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古韵盛世佛光

故事：天宝年间，安西城被蕃军围困，毗沙门天王于城北门楼上现身，大败蕃军，之后玄宗敕令诸道节度所在州府于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像供养，佛寺亦敕别院安置。从这个故事可知当时对毗沙门天王的供养已成风气。这尊天王像比例恰当，表情刻画生动，造型既夸张又真实自然，体现了唐代雕塑技艺的成熟。在对艺术形象的塑造上，采用了对比烘托的手法来加以刻画。天王形体硕大，臂膀有力，身上甲胄纹饰精美，身后带饰蜿蜒逶迤，装饰华美；而小鬼则体量小，塑造简单、朴素。两者形成反差，更衬托出天王的高大威武。表现天王的雄健有力，并没有直接用暴凸的肌肉经络来显示，而是通过小鬼呲牙咧嘴、痛苦挣扎的神情来传达出天王的千钧之力，表现出唐代匠人非凡的艺术才能。

苏常侍造印度佛像（图六）

此像为泥质灰陶，略呈半圆形。正中释迦螺形高肉髻，面型丰满，身着轻薄的袒右肩式袈裟，右手指地作降魔印，左手置于膝上施禅定印，结跏趺坐在方形束腰须弥座上。佛身后有一方形靠背，边饰联珠纹，佛像头后有双重圆光。左右两胁侍菩萨，头戴花冠，薄衣贴体。像座下排列7行小字，为四句偈语，文日：“诸法从缘生，如来说是因，诸法从缘灭，大沙门所说。”此偈语为佛教中的法身偈，是佛教根本教义所说四圣谛中苦、集、灭_一谛的偈语。佛像背面有题记14字：“印度佛像大唐苏常侍普同等共作。”

这种小型模压烧制而成的陶造像称为“善业泥”，因唐代此类造像有的背后有“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铭文而得名。凡是这种小泥模制佛像统称为“善业泥像”。此类像早在北魏时期即已出现，迄今所知有明确纪年最早的泥佛像为西魏大统八年（524年）扈郑兴造三佛像。唐代因为铜料主要用以铸钱、铸镜，其他一切器物，能避免用铜者概不用铜，用泥造像取材容易，工艺简便，因而大量制作。目前发现的唐代“善业泥”主要集中在陕西地区，陕西历史博物馆就藏有数百件之多。这些“善业泥像”与铜、石佛像一样，有着鲜明的时代风格。值得注意的是此像特意点明“印度佛像”，表明此佛像是直接摹自印度传人的样本。从佛的造型来看，着袒右肩式大衣、螺发、丰满宽厚的双肩，带有浓郁的印度造像风格。另外，佛所着大衣是无衣纹式的，仅在衣领部及腿部稍刻划边缘线而已。这种造型是传自印度笈多时代（约320—600年）以萨尔那特的佛像样式。佛像身后带方形靠背的金刚宝座，也是萨尔那特佛像上常用的。据史料记载，唐代高僧玄奘大师、朝廷官员王玄策都曾从印度带回笈多造像的实物和模本。

题记中的“苏常侍、普同”为造像之人。“常侍”为唐代内侍省官名，正五品。据陈直先生考证，苏常侍就是杨思勖。《旧唐书·宦官杨思勖传》中记，杨思勖原姓苏，罗州石城人，为内宫杨氏所养，以阉从事内侍省，因军功于神龙三年（707年）官拜青光禄大夫内常侍。苏常侍泥佛像应在中宗神龙三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所造。此像陶质细腻坚硬，纹饰清晰精致，是泥佛造像中为数不多的精品。

石雕罗汉像

降龙罗汉（图七），一手握拳置于膝上，一手下垂拄地，双眉紧锁，表情威猛而庄重。方形座上雕塑一蛟龙翻浪而起，回首怒吼。整个雕像给人以咄咄逼人之感。

拊狻猊罗汉（图八），结跏趺座，头微侧，目视下方，表情含蓄沉静，身体左边立一狻猊。狻猊，又称狻麂、雏猊。《尔雅·释兽》解释：“狻麂，如虢猫，……食虎豹。”可此时的狻猊正抬起头来似乎在温顺地注视着尊者，罗汉的泰然自若与猛兽的驯良，二者和谐统一，显示出罗汉法力之大。

披风罗汉（图九），共2件，皆深目高鼻，头蒙长巾，结跏趺坐于长方形的台基上。一位身着圆领袈裟，内着“僧祗支”，双手合抱，平放膝间，双目微合，似在禅定冥思。另一位身着通肩袈裟，身体微侧，注视前方，神情肃穆。陕北地区自古便是胡汉各民族杂居之地，这两尊罗汉的形象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宋代，造像的宗教气氛已减弱，呈现出高度写实的风格。这种写实风格是以世俗的审美情趣来塑造佛像，以迎合世俗社会。在宋代各类佛教造像中，因罗汉像在造型上没有经典仪轨的严格限制，成为宋代写实艺术的主要表现题材。这四件石雕罗汉像雕刻手法极为洗练，线条流畅，人物塑造生动传神，是此类题材中的佳作。

（责任编辑：李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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