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工开物造像千年

报告中以历代的人俑比较,称:“隋唐五代以降,由于葬俗的变化及纸制明器等的流行,随葬俑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元代俑的数量及质量下降,根本无法与前代相比,而据明代墓葬出土的俑来看,则又无论在出土数量、品种及分布区域上,均盛于元代……”明代以降,清代纸制葬器完全兴起,使得前代大量制作的陶佣质与量均见萎缩,乃至消失。其次,因晚明士夫阶层文化生活的极度成熟,文人们借品鉴“长物”而品人,构建他们理性的人格,标举物态之美与人格之善的完全地融合转化,在追求高雅绝俗之趣的同时享受他们眠云梦月的玄幻与风致,以至于对于起居日用之物及文房用具的要求尤其雅致苛刻,从另一方面促动着手工艺及此类小型雕镂塑造人才及作品的迅猛发展与发生,所以明代的工艺雕刻大兴繁盛乃应时而起。再者,明清国祚绵长,百姓生活掴对富庶,对于其安居生活的建筑场所大事修饰美化又为此时雕刻之一端,以木、石材质为多,一般作为建筑的构建、建筑的某一局部或附件装饰而存在,所以此类建筑性雕刻大为发达又成为此一时期一宗明显的特点。

元代以蒙元入主中原,历朝君主虽仰慕中土的文化艺术,但国柞既短,于雕塑方面的贡献明显弱于前朝,其成就主要表现在宫廷的建构、皇家园林的环境雕塑方面。元大都宫殿建筑已毁,从遗址出土的诸如“凤麒麟石雕、走龙栏板”等建筑部件,以雕饰作品的视角看,显示出富丽繁缛的特性。元代存世的重要作品为北京居庸关云台之浮雕护法天王、十方佛、干佛、券门上的“六具”等石刻,尤其是“洞壁上四天王像可称元代雕塑的代表。天王皆在剧烈之动作中。其雕出不高,光影之反衬不甚强,然其路线则为绝对的动……”居庸关云台是现在所知最早、最大的一座过街塔基实物。元皇室兴建过街塔,除祈求福利、延寿和所谓益国安民外,还如过街塔铭所记有着“下通行人,皈依佛乘,普受法施”之意。所以这件“作品”属于宗教艺术。

杭州灵隐飞来峰藏传宗教造像石刻的主持者及“大施主”据说就是名声极恶的“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其造型分汊相与梵式两种,与元统治集团信奉喇嘛教有关。飞来峰石刻虽与盛唐比较风气削弱,形象也显板滞,但无疑它是东南沿海首屈一指的代表了,元以后也很少有石窟雕造的延续。山西太原西南的龙山山顶雕造则是道教石窟,虽然仅有8窟,已属元代最大规模的道教石刻群。

山西晋城玉皇观的二十八宿彩塑为当时泥塑作品中的扛鼎之作,也是为数不多的本土宗教形象及标准化的塑像制造,反映出自南宋以来,中国文化多元发展之形势。元代也是一个多元的宗教国度,外来的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波斯)教渗入,与本土的道教、佛教、喇嘛教于泱泱大国中汇合交流,南京博物院即藏有原北京房山元代十字寺的遗存——两块《元·也里可温》石刻。元代著名的雕塑家有生于尼泊尔的阿尼哥和他的学生刘元。

明、清两代的大体量圆雕作品并没有因为国势、国力的强大而有所发展,两代帝王中有对艺术建功者如永乐和乾隆,但是他们对于雕塑一门没有怎么提倡,最多是倾心于文玩日用等精致的小物件的鉴赏。此一时期尚可提及的是建筑雕刻,主要荟萃于故宫建筑群和天坛、北海、颐和园、圆明园等皇家禁地。其中,明代司礼监太监王振于正统八年(1443年)仿唐宋“伽蓝七堂”规制而建造的智化寺,原有许多雕塑,最引人者,是原万佛阁智化殿的藻井,由梁思成先生的合作者刘敦桢先生发现,称:“就中万佛阁之藻井,云龙蟠绕,结构恢奇,颇类大内规制,非梵刹所应有,因约往观。讵至该寺而藻井已亡,惟阁内彩画装饰雕刻诸项,类具明代特性。”观其雕饰之精湛繁琐细致至微,直令人窒息。此物早已流失海外,现入藏于美国费城博物馆内。

紫禁城内最大的一块雕刻作品为石雕御路,长近17米、宽3米多,凸雕着蟠龙、海水江涯与各种配合围绕的图案,布局宏伟,雕刻精谨,为明清时期令人印象深刻的石雕装饰作品。其它如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石狮,宫廷内主体建筑三大殿白石须弥座上所刻浮雕云龙、云凤的望柱,圆雕的螭首,能燃香的铜龟、铜鹤等金属制刻大致的雕造风格皆精致规整,只是体现皇家气象及不惜工本的奢华而已,少了许多的艺术气息。建于大同、北京故宫、北海的琉璃九龙照壁,故宫内的鎏金铜龙、凤、麒麟、狮、象等动物雕造,也各以不同的材质和丰富多样的造型点缀和调节着宫殿内堂皇森严肃穆的气氛。比较明清两代风格,还是明代较为浑朴、厚重,清代多精巧而流于琐细。宗教雕塑主要为寺庙彩塑和小型的木、石、金铜佛像及道教中的天师、真人之像。明代优秀造像有陕西蓝田水陆庵塑壁,山西平遥双林寺的天王、力士、罗汉、渡海观音等,现存彩塑尚有两千多尊,大者丈余,小者尺许。分别延续着本地区雕造的优良传统,人们可以从中想见唐代雕造是如何的盛大宏丽。清代作品中云南昆明筇竹寺的500罗汉,各个形象鲜明灵异,凝聚着民间匠师黎广修杰出的塑像才情和艺术表现力。另外清代小型喇嘛教金铜佛像中也多有精品,我院藏有百余件小铜塑鎏金藏密佛、菩萨像,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山西平遥双林寺明代雕塑,韦陀像后即为彩绘群像塑壁。唐代塑壁之风至此犹存。河南洛阳的白马寺也藏有一尊韦陀像,为夹纻千漆制法,原元大都大能仁寺遗物。

福建的德化窑自宋代始有烧造,至明代已极盛。其特点“白釉滋润,胎体细腻”,即俗话所说“象牙白”为其典型特色,塑造民间所热奉的宗教形象,如如来、弥勒、观音、达摩等。我院所藏此器,线条温润圆转,观音团发高髻,顶披软巾,项戴璎珞,双目低垂间神情安详娴雅,面容既丰腴秀丽又不失端庄严静,左腿盘曲,右膝竖立作半跌倚坐之姿,左手握经卷轻搁右腕之上,势态极优美雅致,为德化窑所出观音像中的上佳之作。据说当时德化窑陶工何朝宗的作品已被“天下共宝”,“人争购之”,多传海外。欧美及日本、东南亚各国著名的博物馆都有收藏,其所制达摩祖师、渡海观音等形象早已深受各国民众的喜爱。

明末文震亨所撰《长物志》代表着此时文人对于文玩物品及日用之需的要求和敏感程度,那些大都“寒不可衣,饥不可食”的东西,在文震亨看来才是追求艺术的本质。“古人制具尚用,不惜所费,故制作极备,非若后人苟且,上至钟、鼎、刀、剑、盘、匝之属,下至隃糜、侧理,皆以精良为乐,匪徒铭金石、尚欸识而已。今人见闻不广,又习见时世所尚,遂致雅俗莫辨。更有专事绚丽,目不识古,轩窗几案,毫无韵物,而奢言陈设,未之敢轻许也……”(《长物志》卷七《器具》)于是竹、木、牙、角之器及其它符合文人雅望的工艺雕刻品盛行于世;而民用建筑等装饰皆附设石雕、石刻、木雕、木刻等许多造型,概括有草木花卉、戏文人物、龙凤麒麟、山水景观诸多题材;概括并图案化地设计着珍禽、瑞兽、虫草、花木的雕刻,或寓意吉祥丰饶,或象征延年益寿。我院收集此类作品极多,也是此时相对国泰邦安,民生富裕的社会表现。其它尚有许多观赏性雕塑作品传世,如福建德化的瓷望观音、清末天津张明山的民俗题材和肖像泥塑;江苏无锡的惠山泥人等都是从此时承续发展起来的小型的塑雕作品,以满足备社会阶层民众的喜好。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民俗风味,抽象传神,写实具形都颇为大众欢迎,代表着古代雕塑至晚期的又一发展的趋势。我院多有此类雕塑的收藏,虽不是什么国家重器,仅供蕴藉闲情逸致,清赏把玩之物,或民间用具玩偶之属,但也凝聚着古代匠师的智慧,一样代表着他们的性灵寄托。明代魏学洢撰《核舟记》一篇,详尽描述了常州地域一微雕工艺师的作品,这个工艺雕刻家王毅,被他称做“奇巧人”。其所刻材料为未满一寸的桃核,“通计一舟:为人者五,为窗者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者各一;对联、题名并篆文,为字共三十有四;而计其长,曾不盈寸,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主题是苏轼与朋友携舟子泛舟出游赤壁之情景,因核舟上有苏轼的名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刻字可知。文中魏学洢连连惊诧这位匠师的鬼斧神技:“嘻!技亦灵怪矣哉!……然谁有游削于不寸之质,而须麇了然者?假有人焉,举我言以复于我,我必疑其诳。乃今亲睹之。”方才相信天下真有此细密绝妙的技艺。现在,南京的夫子庙古董铺尚能见到微雕的核舟作品,为当代的工艺师所刻,却总不见有《核舟记》中描述得那么好,人物雕刻也没有那么清晰分明,更何谈有人物的戏剧性,唯舟上的窗楫还是略能活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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