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毕业论文】自然辩证法结课论文---儒家思想对我国科技影响】对儒家兼容思想

儒家思想对我国科技的影响

摘要:面对科技伦理危机，科技工作者的科技伦理观需要重新审视。科技伦理观的形

成源自传统文化的累积，而中国儒家思想对其有着积极的意义。从儒学思想和中国古代科技之间的关系说明儒学思想不但对古代科技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规范、导向和推动作用，而且其中的合理思想对现代科技伦理的良好发展也是不可缺少的智慧。

关键词:科技伦理；儒家思想; 古代科技；科技异化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随着历史的推进和沉淀，在高度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虽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但是由于科技伦理的文化底蕴不足，在现实生活中，新型科技总在社会中存在很多矛盾和争议，科技伦理的规范化、自律化、自觉化程度还不很理想，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迫使许多学者把目光转向了科技伦理的思考。挖掘儒学思想对古代科技发展起到的规范、导向和推动作用，对现代科技伦理的良好发展也是不可缺少的智慧。

一、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1.儒家思想对科学研究动机的影响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进而影响他们的科学研究。这种影响,表现为儒家的价值观对科学研究动机的影响。其科学研究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1）有助于国计民生。北宋时代的沈括晚年所著《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发明发现、真知灼见，内容涵盖了天文、数学、物理、地质、医学、化学等方面; 他在做官期间十分重视发展农业和兴修水利，主持了多项水利建设，解除水灾威胁，开垦良田，引水於田上万倾，完成了世界水利史上的创举。论语曰: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古代科学家们研究科学的直接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了国计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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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彰显“仁孝”情怀。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出现很多医学家，医术本身就带有儒家倡导的仁爱思想的内涵，所以又被称为仁术，这些医学家大多都是儒者，在行医过程中往往以仁的道德标准作为行医准则。如唐朝医学家孙思邈，曾在《备急于金要方》的“序”中指出: “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

3）阐发经学。经学通常意义上指的是研究儒家经典，阐明其蕴含的义理或对其进一步发展。宋代以后的科学家大多将科学研究与经学联系在一起，结合经学中不断争论的义理形成了“数理”、“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他们认为，这些“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1]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大多数科学家都把科学研究当作发扬和实践儒家精神的手段。有助于国计民生，就是将科学应用于百姓生活，落实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 彰显“仁孝”情怀，就是维护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实践“仁孝”之德; 阐发经学，就是要发挥和传承儒家之道，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都是围绕儒学价值观展开的。

2.儒家思想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以民为本”的价值观认为，首先应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的社会活动的主体地位，这种价值观有利于实用理性精神的形成，这种精神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发展。要以民为本就必须爱民，不仅是要轻徭薄赋，还要积极发展农业，促进农业科技的发展，更要求人民做仁人，做好人，进行道德修养，不断的完善自己。中国古代农学和农业科技取得的杰出成就，一直都深受着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历来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是世界上栽培植物起源最早的和最大的中心之一。早在六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黄河长江流域种植水稻等作物。由于农业的需要，古人利用江河湖泊地面水、井泉地下水以及降雨降雪，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不同的自然形态，兴建了让世界震撼的水利工程设施。如都江堰、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仍为当今水利工程的奇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非常重视农业在整个社会中的基础地位，重视农业科技对于发展农业的重要性。据《论语·子路》中的记述：“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有何加焉？曰：教之”。另据《论语·颜渊》的记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要“富之”，要“足食”，意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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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当时要发展农业，当然也就是需要发展农业科技。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还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的“时”就是指农业耕种的时间。要求百姓按照农时进行农业生产，遵守农业生产的规律，更加要求百姓依据农业科技知识进行农业生产。

从儒学诸多著作中可以看出农业科技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经营方式使人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低，因而形成了普遍的靠天吃饭，敬畏、依赖自然的社会心理[2]。因此在那种社会情形下，荀子便提出了“天人相分，人定胜天”，他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鼓舞了人们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勇气，在当时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拜托对天的依赖性。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在春秋战国时期到西汉前期得到了迅速发展，铁器逐渐取代了木石农具；出现了新型农具，汉武帝时赵过发明了耧车；农耕中普遍使用畜力；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水利工程有芍陂，漳水十二渠，都江堰，郑国渠[3]。在古代，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儒家著作中出现了许多专著，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诸多儒家学著中最经典的一部农学著作。该书不仅讲作物的栽培和管理，还讲农副产品的加工和保管。农学著作既对前代农耕技术做了总结，也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农耕技术的发展。

3.儒家思想对天文学发展的影响

李约瑟在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这一说法既表明古代儒家非常重视天文历法，同时也说明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是以儒家为基础的，它遵循了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价值观。中国科学史家席泽宗在论述天文学在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地位时也提到：《尚书·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周易·系辞》说“天垂象，见吉凶”，“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天文学正是沿着这两部经书中所规定的路线前进的。[4]应当说，这两位科学史家都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关系。

在中国古代科技中，最受到历代朝廷重视的就是天文学。中国儒家价值观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君臣等级与天地日月相似，因为儒家学者们把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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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天体加上了伦理的属性，天文学也就成为了自然知识与纲常伦理相结合的学科。中国古代天文学能有如此高的成就，而且如此发达，那时因为进行对天文学研究活动的目的都是为王朝的一统天下寻求“授命于天”的根据，儒家哲学认为“意志的天”和“自然的天”是同一本源，人和自然都是天的物化，都是天的意志的演绎。因此，以天为法，以德为道的主张，便成为人世间行为处事时不可违背的事物规律。

天文学的产生一部分也是在于满足生产的需要，是实用性很强的一种技术。《夏小正》中那些天象、物候记事，主要是为了按照时节安排农业生产。这反映了天文学和农业生产的直接关系。古代天文学主要有三部分的重要内容：天文观测；编制历法；天体理论。天文观测最主要的目的只是为了了解方位和季节，而这是为了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以便于掌握季节适时耕种。天文观测是一种纯粹的实践活动，通过天文观测的活动，古代天文官员们才能记录下那么多的天文现象。《后汉书·律历志》中就已经记载了冬至点各年代代表现出的不同现象：“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远，日月宿度相觉浸多，而侯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牵牛五度，而以为牵牛中星，后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谬错，以问史官，虽知不合，而不能易……”。祖冲之在编制《大明历》时，从儒家经典中获取的主要是古代天文学资料，而儒家经典，尤其是《尚书·尧典》，《礼记·月令》，《大戴礼记·夏小正》中的确包含了许多古代天文学的内容。古代中国的历法非常发达，而最主要的是阴阳日历。这种历法便于安排农时。在天文观测和编制历法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天文学还形成了自己的天体理论，有盖天说、浑天说、昕天说、安天说、穹天说等理论。儒家经典的大量古代典籍实际上为当时天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价值观对古代天文学的影响。[5]

4.儒家思想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仁者爱人”的价值观，对中国古代医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儒家历来看重医学，主要原因就在于医学的治病救人和儒家价值观所提倡的“爱人之仁”相吻合，所以一定意义上说行医就成了仁知合一的化身，对医学知识的精益求精就是有仁德的表现。在古代中国巫术和医学不分，而儒家却对鬼神采取怀疑的态度，儒家的这种思想有利于中国古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中医学是一种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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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的科技，这种实用技术的发展明显受到儒家文化仁者爱人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有“医儒同道”的传统说法。“儒医”一词最早见于《宋会要辑稿》：“八月十日臣僚言：‘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儒医的出现是儒学与医学相互影响的结果。宋代名儒自谓“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视良相与良医为儒生进退之道。儒学与中医关系甚为亲密，学儒而又兼行医的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元代名医朱震亨，曾从儒师许谦学习“道德性命之说”，后来钻研医道.终于成为宋元四大医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从张仲景所写的《伤寒杂病论》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张仲景当年从事医学研究的最初动机。这里的“爱人爱物”、“爱身知己”完全符合了儒家文化价值观中的“仁者爱人”的人本思想。中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医学理论。从西周开始，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致病的原因与季节、气候的变迁有关。在《礼记·月令》篇中，像“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诸类的记载很多，其中不违时令的结论是很具科学性的。西周时期，药物及针砭的治疗成为最主要的医疗手段。随着人们越发深入地对人体自身的认识，使得人们对病理的认识从外部因素转变从人体自身因素去认识致病的原因，这个进步是中医进步极其重要的标志。在诸多的医学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种思想观念决定当时人们了对医学的推崇。“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为切近”。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写到是因为“医乃仁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医出于儒”。相反，作为儒者如果不通医术，那么就不能真正做到仁知统一。明代的《原机启微·序》指出，不能解除父母的病痛，即“不能以仁推于父母”，是谓“仁缺”；不能使朋友免除疾病的折磨，即“不能携友于死生”，是谓“义缺”；自己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至危犹不能辨药误病”，是谓“知缺”；“夫五常之中，三缺而不备，故为儒者不可不兼夫医也”。这种观点在宋明以后的儒生中颇为流行，儒者兼医因而蔚为风尚。[6]

仁义思想要求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无条件地做对社会有利或者对别人有利的事情，这就必然鼓励人们去研究古代科学技术。儒医的基本特质就在于：重视研习儒家经典、阐发医理，并以此作为行医的指导思想。利世人的手段和儒家文化中的仁义价值观是一致的，因而，医术往往被称为“仁术，这对于古代医学的发展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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