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则小说只能“治身理家”，没有资格参与“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所以班固总评小说家以外的诸子说：“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小说家没有这份荣耀。于此可知，班固站在史家角度谈论的“小说”，带有儒家眼光和史学眼光的双重性，一方面从思想主旨上肯定小说有为主流文化所用的价值，一方面从内容上批评小说源自民间、浅薄虚妄，其取义指向远大于取法指向。

班固所说的“小说”与后世文学的“小说”虽体异性殊但关系至密，以致后来人站在史学立场批评小说，主要沿两条思路展开：一条是以尚实眼光鄙视、贬斥小说，或者仅将纪实、实录的作品视为小说，而将虚构、虚妄的作品排斥在小说之外，刘知几等人以及历代史书对待小说就是这一态度；一条是主张小说主动向史学靠拢，要么标称小说能补史之阙，记史家未备，如葛洪、殷芸等人，要么从有益世风教化的角度认可小说的价值，如萧绮、李肇等人。这种思路直到南宋在刘辰翁的手中发生了新变化。其时，出于应举作文的需要，文人士子从重视义理、轻视文法慢慢转向重视文法，一些文人汇集文章名篇加以评点，用以指点士子的作文之法。受此风气影响，刘辰翁论文也不离文法技巧。郭绍虞先生比较了刘辰翁与欧阳守道的异同，指出二人区别在于“巽斋重在道，辰翁重在文”，这里的“文”，含有文辞、文采、文法等多重含义，而以文法修辞为核心。翻检刘强会评辑校的《世说新语会评》，收录刘辰翁的评点计450余条，大多从语用修辞、笔法意味、人事情理等视角出发审视小说，其中随处可见“得体”、“情真”、“语快”、“有味”等诸如此类的用语。他评刘孝标注“郭林宗至汝南”条所引“虽清易挹耳”一句时，将它与《郭泰别传》中的本语“清而易挹”相比较，认为后者“四字有味，不宜去”。针对小说“桓公卧语”条对桓温先是故作抑郁不得志语、继而直接表露不臣心迹的描写，他评价说：“此等较有俯仰，大胜史笔。”刘辰翁这种脱开思想价值、内容虚实而专注于小说笔法韵味的批评，在班固开创的局面之外别辟一蹊径，成为后世史学视界批评从文法技巧、叙事方法角度批评小说的嚆矢。嘉靖时李开先《词谑》中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叙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他回击对《水浒传》思想内容的指责(“以奸盗作伪病之”)，是从叙事特色、文法技巧人手，而不是从一般的小说“忠义”主旨人手，反击似乎有点错位，但却和刘辰翁论小说的取向同属一路。至李贽、张竹坡、毛宗岗、冯镇峦等人，从叙事方法、文法修辞等角度批评小说，已经成为他们史学视界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学视界批评的再一次转向发生在金圣叹手中。由于独特的文学观念和审美眼界，金圣叹运用史学视界批评最为成功，其批评结论也丰富而深刻。金氏对小说思想价值的判断游移不定，在为《水浒传》所做的三篇序中，他主张小说也应顺乎圣人作书意旨，指责为《水浒传》冠以“忠义”是“恶之至、进之至”的“好乱之徒”的做法。而另一方面他为小说又有所回护，认为小说是作家施展才气、运心构思的自娱心性的文章，“存耐庵之书其事小，存耐庵之志其事大”。他一面说施耐庵创作《水浒传》与太史公“发一肚皮宿怨”创作《史记》心态不同，属于“保暖无事，又值心闲”境况下写出的作品，不能冠以“发愤著书”的名号，但一面又认为《水浒传》不单可以与马班之作相媲美，而且大有深意一“殆有春秋之遗义”，倾注了作家强烈的情感体验和深刻的思想见识。他在《水浒》十八回回评中说：“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骂秀才，其言激愤，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这些矛盾与其说是金圣叹为了全身避祸、使小说免遭厄运而实施的小智慧，不如说是他维护封建秩序和反对封建专制、鼓吹思想自由的内在矛盾所致。这一内在矛盾导致了金圣叹的史学视界批评观念与前代一味强调小说维护封建思想、开化民众有益政教的史学视界批评观念有所不同，也使得他的史学视界批评不是固着在作品思想和内容虚实真假上，而给予了创作手法与效果、叙事技法与文法更多的关注。

金圣叹有时从整体上评价小说的艺术构思、创作方法。他认为《水浒》某种意味上胜过了《史记》，因为《史记》是“以文运事”，需要费力思索，要做到妥当安排非常不容易，而《水浒传》是“因文生事”，“只是顺着笔兴去，削高补低都由我”，其作者拥有更多的艺术创作上的精神自由和话语权力，这是符合两种文体创作的一般规律与实情的。有时则针对小说的叙事技巧进行评价，如第八回鲁智深野猪林出手救林冲的一段描写，金圣叹点评说：“叙述之法又何其诡谲变幻，以至于是乎!”由于这段描写使用的是人物内视角，笔法突兀而惊变迭生，金圣叹用史书叙事作比较说：“如是手笔，实为史迁有之，而《水浒传》乃独与之并驱也。”第四十八回回评中金圣叹则将乐和、解珍序亲一事与《史记》中的霍光、霍去病之事联系起来，评为“甜气净墨”的妙笔。有时则专门评论小说描写人物的具体方法，如在《水浒传》第三十五回回评中，金圣叹着重分析了对宋江性格描写，指出写其他好汉均用直笔，而写宋江则用曲笔。从小说内容看，金氏所说的“直笔”指的是正面描写，情感鲜明直笔，然而“曲笔”包含了但非单纯指侧面描写，还包括正面描写却文字表里用意迥异的写法。小说写宋江处处透出忠孝笃敬的性情来，但金圣叹却说：“岂将以宋江真遂为仁人孝子之徒哉?”他以《史记》使用过反讽叙事褒贬汉武帝的写法提醒读者，《水浒传》写宋江也是寓贬于褒的委婉手法，“稗官亦与正史同法”。可见金圣叹的“曲笔”与深隐大义的春秋笔法有相通之处。第六十四回评小说写宋江造反野心的萌生与暴露则认为“不费一辞，而笔法已极严矣。”即便小说一些琐事，金圣叹也喜欢运用史学视界进行点评，如三十四回清风寨起行一事，小说对各路头领调遣、车辆数目、随从人数描述详尽，金圣叹评道：“要看他将车数、马数、人数通计一遍，分调一遍，分明是一段《史记》。”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金圣叹教诲说，子弟们读了《水浒传》熟悉了其中的文法，就可以看出《国语》、《史记》中的文法。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金圣叹史学视界批评的要旨所在，一是阐发小说与史传的差异，确立小说与史传属于两种性质不同但又互通的叙事文体；二是推尊小说文体地位，在小说与史学的较量中阐明小说艺术的独创之处；三是重点研究小说的叙事方法、写人技巧和作家创作等问题。这些取向扭转了以往史学视界批评在作品是否合乎史家观念、是否合乎史传史实上空发议论的倾向，使史学视界批评成为对文学本体的小说的批评，是对传统的小说批评观念的极大挑战。

班固、刘辰翁、金圣叹三人沟通小说与历史的有关评论的原旨意图，基本可以代表史学视界批评的主要价值取向。金圣叹之后，小说批评家基本上循着这三人开创的路子走了下去。

三、史学视界批评与社会一历史批评

无论在语辞上还是内容上，史学视界批评与历史观念、史传叙事甚至与历史事实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加之孟子有所谓“知人论世”的说法，人们很容易将史学视界批评与社会一历史批评混淆在一起。其实，史学视界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也有很大区别。

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一历史批评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1800年，法国斯达尔夫人发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文，首次主张将文学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联系起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情景中去理解和研究文学，开始了有关文学社会批评的理论探讨。“但使之完全确立的则是一位叫丹纳的法国人，他的名言：文学是时代、种族和社会环境的产物”。虽然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诞生在欧洲，但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文学，却是古今中外的文学批评家常做的事。我国古代很早就关注到文学的社会功能，如先秦“赋诗言志”的礼俗，儒家的“诗教说”、唐代的“文以载道”，均注重诗文的教育价值和言志功能。刘勰的“文染变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唐代白居易的“文章和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其中都蕴含有社会一历史批评的智慧。直至近代，适应激烈的现实政治斗争和挽救国家民族危机的时代呼唤，一批思想先进的文学家、理论家将文学变革与国家民族的兴亡联系起来，体现了社会一历史批评重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的主张。晚清时期，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主张小说界革命，提倡发挥小说在改良社会中的政治作用，将小说视为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利器，近代小说社会—历史批评取向已经完全确立。

史学视界批评的界域中也不乏社会一历史批评的内容，有的批评家往往会阐释小说的社会历史内容，评价小说的现实意义和社会功能，表现出两种批评方法的融汇。如题齐东野人编次的《隋炀帝艳史》的《凡例》云：“历代明君贤相，与夫昏主佞臣，皆有小史。或扬其芳，或播其秽，以劝惩后世。如《三国》、《列国》、《东西晋》、《水浒》、《西游》诸书，与二十一史并传不朽，可谓备矣。”他罗列的这些小说的价值能否与二十一史旗鼓相当不言自明，但走的是社会一历史批评的路子。王英、蒋大器、张尚德、毛宗岗等一批理论家关于小说有裨政教、维护道义、教化人伦的主张，明清之际时事小说批评者对小说批判现实、扬善贬恶的政治道德功能的论述，实质上都是从文学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入手批评小说。可以说，当借助史学观念和与史传对照将批评指向小说的社会功能、现实意义时，史学视界批评在性质上已经趋同于社会—历史批评。

然而，毕竟史学视界批评与社会一历史批评是在不同文学背景、文化情境中诞生的，其中的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批评的观念基础不同。社会一历史批评的观念基础是文学与社会、历史与文化之间有互动关系，主张文学的社会功能与文学的题材、主题、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创作意图一致性，反对将文学与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大背景割裂开来。而史学视界批评的观念基础是小说与史家有源流与沿承关系，主张小说观念与历史精神、史传叙事的共通性。两者相比可以看出，史学视界批评关注的焦点距离社会环境、历史事实比社会—历史批评隔了一层。

2.批评的指向性不同。社会一历史批评具有双向思维的特点，即它既关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产生了什么样的文学，什么样的文学的诞生有怎样的现实基础，又关注文学对社会、现实及相关文化有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在社会一历史批评的视野内，文学与社会、历史和文化是双向互动关系。而史学视界批评的重心放在史学观念、史传叙事对小说观念、小说叙事的支配力之上，或者放在小说如何超越史传之上，但绝没有反过来探求小说对历史、对史传的影响的做法。也就是说，在史学视界批评那儿，小说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与社会、历史等是单向控制与影响的关系。

3.批评的尺度性质不同。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视野下，文学价值取决于它反映社会、历史以及文化的真实程度、复杂程度，表现社会、历史与文化现象的艺术性，以及文学作品达到的认识高度与思想深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思想观念的不同，在不同的批评家手中，考量文学价值的尺度有各自的特殊性，如同样使用社会—历史批评，丹纳与卢卡契的尺度相去甚远，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尺度也有很大差异。而在史学视界批评的视野下，小说的价值取决于它在思想内容、叙事策略、文法技巧、文本形态等方面与史学、史传距离的远与近：以史家为本位考察，则距离越近，价值越高；以小说为本位考察，则距离越远，价值越高。史学视界批评的尺度历经千余年，除了细节上有变化之外，其核心成分——超越时空和社会历史的史学观念、史传标准，保持着惊人的凝聚性和稳定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借助具备了优势话语权和早熟的史学叙事的引领与启迪。古代小说史学视界批评还是有一定的批评效力的，它的有关小说的文体地位、叙事方法、创作技巧和作者才干的批评结论，在不同的程度上揭示了我国古代小说的艺术属性、文化属性，反映了古代小说生存环境的复杂性，有些批评主张和见解甚至触及到了现代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批评理论问题，如情节结构、写人技巧等方面的问题。

【作者单位：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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