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金：,左手科研，右手科普

在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这个职位上，55岁的孟庆金已经干了10年。

2017年他带队发现了迄今为止最原始的滑翔哺乳动物化石，该成果于2017年8月17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一边当馆长做科普，一边当学者做古生物研究，孟庆金乐在其中。

情系自然，一切从热爱开始

谈起如何走上这条路，孟庆金直接把时间线拉回到童年。

“我小时候是伴随着鸟叫、蛙鸣长大的，探索自然的兴趣也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所以到了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选择了大连水产学院（现大连海洋大学）的淡水渔业专业。当时该校在我们省只招3个人，但我坚持报考，于是就去了环境优美的海边城市大连。”孟庆金回忆道，他的大学宿舍位于半山腰，窗外就是大海。1986年大学毕业后，孟庆金选择留校任教。

1999年初，孟庆金换了工作，去了初建新馆的大连自然博物馆当馆长，开始古生物学研究和博物馆科普工作。

“那家博物馆的建筑很有特色，蓝色的屋顶，米黄色的外墙涂料，馆内以展示海洋生物为主，馆外还有一片海，有海鸥、小鱼和黑色的礁石。”对当时的点滴，他至今记忆犹新。

2008年，他调到北京自然博物馆，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工作。

管理一家自然博物馆是个“既宏大又具体”的活儿。大到研究如何展示生物演化的历程、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小到选择标本的照片、填写照片的说明……高高大大的孟庆金，每日都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解决着一个又一个问题。但他却忙碌并快乐着，因为这里是探究未知的地方，而他心里埋着超多“为什么”。

“直到今天，生物界和生物自身，包括我们人类在内，还在不断发生变化。”在孟庆金看来，这个世界还有太多待解的谜团。“为什么恐龙会长出羽毛并向鸟类演化发展？在恐龙等大型爬行动物统治天下的时代，哺乳动物是怎么找到更广阔的生态空间去繁衍后代的？它们又是如何适应当时的环境的？”他随口便抛出一串问题，涉及羽毛演化、鸟类起源等。

在他眼中，自然博物馆正是为解答这些生命谜题而搭建的平台。

与时俱进，用新技术呈现新科普

谈到个人经历，孟庆金寥寥几句带过。起初以为是客气，时间一长才知道他是真“不爱聊自己”。但只要问到和博物馆或科普相关的话题，他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做科普多年，在孟庆金看来，这是个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经费投入、科学家与科技工作者的積极参与，还需要媒体、企业、行业组织等社会各方的支持。

“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手段的广泛应用，参与性、启发式的展品层出不穷，移动终端可随时随地呈现海量的科普内容，科普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孟庆金切身体会到这种改变，“对处在‘科普一线’的博物馆来说，必须与时俱进，设计出大众接受度高、传播效果好的科普产品。”

2011年，孟庆金和其他几位科研人员一起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报道了一种已知最古老的真兽类化石“中华侏罗兽”，其拉丁文学名意为“来自中国的侏罗纪母亲”。2018年初，以小侏罗兽为主角的4D电影《小侏罗兽历险记》正式上映，首映就在北京自然博物馆。

选择以电影的形式进行科普，这是孟庆金和团队的新尝试。在读屏时代长大的孩子对视觉效果、交互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让他们对陌生的古老生物产生兴趣，孟庆金可没少动脑筋。“以前博物馆的科普方式主要是我说你听，是被动式教育，现在更注重和参观者的互动，比如小孩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恐龙骨骼拼图或像科学家一样组装恐龙骨架。但这还不够，如今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邀请大家直接参与博物馆组织的活动，比如跟随研究者去野外发掘标本、拍摄动物照片等。”孟庆金说。

“我们正在写一个新的脚本，从功能行为角度介绍鸟、昆虫等生物飞行的秘密，讲述它们怎样习得这种技能，又是如何与大自然的演化相伴相生的。”孟庆金说。

科普的形式和内容一直在变，这位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的脚步也不会停下。“我愿在这个平台上，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科学知识传播、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做一点工作。”孟庆金说。

一线问答

记者：作为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馆长，您参观过多少博物馆？

孟庆金：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会去参观当地的博物馆。虽然没有挨个统计，但20多年来，我参观过国内外大大小小几百家自然博物馆。曾经有次去美国，一趟行程就看了50多家各种类型的博物馆。这是兴趣所在，也是为了学习借鉴。

记者：在您看来，国内外博物馆在设计、布展等方面存在哪些差异？

孟庆金：国外博物馆的设计往往更有创新性，能充分体现博物馆的社会职能。国外的博物馆展览也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他们更加注重展览的内容设计，强调内容的完整性和最新成果的呈现。而国内博物馆往往不重视科学研究职能，很难策划出好的科普产品。相比之下，国内有些博物馆对内容的解读深度不够，有时在展览中过于追求使用不必要的新技术，这样做不仅耗资巨大，也不利于知识的传播。

记者：“不重视科学研究职能”会对博物馆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孟庆金：科学普及要想保证内容的科学性、做到有效传播，就需要科学研究做支撑，对博物馆而言更是如此。博物馆要展览什么内容、如何正确解读、通过什么方式让公众接受并理解，这些都需要科研工作来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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