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政治标准

内容摘要 中国传统史学及史学批评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型文化基础上。其史学批评有政治标准，有学术标准。政治标准主要有：史学要为封建统治服务；合符封建伦理道德；合符经义；以君主的是非为标准等。在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关系上，总是以政治标准第一，学术标准第二。对于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关系的认识、处理，既要从历史、现实出发，也要从长远、未来着眼。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史学批评政治标准 研究

作者 周一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扬州：225002）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演变成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型文化，一种封建政治文化。中国传统史学便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基础之上，中国传统史学批评也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基础之上。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决定了史家对史学的认识、对史学批评标准的认识。本文拟对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政治标准作一探讨。

史学及史学批评是一种学术活动，为什么会有政治标准呢？在中国封建社会，史学及史学批评不只是一种学术活动，往往是一种政治活动，与封建政治、封建统治密切相关，与封建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有些史学活动还是帝王亲自主持、亲自过问、亲自定调的，对史学及史学批评有政治要求、有政治标准是必然的、自然的。封建史家提出的史德、史识、史才、史学标准，其中也是有政治要求、政治内容的。只要史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只要统治者过问史学，史学及史学批评的政治标准就少不了。中国传统史学批评中的政治标准至少有以下几条：

其一，史学要为封建统治服务。封建社会对史学的基本要求是史学必须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这决定了史学批评政治标准的基本要求是史学要为封建统治服务。

东汉班固批评《史记》“微文讥刺，贬揖当世”。王充甚至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意思是似乎武帝杀司马迁就不至于有谤书《史记》流传。这样的批评充满了杀气）。《史记》也因此在汉代一度禁止流传［1 ］。因为《史记》批评了刘邦，批评了汉武帝，“贬揖当世”，显然不利于维护“当世”刘姓王朝的政治权威和统治。不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史书自然要禁止流传。陆生楠《通鉴论》有讥刺君主专制之意，即被视为攻击皇帝统治，是大逆罪，雍正帝撰一长谕严加驳斥并令将陆立即正法［2 ］。而荀悦《汉纪》受到唐太宗的赞扬，要求大臣阅读，说：“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3 ］称赞此书“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就是肯定此书能为巩固王朝统治服务。司马光奉命修的史书， 得到宋神宗的高度赞扬，被命名为“资治通鉴”，因为此书“有资于治道”［4 ］，即有助于封建统治。足见是否有利于封建统治、是否为封建统治服务，是封建帝王、封建社会对史学的第一要求，也是评论史书的第一标准。

封建进步史学家都主张“直笔”、“实录”，“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5 ］。这一方面是追求信史，另一方面也是为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服务。如刘知几说的“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6 ］。直笔的目的就是劝诫， 使骄君贼臣知惧。《史通·直书》：“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7 ］《史通·曲笔》批评一些史书、史家说“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如此“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8 ］！说明实录的目的在劝诫帝王“圣明”、臣下忠良， 而这是封建统治及其秩序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隋书·经籍志》史部批评魏晋以来史官非才，致使史书“理失中庸， 辞乖体要。致令允恭之德， 有阙于典坟，忠肃之才，不传于简策。斯所以为蔽也”［9 ］。强调了不直笔，不宣扬忠臣义士，是有乖于封建统治“体要”的。

封建社会的一些知名史家都主张写国家大事，反对写闾巷小事。晋干宝说五方面的事要写：“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刘知几将这五方面事归并为三方面：“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10 ］又说：“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11 ］即要写的事，都是“事关军国”之大事，是关系统治根本的。批评“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乃专访州闾细事，委巷琐言，聚而编之，目为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12 ］。为什么史书只能写军国大事，在他们看来只有大事才“理涉兴亡”，才与巩固统治相关。足见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要求、标准，渗透到很多具体的要求中。

史学成为社会政治的组成部分，其为政治服务是必然的。从政治、社会的视角看，这有合理之处；从学术的原则出发，却有局限性，因其使史学丧失了独立品格。

其二，合符封建伦理道德。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是封建统治思想、封建政治秩序的反映， 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是封建社会人们的行为准则，自然也成为史学家、史书优劣的标准。

荀悦说：“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13 ］这里说的是编写史书的五方面要求。而“达道义”、“彰法式”、“著功勋”、“表贤能”都与封建伦理道德密切相关。就是“通古今”也与封建伦理道德有关。“通古今”在封建史家看来主要是朝代更替，正统嬗变，其中的禅让、归政、篡位、谋反都属封建伦理道德的范畴。封建伦理道德对社会的要求无处不在，对史学的要求也无处不在。

孔子《春秋》被封建社会历代史学家视为书法的典范， 也被统治者奉为政治经典， 为什么捧得上了天？因为《春秋》“道名分”（《庄子·天下》）， 是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的“始祖”。刘知几反对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 说：“项羽僭盗而死，未得成君……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 求名责实， 再三乖谬。”［14 ］将陈涉入世家也是“名实无准”：“陈胜起自群盗，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15 ］刘知几称项羽、陈胜为“盗”，批评司马迁没有“求名责实”，刘知几求的“名”是什么？这个“名”是什么标准？就是封建伦理纲常的名分、名教。

为什么汉以后《忠义传》、《忠臣传》、《节义传》、《诚节传》、《贰臣传》、《僭伪传》、《逆臣传》、《叛臣传》、《贼臣传》、《流贼传》、《孝悌传》、《孝义传》、《列女传》等受到封建统治者和史家的重视，列入正史体系，因为这是宣扬、传承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需要的。明永乐皇帝曾亲自编《御制孝顺事实》十卷，序云：“朕尝历求史传诸书所载孝行卓然可述者，得二百七人，各为论断并系以诗，俾观者可以尽得为孝之道，则人伦明风俗美，岂不有裨于世教者乎！”［16 ］即编此书的目的就是宣扬、传承纲常名教。章学诚论《列女传》说：“自范蔚宗《东汉书》中，始载《列女》，后世因之，遂为定则。”［17 ］为什么呢？“贞女节妇，人微迹隐，而纲维大义，冠冕人伦。”［18 ］批评：“每见文人修志，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无不津津累牍。一至孝子忠臣，义夫节妇，则寥寥数笔，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详，使观者若阅县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强调：“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19 ］足见章学诚的封建伦理道德、纲常名教意识根深蒂固，成为他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准。

如果史学及史学批评中渗入主观意识是自然的、难免的，那么渗入道德意识也是自然的、难免的，如何评价，要看这种道德意识的积极、消极与否，进步、落后与否。

其三，合符经义。不能“离经”，离经即叛道。自汉武帝“ 独尊儒术”后，儒家的经典逐渐成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思想工具。治国之道、纲常之理，都在儒家经典中有集中的体现。以经治国，以经为理，必然导致以经治史，以经制史，以经衡史。

刘勰《文心雕龙》第二篇即《征圣》强调：“论文必征于圣，必宗于经。”［20 ］第三篇即《宗经》指出：“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21 ］批评司马迁“爱奇反经”，称赞班固“宗经矩圣”强调“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22 ］荀悦治史“言多准经，议不悖圣”［23 ］，刘勰文论力持“宗经矩圣”，足见“经”在学术活动、史学活动中的统帅地位、准绳地位。

刘知几亦批评《史记》“先黄老而后六经”“舛谬”［24 ］。几说：“经犹日也，史犹星也。”［25 ］“《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书。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26 ］此说已主张先经后史。朱熹则进一步说：“达理然后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读《论》、《孟》，次及诸经，然后看史，其序不可乱也。”［27 ］“达理”“制事”， 对治史来说就是“达理”“制史”，即达经制史。又说：“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28 ］“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义理已融会，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可以去看史［29 ］。即经为史衡，经为史尺，有经在胸才能衡史、裁史。朱熹把经的统帅地位、权衡标准地位说得更清楚了。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规定，对于哪些“言非立训，义或违经”之书，只“附载其名，兼匡厥谬”。强调：“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狭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30 ］也突出了 “经”的权衡地位。

史学合符经义，经为史衡，以经制史，是封建社会的政治需要，是史学要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体现。这造成了封建史学在经学的束缚中无法突破，只能在“家谱”式的“正史”泥淖中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也造成史学成为经学的奴仆，造成以史注经、引经治史习气的形成发展。

其四，以君主的是非为标准。中国的封建社会最初是封建专制，宋以后逐渐演变为君主专制。所谓“一人之天下，以一人治天下”，也即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凡是君主说的就是对的，凡是君主决定的必须照办，凡是君主说过的必须遵循，活着的君主有这样的权威，死了君主仍然有这样的权威。政治上是如此，史学上也是如此。以君主的是非为标准， 也成为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准。这是君主专制主义、皇权主义在学术领域的反映。一些君主为了统治史学界， 往往颁布一些修史的“上谕”，还亲自修订、颁印一些史书，也会表态肯定某部史书、否定某部史书。于是这些“上谕”、“圣旨”、“钦定”的书，便成为修史、评史的准绳。于是被皇帝肯定的史书便被全盘肯定，被皇帝否定的史书便被全盘否定。

唐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但唐穆宗、唐文宗都认为不行，下令史臣“添改”［31 ］。皇帝说不行，就不行，谁也不能说行。清修《明史》，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亲自主持，对于每一纪、每一传的书法、内容都过问，不断下令修改。康熙明确要求：“纂修《明史》，其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之事，应详加参考，不可忽略。”史臣只得奉旨一遍又一遍修改。最终定稿的《明史》，有关建州地区的历史成了空白［32 ］。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第一条即说：“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权衡独运，衮钺斯昭。睿鉴高深，迥非诸臣管蠡之所及。随时训示，旷若发蒙。八载以来，不能一一殚记，谨录历次恭奉圣谕为一卷，载诸简端，俾共知我皇上稽古右文，功媲删述，悬诸日月，昭示方来。”［33 ］从这里可以看到乾隆皇帝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程度。而这里吹捧皇帝“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就是宣扬以皇帝的是非为准绳。吹捧皇帝“权衡独运，衮钺斯昭”，就是宣扬只有皇帝才可以运权衡，昭衮钺，只有皇帝才可以定标准、明标准。

张之洞《书目答问》史部史评类收《御批通鉴辑览》，并说“以下论全史以《御批》为主， 故史评亦恭录”［34 ］。也清楚地说明了封建史学批评总以封建君主的是非为标准。

中国封建社会文字狱横行，是以皇帝是非为是非的典型反映。如乾隆抓住彭氏族谱《大彭统记》中“御名皆直书不缺笔”，说退休布政使彭家屏“狂悖无君”，不仅抓捕其父子“坐斩”，并“即狱中赐自尽”［35 ］。皇帝说《大彭统记》“狂悖无君”，就是“狂悖无君”，任何人不能说一不字。皇帝的权衡是最高权衡、最终权衡，谁也不可以挑战，谁也无法挑战。

君主专制制度下，文字狱盛行，祸发旦夕，史学禁区重重，以至知识分子不敢读史、议史，更不敢治史、写史。钳制思想，不准自由研究，自然阻碍文化、史学的发展，更造成社会心态的扭曲，造成唯上、唯朱批的陋习形成。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实际上无是非可言；以一人之史学为史学，实际上无史学发展可言。唯有以人民的是非为是非，才有真正的是非；唯有以人民的史学为史学，史学才能大发展。

中国传统史学批评有政治标准，也有学术标准，如：反对门户之见、学派框框；创新；体例严谨；史实真、资料可信；有无思想、学术价值；简约；文采等等。但政治标准总是放在第一位的。

《史记》尽管是一部划时代的有思想、学术、艺术价值的史学巨著， 然在汉一度成为禁书，东汉班固、王充均批评、否定《史记》，说《史记》“贬揖当世”，是“谤书”，这显然是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来评《史记》的。二十四史是中国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的文化瑰宝。然梁启超批评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学是“君史”，不是“民史”，批评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家谱［36 ］， 彻底否定二十四史，这是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的政治思想来批评中国封建史学， 也是首先从政治标准出发的。以上两例不仅说明传统史学批评往往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同时也说明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充满政治的社会中，政治与权力、与权威紧密相连，又有经济作后盾，成为最强势的最具控制力的社会主体，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决定着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的关系。政治干预或控制学术的时候，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学术标准是第二位的。政治不干预、控制学术的时候，政治标准是第二位的，学术标准是第一位的。在政治社会中，政治干预、控制学术是经常的，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也是经常的。

一般来说，政治标准是从维护政治统治、维护政治秩序、维护意识形态出发的，而学术标准是从维护学术原则、维护学术秩序、维护学术独立出发的。对于统治者、政治家来说，维护政治统治、维护政治秩序、维护意识形态是第一位的。对于学者、史家来说，理应把维护学术原则、维护学术秩序、维护学术独立放在第一位。但学者、史家往往免不了会受政治统治、政治秩序、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左右、控制，或免不了会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怀强烈的国家兴亡人人有责的意识，于是往往有时也把维护政治统治、维护政治秩序、维护意识形态放在第一位。这样，不仅统治者、政治家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有时学者、史家也会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这就导致了政治标准往往经常是或总是第一位的，学术标准经常是或总是第二位的。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是现实的政治因素决定的，也是现实的社会因素决定的。

政治标准第一，也是意识形态标准第一。政治色彩浓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史学及史学批评，无疑是有局限性的。局限性之一是会导致双重标准的产生。局限性之二是政治、意识形态是变化、发展的，是不恒定的，甚至是不稳定的。这决定了政治标准的不恒定、不稳定。局限性之三是难以客观、公正，往往会渗入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局限性之四是会有错误，最终会被纠正。如否定《史记》是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偏见，是一种错误，最终被纠正；否定二十四史也是一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是一种错误，最终也被纠正。局限性之五是往往会造成对学术标准的轻视甚至忽视。局限性之六是往往会束缚人的思维及思维方式，误导人的思维习惯，扭曲人的心理及行为。局限性之七是往往会束缚、阻碍史学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禁书、焚书不断，文字狱盛行，史书以“正史”为正统无法突破，如近代史家汪荣宝指出的：过去的学者，“受治于君相权威”，“又困于儒学之流弊”，“一切学问，皆束缚于旧例故格之形式”。［37 ］都是政治标准第一在起作用。最后，政治标准第一走向极端，史学会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工具，沦为实用主义的可以随意捏造的伪史学。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看，最终要消灭国家，消灭政治，消灭阶级，消灭意识形态，政治的存在是暂时的，是不长久的。而学术发展是永恒的。从长远来看，政治追求是暂时的，学术追求是永恒的；政治标准是暂时的、会变化的，学术标准是永恒的、不变的。从一个研究成果的价值来看，政治色彩浓厚、政治价值高的成果，其影响会因为政治的短暂而短暂；学术色彩浓厚、学术价值高的成果，会因为学术的永恒而永恒。如果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看，从追求研究成果影响与价值的长久看，应该把学术价值的追求放在第一位，即把学术标准放在第一位。政治干预学术会过渡到政治不干预学术，追求政治价值会过渡到追求学术价值，政治标准第一会过渡到学术标准第一，学术总会独立、自由、充满活力地发展，这是无疑的，但这有一个过程。

对于政治与学术关系的认识、处理，对于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关系的认识、处理，既要从历史、现实出发，也要从长远、未来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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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秦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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