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晚清知识分类体系中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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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进一步展开,西方学科分类观念逐渐为中国知识界所接受。就实际情形来看,其时的学术分科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等学科领域,传统的“文学”概念尚未实现近代转换。由考察这一时期知识分类体系中的“文学”概念切入,可以从一个侧面见出其时中国知识界汲纳西学的总体情势。
[关键词]“文学”;西学;传统学术体系;近代学术分科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鸦片战争以后,虽然中国士人不得不承认西学在某些方面胜过中学,在学术分科上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学有专科”的分科观念,但也主要是集中在“术”的层面,以及与此有关的自然科学诸科(所谓“格致学”),而在“学”(道)的层面则依然固守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维护传统学术体系的结构。见之于论述,清末开明士人眼中的“西学”,主要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不甚发达的“术”。薛福成《治术学术在专精说》(1892)指出:
泰西诸国,颇异于此……士之所研,则有算学、化学、电学、光学、声学、天学、地学,及一切
格致之学,而一学之中,又往往分为数十百种,至累世莫殚其业焉……余谓西人不过略师管子
之意而推广之,治术如是,学术亦如是,宜其骤致富强也(卷3)。
薛福成注目泰西学术,关注的是算学、化学、天文学等与“致富强”有关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在物质文明远远落后西方国家的背景下,重视技术科学无疑是缩小彼此差距最直接的方式。因而,即便在那些积极接纳新学士人的论述中,“文学”一词仍沿用古义,指文字、礼仪制度及广义的学术、学问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并未进入他们的视野。其中如王韬、郑观应、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的相关论述,都鲜明反映了这一事实。
王韬(1828—1897)作为清末重要的政论家、思想家和学者,始终处于西学东渐浪潮的前列,其一生都与西人、西学有着密切联系。由他撰著、翻译的《西学源流考》、《中西通书》(与艾约瑟合译,1852)等,是19世纪后期中国土人接触西学的窗口。此外,他还积极参与编辑出版报刊,介绍宣传西学,由他创办于香港的《循环日报))(1874—1885),成为晚清传播西方先进思想的重要阵地。
一方面,王韬积极宣扬“西学”,他所谓的“西学”,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西方先进的技术工艺及与此有关的物理、天文、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诸科;二是西方政制。另一方面,作为传统士人,王韬又不愿抛弃其“天国”心态,对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将其视为中华文明的流裔;对于西方文化,则保持一种“高高在上”的心态。缘于此,他在使用“文学”概念时,用的是其古典义:
即以文学言之,仓颉造字,前于唐虞,其日欧洲草昧犹未开也。即其所称声名文物之邦,如
犹太,如希腊,如埃及,如巴比伦,如罗马,所造之字至今尚存,文学之士必以此为阶梯,所谓腊
顶文、希利尼文也。然中国之字,六书之义成备,西国之字仅得其一偏,谐声之外,惟象形而已。
埃及字体散漫,其殆古所称云书而云名者欤?犹太史书纪载独详,上下约略五千年,未必能先
于中国也。观其转徙所至,总不越乎亚阿两洲之间,而文学彬彬称为泰西之豳、岐、邹、鲁,顾得
其所译之书观之,其精理微言逊于中国远甚,惟祭祀译文仿佛相似。其他同者,或亦由东至西
渐被而然者也。(卷1,第38,39页)
将中学说成西学的源头,是晚清士人的普遍做法。事实上,“西学中源”之说潜藏了这样一层含义:既然西学是从中学发展而来,那么将西学纳为己用,也就不会有损“天朝上国”的“尊严”,因为西学不过也是“自家之学”。在此背景下,晚清输入的西学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因此王韬所谓的“文学”,仍沿用其中国古义,指文字、礼仪制度。
类似情形同样发生在郭嵩焘(1818—1891)、薛福成(1838—1894)身上。郭、薛二人在光绪年间都出使外国,是晚清较早直接接触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然而,他们身当洋务运动兴盛之时,当时中国政府和知识界对于西学的关注,集中在对西方先进科技和政治文明的引入和仿效方面,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在关注视野之外。如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曾经提到自己光绪四年(1878)出访英同期问,日本公使上野景范曾赠示《东京开成学校一览》一书,其中对日本明治初期的学科设置有详细介绍:
又见示《东京开成学校一览》,凡分列三十九目,其中亦各有子目。略记其学科:日普通科,
日法学科,日化学科,日工学科,日物理学,曰制作学,日史学、理学,曰数学,日动物学、植物学,
日金石学科,日地质学科,日采矿学科,日画学科,日7台金学,曰机械工学,日土木工学……及其
所论学科本末,条理俱极分明。其诸国之学,则惟英文、学法文学及汉学而已。大抵皆务实之
学也。(卷16,第462,463页)
《东京开成学校一览》,由东京开成学校(东京大学前身)明治8年(1875)2月刊行。其中对日本大学建置的各个方面有详细介绍。明治5年(1872)8月,日本政府更定全国学制,翌年4月,将东京开成学校改为专门大学,分设法学、理学、工学、诸艺学、矿山学等五门…(第6,7页)。上野景范赠示给郭嵩焘的,即是明治6年定立的东京开成大学的规章制度。无论从此一时期日本大学的学科设置来说,还足就郭嵩焘关注的重心而言,注重“务实之学”是其共同兴趣。
这种状况,直到薛福成光绪18年(1892)出使英、法等国时仍未改变。对于晚清的大部分先进士人来说,国强民富始终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见之于论述,军事、外交、商务等一亢都足关注焦点:
中国欲振兴商务,必先讲求工艺。讲求之说,不外二端,以格致为基,以机器为辅而已。格
致如化学、光学、重学、声学、电学、植物学、测算学,所包者广。(第737页)
讲求工艺,引入格致诸学,以达到振兴商务、富民强国的目的。类似看法,代表lr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先进上人效法西方的普遍观念。而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之下,西方近代意义的“文学”概念未被接纳也是情理中事。
作为知识分类体系的“文学”,较早出现于晚清开明知识分子对西方学术文化体系的介绍当中。近代学人中较早从学术分科角度介绍“文学”的是黄遵宪。黄遵宪光绪三年(1877)出任驻日公使馆参赞,留日期间,陆续撰编r《口本杂事诗》(1879)、《日本国志》。在《日本杂事诗》之五十四《西学》诗注中、黄遵宪对阿本东京大学的分科作了简要介绍:
学校隶属于文部省。东京大学生徒凡百余人,分法、理、文三部。法学则英吉利法律、法兰
西法律、日本今古法律;理学有化学、气学、重学、数学、矿学、画学、天文地理学、动物学、植物
学、机器学;文学有日本史学、汉文学、英文学。(卷1)
1887年,黄遵宪编成《日本国志》,介绍日本东京大学的学科没置,与《日本杂事诗》略有不同:
有东京大学校,分法学、理学、文学三学部……文学分为二科:一,哲学(谓讲明道义)、政治
学及理财学科;二,和、汉文学科。(《学术志》一)
彭下麟作《广学校》(1883年前后)一文,曾根据德国传教士花之安所著《德国学校论略》(1874),提
出“大学院”分经学、法学、智学、医学四科(卷41)。在此,黄遵宪虽未对所谓“汉文学、英文学”及“和、汉文学科”的具体课程设置加以描述,却是中国士人首次将“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予以介绍。
然而,正如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所说,“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第126页),黄遵宪借用的日译汉字术语“文学”,在当时并未受到学界关注。尽管如此,自此而后,中国知识界介绍西方学术分科的论说却越来越多。1892年,郑观应介绍日本大学的学科设置说:“校中分科专习,科分六门,即法、文、理、农、工、医六者,但较预科为专精耳。”(《盛世危言·学校上》)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1898)中也注意到欧美及日本大学的学科设置:“英大学分文、史、算、印度学、阿拉伯学、远东学,于哲学中别自为科。美则加农、工、商于大学,日本从之。”(第218~)1902年,康有为作《大同书》,以农学、工学、商学、法学、医学、矿学、渔学、政学、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科分学。
较早对日本大学“文学”科加以重点介绍的是宋恕(1862—1910)。1899年4月3日,宋恕写信给俞樾,信中谈到日本的大学课程设置,认为日本自建立大学以来,“经史诸子各置专科”,并详细解释说:
群经及《淮南》以上诸子,列为支那哲学科正课书,史学别为一科。卒业考取者号文学士,
又进一等号文学博士,为科名之颠。博士、学士虽分六号日文、法、理、农、工、医,而文学出身最
重于国人焉。(《上曲园师书》,第599页)
将诸子归入哲学,又别立史学一科,宋恕所认识的,正是日本在汲纳西方近代分科观念基础上形成的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宋恕对日本大学设科精神作了进一步阐发:“大学分六科:法、理、文、医、工、农……然六科尤以文科为荣,盖法科重在政法,与文科重在政理稍异。理科重在物理,与文科重在心理稍异。”(《(周礼政要>读后》,第609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宋恕已经具备了近代意义的“文学”观念。从1896年7月3日给日本学者冈鹿门的信中可以看出,宋恕所理解的“文学”,其范围仍然仅限于中国传统的诗文:“敬询汉文学要端:一、日本历代诗文派别有专书可考否?一、明治改元以来诗文名家姓名?一、统计今日汉文学会社有几?一、明治改元后诗文比前代何如?一、新出诗文总集或别集以某几种为最佳?”(《致冈鹿门书》,第588页)
一方面绍介日本(源于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结合中西学术的特点,在传统学术体系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认识对近代学术进行分科。1883年,王韬在《变法自强》(中)一文中,将学术分为两大类:一为“文学”,一为“艺学”。其所谓“文学”,“即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也”。具体而言,“经学俾知古圣绪言,先儒训诂,以立其基。史学俾明于百代之存亡得失,以充其职。掌故则知今古之繁变,政事之纷更,制度之沿革。词章以纪事华国而已。此四者,总不外乎文也。”(卷2)王韬所谓的“文学”,仍是基于“文章博学”之义的分类,涵括了后来的人文科学各科,相当于“文科”的概念;“艺学”,则基本涵括了今世所谓的理科和工科诸学。王韬提出的“文”、“艺”二分学术的看法,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面对西学东渐背景下传统学术体系的崩析,在知识分类方面所作的最初探索。
与王韬类似的还有郑观应。他在《盛世危言·考试下》中将学术分为“文学”与“武学”两大类:
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一为政事科,凡
吏治、兵刑、钱谷之类皆属焉。一为言语科,凡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聘问之类
皆属焉。一为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皆属焉。一为艺学科,几天文、地理、测算、
制造之类皆属焉。一为杂学科,凡商务、开矿、税则、农政、医学之类皆属焉。(第299-300页)
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在此并没有将传统的“经学”、“史学”纳入“文学科”当中,较之王韬的“文学”范围已大为缩小,虽然其中的章奏、笺启等文类,在当今的文学史叙述中很少出现,却已经与近世“文学”概念颇为接近,只是内容稍显宽泛。而与“武学”并立的广义“文学”,则包含了军事学之外的各种知识系统。
光绪二十三年(1897),申江袖海山房刊行钱颐仙选辑的《万国分类时务大全》40卷。其中20至22卷为“文学类”。然而所录内容,包括“各国学校”、“各国文字”、“各国书院”、“各国学馆”、“各国算学”、“各国声学”、“各国光学”、“各国电学”等。除了“各国文字”中略及西方之“文学”外,其他诸如算学、声学、光学、电学等“时务”之学,均被纳入“文学类”,很难以今世之“文学”观念加以理解。对此,编者也认为有予以辩解的必要:
是编所收光学、声学、电学、重学等类,其中所学,虽皆制造工艺之事,原与“文学”两字判若
天渊,似不能附入文学类。然编中所汇辑者,皆西国事西国学也。即“文学”两字,亦不过第就
泰西各国语言文字所见诸纸笔者而言,故光学等类,统以算学,均分隶诸文学之末。(《凡例》)
如果照此逻辑,凡是文字记载的,均可入文学类中;那么一切的学科分类,都显得毫无必要。此处所谓“文学”,与“文学”之中国古义“见于文字记载的文献”颇为近似。
1898年,康有为刊行《日本书目志》,将日本出版的西学书目分为15门:生理门、理学门、宗教门、图史门、政治门、法律门、农业门、工业门、商业门、教育门、文学门、文字语言门、美术门(方技附)、小说门、兵书门。其所谓“文学门”,包括文学、作诗及诗集、诗集、新体诗、歌学及歌集、歌集、俳书及俳谐集、俳人传记、俳谐集、戏文集、唱歌集、俗歌集、戏曲(义太夫稽古本附)、谣曲本、脚本、习字本、习字帖小学校用、往来物。而其中如和文学、教育小说,分别被归入“文字语言门”和“教育门”,此外又另立“小说”一门口“(第441-515页)。由此而言,康有为所谓的“文学门”,与今日之“文学”概念仍相去甚远。
总体来说,晚清西方学术之输入中国,尚处于梁启超所说的“从制度上感觉不足”阶段,知识分类体系中之“文学”并不受学人重视,其分类也不够明晰。对此,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4)概括认为:“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第9j页)只有等到“文学”成为近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科目,“文学”的本体特征和价值才得以昭显。
[参考文献]
[1]薛福成:《唐庵海外文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光绪刻《庸庵全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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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日]东京开成学校:《东京开成学校一览》,东京开成学校1875年刊本。
[j]薛福成:《薛福成日记》下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
[6]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载《黄遵宪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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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宝文书局1898年刊本。
[9]《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0]郑观应:《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12]宋恕:《宋恕集》上册,胡珠生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
[13]钱颐仙:《万国分类时务大全》,申江袖海山房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本。
[14]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蒋贵麟编,《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1册,台北:宏业书局1976年版。
[15]王国维:《静安文集》,载《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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