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义精神与其复兴
时间：2022-03-11 09:41:07 浏览次数：次
摘要：作者立足文化史与比较文化角度，探讨了侠文化，认为侠义精神应当作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其中纯正的侠义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髓，也是民族的缺失，应予继承与复兴，这是历史课题，也是文化重任。
关键词：文化；侠义；精神；民族；复兴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021-02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自史迁、班固后虽不专见于正史，但文学作品、稗官野史、文人论述代不绝书，近几年风云激荡，已有显学之势。这种文化现象颇有探讨价值。笔者认为，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侠义精神的永恒价值，但同时又要对一些变异的精神成分予以甄别，而我们倡导赓续的正是能够体现国家、民族精神的纯正侠义精神。
一、由侠的来源探讨侠义精神
依现存史籍，最早论及侠的是韩非子，他在《五蠹》提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一名言。此后，司马迁专辟《游侠列传》存于《史记》之中，其首次阐述侠义精神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溢美之处颇多。近代以来，对侠文化的研究出现了千年沉寂后的复苏，也因此对侠义精神的探讨有了一些进展。梁启超主张儒源说，认为“无下之大勇，孰有过我孔子者”，又说“漆雕氏之儒，……正按后世游侠之祖也，孔门必有此一派，然后漆雕氏乃得衍其传”。鲁迅倡墨源说，认为“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侠者究竟出于儒家还是墨家，自然是个非常复杂也难以说清的问题，但侠者基本精神与儒墨思想达成了重合与一致却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重要的。《论语》“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的语句，《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语句，均与侠者“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精神同一。墨家以极富救世热忱自倡，《墨子》的“杀己以存天下”、“万事莫贵于义”，与史迁“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的侠义精神合。这种对应分析也说明侠义精神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是合一的。
由侠的本源探讨，参阅近人对侠文化的一些研究成果，笔者试将侠义精神梳理为：执义，笃信，轻生，尚武，放达。（一）执义为侠义精神的核心。依孔子解释，“义者，宜也”。胡适解释说“宜就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侠与义往往组合成词也说明义为侠之核心。侠者除暴安良，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见，甘为公义而战，甘为天道授命，凡义之所在，九死不悔，正是古来先王圣贤所倡。（二）笃信是侠义精神中的绝对性特征要素。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乎”，侠者忠于然诺，一言既出，舍命践行，以为立于天地间的信条。（三）轻生是侠义精神中至为壮烈撼人的因素。这一生死观一反乐生畏死的人之常情，洞达人世，视死如归，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血性洋溢。（四）尚武是侠义精神的勇力特征因素。今人将侠义文学称之为武侠小说，主要原因也在此。（五）放达是一种飘逸、豁达、淡泊、自由的人生态度与生活形象。儒家用行舍藏的出入世精神历来为士人所遵循，后世儒者大多参与政治并为名利所羁绊，但侠者在出入世方面则反而疏放，不乐仕进，与在朝当道着保持明显距离，这就是所谓处江湖之上，而且比士人所谓的江湖（在野）更为典型，侠者的江湖似乎是一种不受或少受王法制约的另类社会，因此侠者也具有负剑远游、千山独行、大漠历险、孤寂寥落的典型形象。
二、侠义精神的另类或谓之蜕变
以上简略梳理，可见侠义精神的可贵。然而，侠义精神又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集合，可以说亦正亦邪，亦侠亦暴，因此自侠者产生以来，纯正的侠义精神仅见于少数侠者，大多数侠者是集复杂的侠义精神为一体的人，否则史迁何以讲“其行虽不轨于正义”。尤其是后世侠者的一些气质与作为，与我们所推崇的纯正侠义精神所异较多，也需要甄别，以作为盲目侠崇拜之鉴。近世学者已概括了这方面的一些特征，如背公私党、横干法网、擅作威福等，侠者不容于史，侠义精神不昭于世，由此可找出原委。因此，需要作为糟粕予以辨析并剔除于侠义精神之列。（一）犯律。侠者既不存入世之观，又不容于君王，于是虽国有律法，但视之若无，自行其事，因此攻剽杀伐、藏亡匿死、作奸犯科、轻凌弱者的形象就成为共性。（二）凶顽。恃其勇力武功，矜豪傲慢，横敛欲求，不免沦为乡曲之霸、官府之仇。（三）结伙。慕侠者之名的人往往投其门下，于是侠者交接党羽，形成一种地方势力，隐隐与政府对峙，甚至假宗教、习武之名而成暴动集团，或在山庄、集市、航道形成帮会势力，后世黑社会中隐然有侠者身影。（四）放浪。因缺乏文化修养，多为粗豪之士，所以其生活追求近于纨绔的肥马轻裘，也近于绿林的放荡自恣，不拘小节，不矜细行。
这些初步罗列，可以看出侠义精神自身导引、侠者谨守纯正侠义精神的不严。我们阅读金庸的十四部小说，既可以看到纯粹无暇的侠义精神，也可以看到毒素式的侠义精神，前者如乔峰、张三丰、令狐冲的风范，后者如岳不群、左冷禅的作为。有的学者认为侠者应当作为法制不健全社会的补充执法者存在，这一看法是有一定历史和社会警示价值的。但是，从整体的国家治理来看，对侠义精神的另类当作否定式，如笼而统之地追求侠义精神而不作优劣区分，那么纯正的侠义精神必将淹没于混杂之中而继续受到贬抑并衰落下去，这是我们今天研究侠文化、提倡侠寄托、彰扬侠义精神应当顾虑的现实问题，同时自然也是学术问题。
三、侠义精神的复兴
孔庆东认为侠的精神深不可测，甚至可以说是伟大的，所指应当是纯正的侠义精神。正因如此，虽然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和政治学者对侠者流多采取否定态度，或贬抑，或打击，或有限利用，但清醒的学者却看到了侠义精神的价值，将其记录传承下来，使得我们民族在诸多关键时刻屡次复兴侠义精神，而今这一复兴又具现实意义。
侠义精神的复兴首先应当是其自身的光辉价值。侠义精神既与儒墨道的主要思想是一致的，是社会、伦理的必要内容，同样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精髓之一。在经过诸多文字狱、打到孔家店、文化大革命等极致的国学否定之后，在西风东渐愈烈使得东方传统价值和中国文化软实力塑造成为一个重大难题的时候，研究侠文化，崇尚侠义精神，是时代的呼唤。
侠义精神最容易被我们这个民族所遗忘。这更是我们研究侠文化、复兴侠义精神的历史课题和文化之任。由于历朝打压贬损，侠义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整体呈衰落之势。以尚武精神而言，西方因骑士文化、日本因武士道而国民性中武勇的成分保留继承的多一些，但中国则因不倡侠义而使本身农耕民族天然缺少的武勇精神减损得多一些。梁任公作《中国之武士道》，对此有精辟论述。“日本之武士道，垂千百年而愈积愈烈，至今不衰，其结果所成者，于内则致维新革命之功，于外则拒蒙古，胜中国，并朝鲜，仆强俄，赫然为世界一等国。若吾中国之所谓武士道，则自汉以后既已气风歇灭，愈积愈懦，……则五胡入而扰之，辽金入而扰之，蒙古、满清入而主我。”由此回顾和印证历史，凡离乱与苦难之时，有识之士和民众自然有侠崇拜，而其时必然侠文化得以复兴。近世列强环伺，内忧外患交织，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灭种亡国的危机，此时有学者起而探讨侠文化，有志士以侠者自命，高倡侠义精神，救亡图存，如梁启超谈武士道，如章太炎倡导侠者行刺，如秋瑾自号鉴湖女侠，如同盟会爆炸大王吴樾自号孟侠，风云鼓荡，才使得民族血性能够彰显。可以说，自鸦片战争至抗日救亡，中华民族所依赖的民族精神，不光是博大宏厚庄严的修文，而且也有侠义精神激越凌厉崇武的精气神在内。历史规律往往是波浪式、不断重现式的，历史的教训不可不予汲取。培植丰富内质的民族文化，珍视并汲取侠义精神，应为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