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1937年巡回文库的图书选择：阅读导向与读者需求

总结他四十年国民革命的经验，强调国民革命只有“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才能将中国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中解放出来，成为自由平等的国家。唤起民众的基本要求是民众了解并信仰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而南京国民政府对常识类图书的限定，体现了巡回文库的阅读导向。

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县市党部设立民众学校办法大纲说明》附注，“常识”是“专指公民常识（即教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做国民、如何做良好国民）与职业常识（即农工商等职业简要常识）”。关于公民常识课的教材限定在“关于衣食住行之整饬、卫生、节约、身心陶冶、爱国家爱民族、拥护国民党及参加革命、四权运用及地方自治、爱公益、重纪律、守时间”等内容。

1925年，鄞县南六区区教育会巡回文库图书选购标准是“能启发平民思想，增进常识”，其中各类图书所占比重为：常识类图书（40%），教育类图书（20%），实业类图书（20%），其他图书（20%）。结合上文关于常识内容的界定，实业类图书实属于职业常识类图书，因此该巡回文库中常识类图书的比重是60%，而教育类图书仅占20%，可见，常识类图书一跃成为巡回文库的主导图书，是该时期巡回文库图书选择的首次演变。

2.3强制贯输：党义图书为必备图书

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以后，国民党为加强对三民主义和国民党党义的宣传，在巡回文库中强制性加入了国民党党义图书，促成了巡回文库图书构成的第二次演变。由于部分常识类图书也具有宣传三民主义的性质，在国民政府阅读导向的指导下，常识类图书与党义图书成为巡回文库选择的必备图书。

1928年，上海教育局举办的五组巡回文库，购“儿童读物、成人读物、党化丛书”3类图书，在5个学区巡回陈列，提供借阅。1929年，南昌市政府设置市民巡回文库，“购储党义及关于常识书籍为限”，以增加市民读书机会同年，湖北省各县巡回讲演材料和巡回文库图书限定在“党义、政治、社会公民常识，首都、沪汉报纸等浅近通俗书籍”的范畴。通过了解杭州市市立通俗图书库、奉化县立巡回图书馆、天津通俗图书馆巡回文库等多地巡回文库图书构成可知，党义图书是必备，此外，各巡回文库图书在教育（含通俗教育）、常识、科学等图书报刊中自行选择，具体增减视地方.隋形而定。

1918年，巡回文库图书主要是以教育类图书为主导，至1925年一变为以常识类图书为主导，至1928年再变为党义图书必备的图书构成，是官方阅读导向在巡回文库图书选择上发挥主要影响的结果。

3.读者需求对巡回文库图书选择的影响

1918-1937年，巡回文库的读者需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巡回文库的阅览统计体现的民众阅读倾向；二是民众向巡回文库管理员反馈对巡回图书在语言文字、内容、体裁、排版等方面的需求。民众的阅读倾向与阅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巡回文库的图书选择。

3.1民众阅读倾向对巡回文库图书选择的影响

根据民国时期相关巡回文库的总结及借阅图书类别统计等数据，本文大致可推测出时人的阅读倾向。以广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巡回书车7个月（1933年11月-1934年5月）的图书借阅类别统计为例，由于该巡回书车的图书有23类，过于细致，此处不一一列举，仅选借阅总量的前4名制为表1，分析考察当时广西南宁地区民众的阅读倾向。

从表1可知，广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巡回书车7个月内共借出图书355册，借阅册数排前4位的图书类别依次是小说、医药、历史、军事，占借阅图书总量的53.5%；其中，小说类图书被借阅的册数最多，月借阅率在30%-56%，总借阅率约为41%，远远超过借阅数量居第2位的医药类图书（5%）。因此大约可知，广西南宁的民众这一时期倾向阅读小说、医药、历史和军事4类图书，尤其喜爱阅读小说类图书。

1935年，定县同学会巡回文库相关统计显示，该巡回文库巡回了“三个月十一天，巡回村庄数138村，巡回图书2922册，阅读人数总计10369人，平均每个村庄阅览人数86人”。定县是平民教育的实验区域，利用定县同学会开展巡回文库的成效显著，其中村民的阅览倾向是“故事、小说、鼓词为最多，其中，故事中以三国演义及岳飞两书最受欢迎”，而“民族常识中，以东三省及日本两书较多”。由此可知，该时期民众倾向于阅读情节起伏的小说、故事、戏曲等读物，其次是医疗卫生、历史军事等读物。由于民众识字能力的限制，巡回文库还设置专门的画报、连环画以吸引识字有限的读者，这部分读者又更喜欢情节起伏的连环画，与巡回文库举办者试图通过推广阅读以开启民智、唤起民众的初衷有出入。1936年，《教育辅导》刊载的一文认为“小学私塾以及工友商人平日阅读之书籍，大都为牛鬼蛇神之连环画及小说等”，可知作者并不赞同民众过多阅读“牛鬼蛇神”的读物。

有些巡回文库在选择图书时将“牛鬼蛇神”小说等图书摒弃，但也有巡回文库在官方阅读导向的主导下，兼顾读者的阅读倾向，适当地选择民众喜闻乐见的读物作为巡回图书。例如，湖北省实验民众教育馆在1934年上学期设置特约茶园巡回文库，从该巡回文库第一库的图书目录可知该巡回文库的图书选择，如表2所示。

该巡回文库的图书选择在阅读导向与阅读倾向的影响下，极具代表性。从表2可知，该巡回文库的图书在党义常识必备的前提下，结合民众阅读倾向，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既能引起民众阅读兴趣，又引导民众关注国家民族。

3.2民众阅读反馈对巡回文库图书选择的影响

巡回文库在巡回过程中可以接收到民众对巡回读物的阅读反馈，以及对巡回文库图书在语言文字、内容、体裁、排版等方面的需求。

一是语言文字的阅读需求，希望巡回读物的语言简短浅白、文字简单易识。1935年，定县同学会巡回文库收到农民关于读物的反馈，他们喜欢阅读简短、浅白的文字，读物的外在形式则倾向于“词类连书，旁附注音，字体稍大，不要横印”。同年，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设置流通书架和茶园巡回文库，民众认为他们陈列的图书报纸大多“语句复杂，文意深奥，重要消息扑朔迷离”，可见，读者希望阅读语句简单、浅显易读的图书报刊。1936年，重庆开展巡回图书担的实验，实验负责人要求读物文字浅显易懂，“只要读过千字课的民众便看得懂”。可见，各地民众对语句复杂、难以读懂的图书报纸颇有微词，还是比较希望阅读文字简洁、语句简单、通俗易懂的图书报刊。所以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提议在陈列读物方面改进，为了迎合民众的“低级趣味”，多备置“文气浅显、富于常识的小报”。

二是选取内容有趣、能引起读者兴趣、民众熟悉的体裁、厚薄适中的图书作为巡回读物。例如，1936年重庆开展的巡回图书担实验，除了对巡回读物的语言文字有要求之外，对巡回读物的内容、体裁和阅读时间等也加以限定，要求内容上侧重常识方面，以社会常识为主，其次才是自然常识的内容；体裁上，最好采用“章回体小说、连环画、弹词、戏曲”的形式；在阅读时间上的期望为“30分钟～120分钟能读完”，即要选厚薄合适的读物。但是，这仅仅是作为巡回图书选择理想状态的标准，而实际上，当时图书市场能满足上述要求的读物并不多，虽然“中国出版界、著作家老早就喊着民众化、大众化、通俗化的口号，而实际上真正合乎民众的读物不大找的出来”。这应该是当时巡回文库所有举办人的心声，是在巡回文库图书选择时都会遇到的问题。

三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选择巡回图书。中国地大物博，不同地区风土人情和物产各不相同，各地巡回文库的图书选择也因时因地而异。例如，“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国人强烈的爱国意识，江苏宿迁县立农教馆不仅在馆内“陈列悬挂反日文字图画”，还将“反日书籍图册编为反日巡回文库”，于各乡镇巡回陈列，供当地民众阅览，以激起民众爱国热情和反日思潮。山西省立民教馆针对工商群体开展工商巡回文库，“购置工业、商业、交通、工程、工艺、劳工、实业、经济、科学、杂类等各种图书”，前往各商场、工厂陈列，巡回为工人提供职业常识图书的阅览服务。宁波民教馆针对渔民和盐民设置“渔盐巡回文库”，在党义常识类图书之外，增加关于渔业和盐业的图书。

此外，在巡回文库的阅览登记方面，因为人们不愿意登记姓名，所以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建议，取消签名式，采用职业划到的方法，既快捷又便利，简化阅览前的登记程序。由此可知，民国时期普通民众对读物有浅显易懂、能引起阅读兴趣的诉求，对巡回文库的阅览程序也希望能简化处理。

1918-1937年，巡回文库的阅读导向与读者的阅读需求存在不一致和矛盾的地方：官方阅读导向希望民众在阅读中拓展见识，增强家国意识，提高生活生产技能；而民众更倾向于阅读浅显易懂，内容有趣的消遣读物。如上文所述，这一时期诸多巡回文库在进行图书选择时，尽可能地调节这种不一致性，使巡回文库的图书既能引起民众阅读兴趣，也能传播知识，或引导民众利用阅读提高现代生活的技能，或唤起民众为了家国而振奋。

4.图书馆学人对巡回文库图书选择的理论探索

1918-1937年，中国图书馆事业在发展，巡回文库的举办者在实践中摸索巡回图书的选择方法，试图在阅读导向与读者需求之间寻求平衡。这一时期除了丰富的巡回文库实践，图书馆学人还进行了关于巡回文库图书选择的理论探索。

1932年，文华图专的赵福来发表了长达28页的《民众圈与巡回文库应备书目初稿》，导言部分从民众图书馆和巡回文库的创办缘由谈起，强调民众图书馆与巡回文库给予民众均等阅读机会的宗旨，其对民众教育的重要意义，以及慎重选择巡回文库图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关于巡回文库的图书选择，赵福来提出了全国通用的几个基本标准：一是“书要好而浅近的文字写作”；二是“要费钱少而效果大”；三是了解“民众的嗜好和兴趣，根据地方情况介绍相当的读物给相当的读者”；四是“其价目、大小要注意，免于处理上感到困难”，五是注重规划巡回文库图书构成，“规定各类的百分比，摒弃神奇鬼怪、无益身心的小说”。他从理论上探讨了巡回文库图书选择的原则，文字要浅显易懂，内容适合地方民情和民众喜好，能引起民众阅读兴趣，有益民众身心发展和生活常识积累；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选择性价比较高的图书，或与当地公立图书馆互借图书；由于巡回文库形式的特殊性，选择图书要注重图书大小与巡回工具的契合度，有些图书虽好，如果部头过大，并不适宜用于巡回文库，不仅因为一个巡回书箱装不了几本大部头的书，而且读者也会因为阅读时间过长而却步。

此外，他还介绍了选择图书的方法，在了解当地民众的识字水平、阅读倾向、地方需求和经费状况之后，巡回文库可充分利用各种书目（尤其是比较公允的各图书馆书目）和各种新书广告，或者亲自到店阅览，有计划地选购图书。他将巡回文库应备书目分为普通丛书、哲学、党义、宗教、一般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教育、婚姻风俗、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医药卫生、农学、家政、商业交通、工业制造、美术音乐、语言文学、新小说、旧小说、地理游记、传记、本国史、外国史，共23类子目，并在各子目下分别介绍相关图书，著录译著者、出版机构及价目信息，偶有提要或简要评价。这是当时图书馆学人首次对巡回文库图书选择进行的理论探索。

在当时的图书馆学相关著作中，涉及图书选择的还有很多，以该时期民众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选择为例，1935年徐旭在其所著的《民众图书馆学》第6章中专门讨论民众图书馆图书之来源，巡回文库作为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延伸，目的是收集“最大多数民众可以利用的图书”，所以他详细介绍了对于不同地区民众图书馆图书选择的标准、依据、比重等内容，该书中图书选择的方法和标准同样适用于该时期巡回文库的图书选择。

无论是上述各地巡回文库图书选择的具体实践，还是当时图书馆学人所进行的理论探索，都对这一时期巡回文库的图书构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增加了巡回文库普及各地民众阅读的机会，有力推动了该时期的社会阅读。

5.结语

1918-1937年，巡回文库作为图书馆的简易形态，以及图书馆服务的延伸，在全国大范围内设置和普及，促进了该时期民众社会阅读，辅助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识字教育和职业教育，传播了民族思想，激发了爱国意识。这一时期巡回文库的图书选择在阅读导向、读者需求、社会思潮、地方需求及经费限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艰难地平衡各类图书构成，以达到巡回文库促进图书流通、引导民众阅读、提高民众生活生产技能、启迪民众智慧的宗旨。该时期巡回文库图书选择经验的总结和图书选择理论的探索，为今天公共图书馆在其延伸服务的图书选择方面，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借鉴，有助于促进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的构建。

[作者简介]

唐艳 女，1987年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历史文献学2013级博士研究生。

姚乐野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5-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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