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长陈佳洱：北大的灵魂是爱国

今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在这所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里，陈佳洱度过了63年，84岁的他说：“我亲眼见证了北大的‘半辈子’。”

陈佳洱曾是北京大学最有地位的人物之一，任副校长12年，校长3年；他也曾是北大脑子最好使的人物之一，中国加速器物理的领军人物，手握诸多“第一台”“第一个”。

陈佳洱今年84岁，身体很硬朗，记忆力却有些下降。所以，一想到什么马上去做，免得忘了。“不过，对于那些很久以前的事儿，现在反而记得越来越清楚了。”他笑言。

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北大

物理学院一楼是一条很长的走廊，尽头是科研事务办公室，陈佳洱出现在走廊的另一头。狭长的走廊突然变得极富纵深感，深得仿佛一条时光隧道。他慢慢走来，像是穿越而来，两侧的办公室门变成了两卷黑白胶片。

50米的走道，他走了将近3分钟。“90后”的博士生们已经不认识这位老校长了，手里拿着书和资料匆匆超过；几位老师见陈佳洱来了，纷纷走上前去，热情地寒暄一番，他们不喊“校长”“院士”或“教授”，他们称他“陈先生”。

虽然是物理学院的教授，但陈佳洱平时很少到这主楼来。他的主要工作都在东边300米处的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如今，陈佳洱仍坚持给3名博士上课，每周两次。

说是上课，其实更像是“交流”，多听学生的想法，甚至可以互相争论。上世纪60年代初，陈佳洱到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时间里印象最深的就是英国人做研究时的“交流”。一开始，陈佳洱总觉得英国人太懒，上午下午都要茶歇。后来他发现英国人其实是拿茶歇时间做头脑风暴，寻找新思路。

“英国人搞研究，把寻找新的思路放第一位，做任何研究，首先要idea（想法）。他们最看不起的就是没有新思路、文章一大堆的人。他们把那叫作paper machine（论文机器）。”陈佳洱也看不上那些“paper machine”，比起疯狂写论文，倒不如多喝几杯茶，多聊几次天。

报告，常常是一坐下看资料就是几个小时。科技界很多人都知道陈佳洱是个惜才、爱才的人，愿意多为年轻的科学家做点事儿，晚辈也总记得他的好。

若真有闲暇，陈佳洱就在北大散散步，看看未名湖和博雅塔，思念起许多旧人往事来。他说：“我的一生，90%都在北大，都奉献给了北大。”

“我用铅笔捅出了一个北大校长”

陈佳洱成为北大人，是一个姗姗来迟的故事。

他出生在战乱中的上海，父亲是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陈伯吹将一家老小安置到租界，只身前往四川，到国立编译馆编写教科书。童年的黑暗记忆到现在依然清晰，日本兵要抓因病住院的母亲，母亲从二楼窗户跳下去，摔到吐血。护士问她为何被抓，她在纸条上写了3个字：“爱国罪。”

于是，医院就以肺结核为由把母亲隔离起来——当时肺结核是无药可治的传染病。陈佳洱上小学时，被日本人逼着用汪伪政府的教科书，还得学日语。他和老师、同学就把原来的教科书抄下来，等到日本学监离开后或者放学后偷偷上课。

那段经历对陈佳洱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有记者问过陈佳洱3个跟品格有关的问题：您觉得自己最好的品质是什么？您的家风是什么？北大精神最重要的是什么？他都脱口而出：“爱国。”

陈佳洱儿时想和父亲一样做个作家，但父亲对他说了4个字：科技救国。所以，陈佳洱中学读的是上海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材是陶行知的学生，十分重视科学教育。在中学，陈佳洱就翻译《大众科学》等外刊的文章，编了本杂志名叫《创造》。杂志上的文章还被《大公报》转载。

陈佳洱的后桌田长霖是个调皮鬼，天天拿铅笔捅他后背，但陈佳洱依然对他佩服不已，“数学总考第一，特别聪明”。后来，调皮鬼成了热物理研究泰斗，还成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位华裔校长。上世纪90年代，这两位前后桌分别主管两所世界名校，田长霖逗趣说：“我用铅笔捅出了一个北大校长。”

考大学时，陈佳洱想去北大，“因为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父亲一些党员朋友给他建议，应该去老解放区的大学，为共和国的工业做贡献。陈佳洱听后充满激情，填下了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陈佳洱又随整个物理系调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在东北人民大学，陈佳洱的论文导师是朱光亚，系主任是余瑞璜，都是全国物理学大师。读研时，陈佳洱准备去北大，可余瑞璜舍不得，好说歹说把他留在了东北。

1955年，中央决定建立核工业，发展核武器和原子能，教育部就把朱光亚调到了北京大学。没过多久，陈佳洱也被要求调往北大。余瑞璜气得不行，撂挑子说：“把陈佳洱调走，我就辞职。”僵持了几个月后，中组部直接发来调函，余瑞璜只能放人。1955年6月，陈佳洱正式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研究所。

“546信箱”

陈佳洱原以为终于能进北大了，到了北京才知道，得先做个“地下人员”。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研究所是个保密机构，是中央为了培养核科技人才设立的，所里的人只能跟北大校领导单线联系。研究所建立之初一共6人，除了21岁的陈佳洱，其他全是大名鼎鼎的人：胡济民、虞福春、朱光亚、韩增敏、卢鹤绂。6个人的草台班子，连办公室也没有，“两弹一星”负责人之一的钱三强便把自己在中科院的办公室让出来。北大外面的实验大楼建好后，由于邮址是546，他们就自称“546信箱”。接着，陈佳洱又受命到北大、复旦、武大等校招生，选调了一批人才，“546”才渐渐热闹起来。

在“546”，陈佳洱分到的任务是带着几个刚毕业的助教，8个月之内筹建出原子核物理教学的实验室，排出教学实验来。陈佳洱在东北排过专门化实验，有点基础，但真正做核物理教学实验，还得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实验室，钱三强又把中科院化学所的一层房间腾出来给他们；搞不明白原理，虞福春就给一本英文的《实验原子核物理》；测量宇宙射线需要核乳胶，钱三强夫人何泽慧，这位中国最先做出核乳胶的科学家，就手把手教他们制作过程；朱光亚更是全程“待命”指导……回想当时，陈佳洱说：“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北大的物理大家们抱着满腔激情干事业，夜以继夜日“546”的常态。陈佳洱在实验室里放张床，干到凌晨三四点，累了就躺一会儿，坚持半年多，终于准备出了8个实验和实验所需的所有材料，他还专门建了一个小车间生产核子计数管。一次，陈佳洱正在做核子计数管工作性能的实验，荧光屏上出现了预期的波形，身后传来一句：“真漂亮！”原来朱光亚已经在后面站了许久。“这句肯定，让所有疲惫一消而散。”

3年里，陈佳洱每天待在实验室，甚至没好好逛过北大。1957年，“546”正式“解禁”，被命名为北京大学原子能系，他这才有了一些时间。他买了辆自行车，时不时在北大转一圈，异常兴奋，“从来没享受过这么漂亮的校园”。

那一排的科学家都哭了

做核研究，加速器是重要工具——加速器产生的高能量粒子可用来轰击原子核、变革原子核。1957年，北京大学只有一台从苏联进口的25兆电子伏电子感应加速器，但主要功能是无损探伤，不适合研究核物理。陈佳洱便开始研制加速器。一年时间里，他和几位年轻教师把学生组织起来照猫画虎，建成了中国第一台30兆电子伏的电子感应加速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还特地偕夫人王光美前来视察，由陈佳洱做讲解。王光美是物理学出身，就不断用更简单的语言向刘少奇解释。有记者给他们拍下照片，第二天登上了报纸。

“在加速器里，能看到很多新的现象，发现新的核数和反应，甚至可能看见新的粒子。每次看，我都觉得特别美，那是未来的能源、未来的材料。”1963年，陈佳洱被公派至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师从物理学家丹尼尔·威尔金森，后来又去了著名的卢瑟福高能研究所。1966年学成归国，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

因为那张和刘少奇夫妇的合照，以及留学生的身份，陈佳洱被扣上了五顶帽子：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漏网右派和特务嫌疑。他和当时的北大校长陆平一起被关在印刷厂里打杂，两年后被下放到汉中，种田、养猪、修路。离开北京前，他卖掉了所有关于加速器的书，心想：这辈子再也不搞加速器了。

1976年，“文革”結束，在钱三强的努力下，陈佳洱从汉中回到北京，协助制定原子核物理和加速设施的规划。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组织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陈佳洱与周培源等人在一个小组参加讨论。在会上，邓小平说：“科学家是脑力劳动者，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听到这句话，陈佳洱那一排的科学家都哭了。“此前，我们都是‘臭老九’，现在作为劳动者受到肯定，我感觉到我的科研生命恢复了。”

科学大会后，陈佳洱回到北大，担任技术物理系教研室主任。1984年，陈佳洱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小平你好”的故事

做北大副校长，陈佳洱负责三件事：外事、研究和方正集团。上任第一年，就碰上了国庆35周年。“十一”那天，陈佳洱坐在观礼台上，台下是人山人海的庆典游行队伍。看到北京大学学生方队时，他冒出了一身冷汗——学生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小平你好”。按照规定，国庆游行时是不能随便带东西进去的，“当时讲好，除了带一面北大校旗外，不能带任何东西”。结果，北京大学的学生竟然直接亮出了这么大一个“违规物”。

“小平你好”4个字，就这样从天安门前经过。邓小平看见后，笑着带头鼓掌，随后便是全场雷动的掌声。

陈佳洱后来才知道，这横幅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精心准备的，本来写的是“小平同志你好”，最后考虑到字数少、横幅小，更容易带进广场，就把“同志”二字删掉了。恰恰是因为少了两个字，北大学生创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历史瞬间。

“我在台上，一方面觉得我们北大学生了不起，这实际上就是拥护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觉得小平同志了不起，他理解北大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陈佳洱眼中，北大的学生从来是最富有激情和理想的那批人。北大的老师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北大投资创办方正集团，陈佳洱是分管的副校长，北大教授、计算机文字信息处理专家王选负责技术研发。王选身上有北大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他从上世纪70年代起研究汉字精密照排系统，十几年间，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立志要打造中国人自己的排版系统，让沿用了上百年的铅字印刷得到彻底改造。1981年，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样机面世。

“当时王选是第二代系统，他说要跨过第三代，直接进入第四代，我觉得很不简单，也不容易，一定要支持他。”为了做方正激光照排，陈佳洱动员了5个系的师生，文科搞文字，理工科搞激光，一共花了近4年。陈佳洱往各大报社来回跑，希望能有单位用这个系统。但几年下来，只有《经济日报》等报社订了系统。

“有一次，中央有个讲话，当天晚上要看大样，其他报纸都拿不出来，《经济日报》轻松拿了出来。没过多久，其他一些报社也来买系统了。”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

1996年，陈佳洱当选北大校长，在全校数百名教职员工的推荐名单上，他排名第一。当年北大有个他的轶闻。一次学校内某实验室停了电，他知道后很着急，嫌别人去办太慢，就自己跑去配电室找工友。工友问他是谁，他自报家门，对方想了半天，说：“陈佳洱？不认识。”

学生都说“陈校长”太低调，事实上他的活都在背后。上任伊始，他就天天骑着个自行车在学校里跑，去各个院系调查研究。学生偶尔看见一个60多岁的老头撅着屁股在路上给自行车打气，谁都想不到这是他们的校长。

当时，陈佳洱定下了两条规定：第一，水平高的教授一定要到一线讲课，要把学生的基础打好；第二，文科学生要学理科的至少4个学分，理科学生也必须学文科的4个学分。他同样要求自己，必須定期抽空去讲课、实验。“你要做校长，就得跟教师有共同语言，要知道学生在想什么。”

1998年5月4日，北大在人民大会堂庆祝百年校庆，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为了这天，陈佳洱忙了一年，3次在不同场合“拦”住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了长长的报告，还有一页改了又改的致辞。

致辞前，江泽民叫住陈佳洱，问：“你为什么在报告里写‘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不能和牛津、剑桥、哈佛比吗？”

“能比啊。”

“既然能比，你加了‘社会主义’就不明确了。”江泽民说。

就这样，在北大的百年校庆上，中央正式提出：我国要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

校庆一个多月后，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并演讲，中国第一次向全世界直播美国总统的高校演讲。陈佳洱见到克林顿，是在北大学生秘书接电话的办公室，他正满头大汗地修改演讲稿——这个办公室没有窗户，最安全。克林顿问陈佳洱：“为什么北京大学不叫‘Beijing University’，而叫‘Peking University’？”

陈佳洱回答：“因为北大是尊重传统的学校，我们希望保留传统的英文名。”

演讲时，北大办公楼的礼堂内座无虚席，学生、记者、摄影师到处都是。过半，克林顿说：“你们的校长胡适说，个人自由不能因为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场内开始议论，觉得总统的话是话外有话。

等到演讲结束开始提问，一位北大学生站起来说：“总统先生，您刚引用了胡适先生的话，我也想说一句老校长蔡元培的话，他说，‘大道相行，而不相悖，万物相育，而不相害’，只有尊重别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懂得自由的，您说对不对？”

克林顿听后，沉默数秒，点了点头。

下台后，克林顿对陈佳洱说：“我去过那么多国家，我从来没有批评过美国政治，今天是第一次。你应该为你的学生感到骄傲。”

1999年，65岁的陈佳洱卸任北大校长，但依然坚持在北大授课教书，直到今天已整整19年。有人问他“北京大学的灵魂是什么？”

“爱国。”陈佳洱说，“我永远记得1981年，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全北大的学生在校园里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整个燕园都在震动。”

那个场景，直到今天，也常在陈佳洱的脑海里浮现，他说：“愿北大学子继承北大的光荣传统，让北大领航世界，更加闪亮。”

（崔伯荐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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