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封建与郡县之辨再探

摘要：封建、郡县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涉及古代国家权力与资源如何分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界限的问题。既然郡县已经成为秦汉以来牢不可破的国家政体，那么其弊端也时时显露、为害。在缺乏新的政治哲学资源的时代，对于郡县制度“其专在上”的反思与批评，就只能借助于封建的话题来进行。这是封建论在不同时代时时被提起的历史背景。明清之际，宋明理学尤其是其“公私、义利之辨”，成为了新的政治文化资源，深刻地介入对政治理论的塑造与影响之中。明代末期的义利之辨对明朝以皇权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批判，既包含深刻的学理，也有着惊心动魄的现实斗争因素。在晚清建立权利、自治等现代政治观念之时，封建、郡县之辨又成为中国近代革命伦理得以建立的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郡县论；封建论；义利之辨；自治；顾炎武；黄宗羲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中，郡县与封建之辨，从汉唐到近代都没有停止。虽然自秦以降，以中央集权与齐民编户为标志的地方治理体系愈来愈固化，但关于权力过于集中于上的批评也不绝如缕。从贾谊、柳宗元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直到近代的梁启超、章太炎，都有重要的论述。尤其到了明末清初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权轮替时期，士大夫关于政治的反思和建构几乎都集中在封建与郡县的关系上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封建与郡县之辨，本质上是关于政治权力集中还是分散、政治体制到底是集权还是分权更有利于维护传统国家政权稳定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一个核心层面：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政府权力与以地方绅权为代表的地方权力到底该如何分配，如何调适。可以说，关于政治权力的调整，是明清以来士大夫深切反思古代政治弊端、建构权力秩序所关注的主要方向。顾炎武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①黄宗羲说：“今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②王夫之评说秦废封建，导致对地方官员“不纵以权，不强其辅，则所以善役天下而救其祸者，荡然无所利赖”③。由此可见，封建与郡县之辨，又自然地推及涵盖公私之情、义利之辨、善恶之源与理欲之分，这一论题几乎涵盖了道、学、政的各种重大问题。

现代史学家中，杨联陞、萧公权对此问题予以充分之注意，王家范从中西政治哲学比较的角度对郡县、封建之辨的局限进行了反思杨联陞：《明代地方行政》一文中“中国传统中的封建论与集权论”、“传统学者对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度的争论”两节，见氏著《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第127页；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编“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因袭时期”、“专制天下之政治思想—转变时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1、481页；王家范：《重评明末“封建与郡县之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本文试图从更为广阔的背景来重新看待这一问题，郡县、封建之辨，背后关联着义利之辨、公私之分等更为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17世纪的这种批判性政治思潮，在晚清重建现代国家政体的语境中，成为接引自治、共和、公权等现代观念的重要传统资源，曾经产生重要影响。顾炎武说：“天下之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三代以上已然矣。”顾炎武：《郡县论五》，《亭林文集》卷一，见《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四），第2533页。可见，郡县与封建之辨，确实包含着多重维度的政治文化内容可供观察，亦可作为认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核心视角，给予重新审视。

一、“意有所指”的郡县论：一种批判性政治思潮的总结

唐代著名政治家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而遭受流放，他在忧病交加却“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的坚定信念中，作政论名篇《封建论》，指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卷三《封建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3页。。此文的背景既与永贞革新中采取一系列贬抑藩镇、打击外戚的政治措施有关，又与太宗时期关于封建的辩论有关。柳宗元评析各种论述，从政治哲学和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指出后世种种封建之议由于时势改易而不再具有恢复的条件。《封建论》是一篇总结性文献，唐人说“宗元此论出，而诸子之论废也”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卷三《封建论》刘禹锡题注。。此后，虽然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亦提出相似看法叶适云：“夫以封建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县为天下者，秦汉魏晋隋唐也。法度立于其间所以维持上下之势也。”他认为，封建、郡县各有其宜，有“不害其为法度”之情势，不宜泥古。见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三前集《法度总论一》，《四部丛刊》本，第11页。，此后有关封建、郡县的讨论，大格局不出柳子厚所持论。明代杨慎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囧（同）、陆机、刘颂、魏征、李百药、颜师古、刘秩、杜佑，自柳宗元之论一出，而诸子之论皆废。苏子瞻志林之论一出而柳子之论益明。”杨慎：《升庵集》卷四十八《封建》，中国基本古籍库，第1504页。指出柳宗元、苏轼两人论封建对后世影响之大。

但是，到了明清之际，这一论题又为士大夫所喜论，其中奥义，有超越柳氏《封建论》之外者。本文试就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清初政治思想家的有关论述为主，阐明这种新意所在。也就是说，专制之害由来已久，其表现多端，何以于明末成为政治反思的集中体现？

明末郡县与封建之论再次兴起，其背景不惟伸张传统文化中君与民孰重孰轻的要义，更在于对有明一代君主专制的集中批判与反思。关于明代皇权败坏而导致人民所遭受之深重迫害，古今史家多有述论。顾炎武认为军制、定都（形势）、钱法、田功以及学问空疏、胥吏钻营、士大夫无耻等为有明一代主要弊端顾氏对明代弊政有广泛的批评与反思，集中在“乙酉四论”以及“郡县”“钱粮”“生员”诸论中。见《亭林文集》，《亭林先生遗书汇辑》（四），第2527页。。王夫之认为酷刑、奄宦与夷狄为明弊政之重王夫之说：“以申韩之酷政，文饰儒术而重毒天下也。”（《船山全书》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50页）又言：“与人并齿于天地之间，面已黥矣，趾已兀矣，鼻已毁矣，人道绝而髭已凋、音已雌矣，何恤乎其不冒死以求逞于一朝？又姑息怜其亡用，引而置之宫府之间，余祭之祸发而不知其凡几矣！宦寺之恶，稔于士人，唯其无廉隅之惜、子孙之虑耳。”（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一《舜典四》，见《船山全书》第2册，第257页），黄宗羲认为君主贪婪、大臣无权、法治败坏、宦官专权为明代衰败的主因参见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原君》、《原臣》、《奄宦》诸篇。。唐甄则认为：明末诸臣“使之治兵而兵无用，使之治赋而用不足，盗寇日张，国势日蹙。于是乃復用太监，横征无艺”唐甄：《潜书》下篇上《格君》，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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