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校长

作为教师，直接的顶头上司便是校长。工作十多年来，我有幸遇到了三位好校长。

第一位校长，是位姓郭的女校长。称她校长，其实不确切，她的头衔前还应加个代字。她是我走出校门转而为师后的第一位领导。

记得那是暑假末的一天，我骑一辆破旧得除了铃儿不响其他部件都响的自行车，带着简单的行李，到一所偏僻的农村初中报到。走进校门，看到的是小小操场，上煞是茂盛的青草。我在校园里转了转，不见人影儿。正欲离去，从一间角落小屋里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她面带微笑地说：你是来报到的吧？我点点头，她便客气地把我请进屋，敬烟沏茶。烟我不会，茶正好需要，正渴着呢。闲谈中，我得知，她原是学校的教导主任，暑期前已办好退休手续。学校校长以及其他几位老师，都调到城里去了，新校长因故还没到任，一所学校就这样空着。她看不过，便主动代理校长职贵。这不，她刚从教育局请缨回来，看到我的自行车，便在宿舍兼办公室的小屋里等候。不知何故，我心里顿时升起一种使命感。待安顿好住宿，便和郭校长——不，是郭代校长，一起清除操场上的杂草。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更真切地感受到她的可敬，因为早在一本50年代的《江苏教育》杂志上，就有关于她的先进事迹的报道。她是通州师范学校的高材生，城里人，新中国诞生的时候，自愿到农村学校教书。她身体不太好，为了不拖累他人，竟一辈子未成家，把全部的爱倾注给了莘莘学子。农村学校条件差，教室不够用，她带头腾出宿舍和办公室，自己住在那潮湿阴暗的角落小屋里。由于农村学校留不住人，她经常代理他人职责，有时还校长兼校工，上课带敲钟，实在难为她了。在我工作后的第二学期，上级另派了校长，我便约了几个同事，蜻蜓咬尾巴地组织了一个聚餐会，既是欢迎新来的校长，也是欢送她。会后，她郑重其事地硬塞给我聚餐用的份子钱。我握着她的手说：您虽未做母亲，却有颗慈母般的心。您虽已退休，但在我们的眼中您永远年轻！

第二位校长——李校长，是和我一同调进一所集镇完中的。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唐王的后人，50年代末扬州师院毕业。大家都说，他的特点是心慈而呼不软。说他心慈，是因为他待人热情，和蔼可亲。他那光光的脑门，稀疏的鬓发，微微眯起的眼睛，加之稍稍上翘的嘴角，给人一副笑容可掬的弥勒佛相。

事实上，他也经常周济特困学生，爱生如子，热心于希望工程。他还喜欢与我们年轻人没大没小地开玩笑，今天收个干儿子，明天又招一位贤女婿。自然儿子、“女婿”便经常到他家啃几顿，打打牙祭。他跟我们说，他有四个女儿，清一色的半边天。我们说，娇妻加爱女，正好是“五朵金花”哩。他听了，哈哈大笑。笑声中，我们这伙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种种忧思，早已消失得無踪无影。

那时，最得宠的要数我了。干爸校长周末常到我们单身宿舍来，和大家促膝谈心，有时还将我叫到他那里去，几碟小菜，一杯水酒，“父子俩”能聊到半夜。然而，李校长在工作上，对我们的要求却十分严格，从不许有半点马虎，这就是他的手不软。记得那年我参加了县里的教学大比武，得了个一等奖，回校后喜形于色，颇有点趾高气扬了。教学工作中，便有些疏忽。他知道后，就毫不客气地把我狠批了一顿，全不顾什么父子情面。

后来，他还天天挑三拣四地听我的课，查我的备课笔记，说是要煞煞我的傲气。而一到周末休闲，他又恢复慈父模样，对我像家人一般的温暖。想起这些，我至今心里还充满感激：正是李校长这种呤水浇头，热水烫脚的独特方式，使我获益匪浅，不断进步。

第三位校长——张校长，曾是我现在任教的省重点中学的当家人。他天生一副英俊的书生模样，金丝边的眼镜里，闪烁着知识和智慧的光芒。

他非常关心我们青年人，而且总是用欣赏的眼光、信任的眼光、激励的眼光和发展的眼光帮助我们不断超越自己，走向更大的成功。像我这个并无多大才能的人，他却偏偏看中了我这点喜好舞文弄墨的特长，并认定我有潜力。他还鼓励我继续勤奋地爬格子。我的教学论文获得了全国一等奖，张校长则进一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我能够带动大家一起积极搞教研。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张校长总爱拍着我的肩膀说：一个人只有不断地超越自我，才能无愧于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默默地点点头。是啊，张校长不就是这样的么？他师范学校毕业后，又相继以优异的成绩捧回大专函授文凭、本科函授文凭、研究生结业证书。他早年在革命老区那茅草屋的教室里，抗战八年，创出了一片光明天地：后又奉命到另一所穷乡僻壤的学校进行创业，同样使那里“旧貌换新颜”。他调任完中后，又勇于教改，带领我们在全省率先试行新的办学模式，走出了一条适合知识经济需要的办学新路。去年，组织上又派他到教育局担任领导工作，在更高更大的层面上，指导和扶持更多的青年人。

鲁迅曾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有幸遇到了三位好校长，他们与我之间虽有职位上的差别和年龄，上的悬殊，但在许多方面，我们都情投意合，可以说是“忘年交”吧。我为自己结识了这三位好校长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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