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门到厦门

金门厦门门对门。

——民谣

从厦门环岛路到小金门，直线距离不过两三千米，从翔安的角屿到小金门的马山则更近了，退潮后还不到两千米。中学时代到前线公社何厝大队劳动，当地农民说，早晨这里可以听得见小金门鸡叫。可是，1949年10月之后的大半个世纪里，金门和厦门，两个面积相仿而且近在咫尺的岛屿，虽“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

我的少年时代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厦门岛上度过。最初几年，岛内没有高楼，炮兵大约都抗美援朝去了，彼岸飞机进入厦门如入无人之境，大摇大摆地在市区超低空飞行，肉眼不仅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机翼上的青天白日徽，甚至还可以看见飞行员的头颅。往往上课到一半，凄厉的警报骤然响起 ，于是迅速背起书包，熟门熟路地钻进学校后山纵横交错的防空壕——这是我们必须经常复习的功课。对于我们来说，金门意味着炮战，意味着空袭，意味着随时可以上岸抓人的“水鬼”（蛙人），意味着贴在窗上、防止爆炸时碎玻璃飞出伤人的“米”字绵纸，以及堆积在门前屋后便于爆炸时可以投掷灭火的纸沙包，意味着顺着海风飘来的反共传单和嗲声嗲气地呼叫“共军官兵弟兄们”的广播。除此之外，我们对金门一无所知。

虽然“八•二三”炮战后，两岸很长一段时间彼此相安无事，但一条无形的中线阻隔着人们来往，曾经有过大陆渔船误过中线，立即引来一阵机枪扫射。

于是，神秘的金门便成了我们很想窥视的对象。七八十年代，由于参加春节慰问团，参与创作拍摄电视专题片以及举办军地文学笔会等原因，我几乎年年到前沿，到海岛，无数次从东北、正西、西南等各个侧面用高倍望远镜遥望金门岛列岛。岛上碉堡、沙滩、飘扬的青天白日旗，以及大担岛的白色石壁上用红漆刷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八个大字，都清晰可见。金门和厦门，两岸民众都只能在望远镜里观望对方。

到了九十年代，两岸关系有所解冻，但只允许台湾居民到大陆，而且不能从金门直接过来。我曾陪着一位来厦访问的金门画家在云顶岩上望金门，他抱怨说，这么近的距离，我们居然绕道台北、香港，花了整整两天和上万新台币，绕了一大圈。

世事难料，三年前，“小三通”刚实行，我们应金门写作协会同仁邀请，居然得以登上彼岸，到金门串门来了，而且一串就串到了曾经是军事禁区的观测所。从高倍望远镜里望去，厦门国际会展中心、黄厝海滨、厦门大学背后的五老峰都历历在目，仿佛探手可得。一衣带水，天涯咫尺，遥想当年国民党官兵日夜守望，思乡之情何等辛酸。

陪同我们参观盘山坑道的金门写作协会会员周先生，曾经在大担岛当过兵。当年不过二十郎当岁，对大陆一无所知，也常常好奇地用望远镜眺望对岸。他说，有一天，看到沙滩上一个女孩子蹲着不知干什么，于是就想，“铁幕”后的孩子没书读，捡破烂，真是不幸呀。我也提起，“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们，当年都在怀疑对岸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想起来，两岸的思维方式可谓不相伯仲，如出一辙，不禁都哈哈大笑。提起当年，周先生仍然心有余悸，他说，刚守岛时，最怕太阳落山，一到夜晚，不仅寂寞无聊，而且充满恐惧感，因为彼岸解放军经常趁着夜色，悄然潜入岛上，摸“舌头”。

周先生说，渐渐地，形势有些缓和，夜晚，对岸青屿岛上解放军夜间巡逻，常常用手电筒朝着我们，在空中划一个圆圈，我们也立即以同样的方式回应。我立即打断他的话，这事我知道，二十年前也是那个时候，我因体验生活在青屿住过一个星期，青屿四连连长就曾告诉我双方在夜间彼此用手电筒致意，我很快就将它写进一篇题为《对话》的散文中，刊发在《文学报》上。文中，我这样写道：“这真是一种妙不可言的对话！此时无声胜有声。那刺透沉沉夜幕的光圈里，该有多么丰富的内涵啊！”

我忽然突发奇想，当年我到青屿时，正是周先生在大担服役期间，也许我站在此岸凝望对岸时，周先生也在那里望着我们呢。

他遥指不远处的槟榔屿，谈起当年，双方在这里拔旗和插旗的故事。我想起，三十多年前，在云顶岩观测所上，一位驻军参谋也曾和我讲过同样的故事。槟榔屿是位于厦金海峡主航道上一座荒岛，有一天，国民党军队在岛上插了一面“青天白日”旗，当天晚上，立刻被潜水上岛的解放军战士拔了，并插上五星红旗。第二天，国民党军队又重新插上他们的旗帜，晚上又被解放军拔了。如此拔了又插，插了又拔，周而复始，天天变换着不同图案的旗帜。这个故事，当年还被写进书里，题目就叫《拔旗》。故事的内容，也许时下的青少年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它却作为“对敌斗争”的英雄故事到处传颂。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当年剑拔弩张，炮火相向，曾几何时，成了我们茶余饭后的趣谈。

战争已然走入历史。除了何厝那一栋有意保留被打得千疮百孔如今只留下破壁残垣的南洋式别墅——万顺楼，以及环岛路上成为观光景点的几座水泥碉堡和那个巨大的蜂巢喇叭外，厦门已经很难找到战争的痕迹了。相比之下，金门似乎还停留在战时状态，处处可见的坑道和炮弹，就是战争留给金门的遗产。

充满智慧的金门人甚至将这两份遗产变成了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两大宝：一是以锐利耐用而驰名的金门菜刀，二是以“内蕴、醇厚，喝多了不上头”等特色名扬海内外的“金门高粱酒”。

我们来到当地的老字号“金合利”制刀厂。和这里很多老字号产品的企业一样，其格局都是“前店后厂”。透过大厅玻璃隔墙，可以看到后面的车间里堆满各种各样的弹壳。一位师傅正在捶打由弹壳切割而成的刀片，再经过淬火、冷却、整形等多道程序，不过一会工夫，那弹壳就魔术般地变成各种刀具。炮弹钢质紧密，结构扎实，质地更胜一般钢材，极适合锻造高级刀具。每发炮弹外壳经乙炔切割，约可制成六十把钢刀。

台湾诗人郑愁予为金门菜刀的题词写道：“弹壳瞬逝，钢刀不朽。”谁能想到，当年倾泻而下的数十万枚炮弹，竟是金门菜刀的最佳原材料。我想起了几个月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见过的一尊题名为“铸剑为犁”的雕塑。金门人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和平的渴望。

如果连杀人的炮弹钢片，都能化成造福人类的产品，两岸的恩怨又为何不能消解？刚卸任的金门县长李炷烽对此抱有信心，他认为两岸都在酝酿的“金厦和平大桥”可以作为双方建立军事互信的开始，他说：“金门未来为台湾省下的军费，难道不值得盖一座桥吗？”是的，用一座跨海大桥连结两岸，是填补分裂历史、抚慰记忆的最好方式。

金门人善于将自己的局限变成优势：金门是海岛，风大、缺水、土壤贫瘠，北方盛产的高粱因此成为岛上的重要作物，成为“金门高粱酒”的重要原料；金门是战地，地下坑道多（据说，整个金门地下全都挖空了，有如蜂巢），正好可以作为酒窖。无心插柳柳成行，如今，“金门高粱酒”已经成了金门经济的重要支柱。

这个功劳，金门人将它归于当年的“金防司令”胡琏将军身上。据说，1950年，金门经济困难，在胡琏将军的倡导下，“金门高粱酒”开始大批生产。对于老厦门人来说，胡琏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想不到，我童年记忆中的“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竟也有如此亲民的事迹，而更令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是，相隔数十年后，我们会与他的大公子胡之光教授握手言欢！胡教授原在台北任教，退休后落户金门，曾作为顾问随金门写作协会代表团访问厦门，并将他任顾问并作序的几本《金门风云》赠送给我们。一回生两回熟，当我们这次踏上金门岛，一眼就见到专程前来欢迎的胡教授时，彼此已然像老朋友那样亲切那样随便了。

那天晚上，金门写作协会宴请我们，在杨会长和我共同主持下，两地作家都交换了各自的作品集。金门的许先生做客泉州，傍晚刚回金门就匆匆赶到酒店。提起赠书，他便来了劲，说是下午在泉州海关候船时，在书摊上见一本大陆作家写闽南的散文集，爱不释手，欲买，想不到店主索性免费赠送了。于是他在船上一路埋头阅读，所以能够数家珍地说起书里的若干篇章……在座的厦门大学郑启五教授忽然喊了起来：“那是我的书啊！”许先生愣了，天下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在场的其他人也将信将疑，郑启五说：“不信拿来看看！”“书就在楼下车上！”许先生这才回过神来，旋即夺门而出……不一会儿，他兴冲冲地捧着那本《到闽南喝功夫茶》跑上楼，封面上果然署有“郑启五著”，全场一片欢呼！这种似乎是蹩脚电视剧杜撰编排的故事居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我们在目瞪口呆之后，无不啧啧称奇，地球太小了，两岸太近了！

是的，两岸太近了，近到我们可以拿着手机在金门的山上、海边，不用拨区号，像在厦门岛上一样和家中的亲人通话。第二天，我们到小金门参观，又想到海边打电话，金门朋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跑下沙滩，那里危险，有地雷！果然，我们在海边发现了十几位穿着棕色工作服、正在警戒线内作业的老外，他们是金门县政府请来的外国排雷专家。当年为了防止解放军登陆，金门四周埋了不计其数的地雷，仅这一带就有五万多枚。如今金门开放旅游观光，必须清除掉。我问，什么时候能清除完？她摇摇头，说是资料丢失了，“国防部”拿不出地雷的分布图，排雷专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所以速度极慢，而且极具风险，先后已经有四位专家被炸死了。

一个沉重的话题，车厢里顿时一片岑寂。这也是战争留给金门留给两岸的一份遗产。近三十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两岸的关系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毕竟因为彼此相隔太久，加上长期以来双方相互妖魔化的宣传，横亘在我们之间的，还有不少有形的和无形的雷区。彻底清除它们，还要多久呢？

（陈元麟，作家，现居福建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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