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任上的胡适

【“宋江出马，李逵打先锋”】

1946年9月，胡适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就任北大校长一事，若条分缕析事件始末，颇有值得回思之处。此前北大校长由蒋梦麟接任，但蒋于1945年6月被征入政府，不克担任校长一职，更何况北大同人对蒋梦麟颇为不满，认为他政学两肩挑。选新校长一事，蒋介石有意让傅斯年担任，但是北大同人包括傅斯年本人都希望胡适就任，一来胡适为国际知名学者，能孚众望；二来胡适本人的形象以及他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气象，有足为学界、教育界示范之作用；三来胡适人际关系良好，在政界高层有不错的人脉基础。北大同人瞩望胡适能中兴北大，再造辉煌。但胡适一直淹留美国，久假不归。因此，患有严重高血压症的傅斯年便被委以北京大学代校长一职，代行职事一年。

傅斯年以北大代校长行公文，可见于1945年9月14日傅呈报教育部的函电。傅斯年暂代一年期间，实际为胡适上任扫清了许多障碍，例如先修班问题。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就高等教育界而言，甄别教员、学生乃一大事，因为不少教员曾任伪职，甚至还为虎作伥，甄别一事不仅有惩戒的意义，还有正士习端风气的意味。傅斯年本来是民族情绪相当强烈之人，对于“下水之人”素来主张严惩，对任伪职之人毫不留情予以打击。傅在书信中称呼这干人时，习惯于姓氏后面着一“伪”字，可见其深恶痛绝之情。

对于甄别如此看重的傅斯年，实际也透露出他挥之不去的北大情结，这从一封电报即可窥见（该电报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封电报是傅斯年1945年11月21日拍给北平主管甄别工作的负责人的：“沈兼士先生转朱部长：郑毅生兄等来信，知伪北大学生多所要求，弟意处理伪北大应与处理伪中大同，不宜迁就，必求一致。部令必须贯彻，部中对彼等宜多劝导，解释各种办法皆等结束伪局，重视学业之故。若彼等期正式入北大，先闹风潮而有所得，以后学风不可复问，于是北大真亡矣！弟飞渝并闻傅斯年叩。”笔者推测此电可能是拍发给主持甄审工作的陈雪屏的，因为傅斯年对陈雪屏处理甄审一事不满，以为是“大妥协”，不利于新北大的开张，傅斯年想一举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

傅斯年怕早先元气淋漓的北大亡于不清不楚、不干不净的“伪人”之手，因此甄别工作在傅看来，势必要特别慎重。可以说，在甄别旧员、选聘新人方面，傅斯年为胡适打下了初步基础，他很明白胡适干不好这种事。傅曾私下对他的秘书邓广铭讲，“各学院的主要教授，最好能在胡先生到校以前尽量聘定，因为胡先生是一位性善主义者，对人没有严格要求，教授若全由他请，那可能会弄得很糟糕的”。傅斯年谓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宋江出马，李逵打先锋”，宋江者，胡适之谓也。

“扶病暫代”校长之职的傅斯年想保全真北大之精神，为公事心力耗费，而事情还不一定办得令各方满意。傅在给妻子俞大綵的私信中，多次表达自己身心俱疲之感，更关键的是，操劳还导致身体大坏，不得不出国休养。而彼时的胡适身居美国，日子甚是好过。关于此点，傅斯年对胡适也颇为不满，只是傅不在文字里明白道出，只在1946年3月5日给俞大綵信中说胡适过得“太舒服了”，催其速返。

【作为夹板两面受气】

胡适有全力振兴北大的信念，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相对于请教员、加强学术研究而言，胡适更要面对学潮的压力。但处理学潮是一个相当棘手又窝心的事情，傅斯年1945年赴西南联大处理学潮，他自认是“跳火坑”，傅很明白此时的他除了代人受过，就是背负骂名，因此处理起来得格外小心。当时有北大政治系学生邓特遭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北大学生希望校长胡适能将其保释出来并主持公道，但胡适并没有做到，反而贻学生言行不一之讥。学生联合会1948年2月19日致书胡适，其中一段质问他：昔者校长曾经拍击胸膛，作‘同学如果被捕，我进去保出来’之语言，同学对校长保障同学安全之教育家气节无不额手称庆。不料诺言未几，校长即一反前言，缩小诺言范围于校内；如今更以面子问题为藉口，对保障校内自由推诿搪塞。试问身为一校之长而不顾学生安全，只求酬应周全于权贵之间，尚有何面子可言？”

字字逼问，胡适除了讷讷无言，实在无其它办法敷衍学生，只能发表些声明，作为着实有限。这一点在当时史学系青年学生罗荣渠的日记中看得相当清晰，其中关于胡适的记载与其它资料相映证，显得耐人寻味。日记中记录：当时北大校园内的学生情绪很容易被点燃，一点儿风吹草动就可能星火燎原。1947年6月2日这一天，北大发起“六·二运动”，以纪念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闻一多、李公朴等人。国民政府高度关切此事，北大校园“整个地被包围得水泄不通”，以防出乱子。晚饭时分，北平市长何思源拜访胡适，视察校园，意图十分明显，还是怕出事。学生见到何思源，上前质问，“你一言，我一语，难免没有过激之处”，弄得何口拙语塞，窘态百出，胡适连忙护着他突出重围而去。日记这样记录后续发展：

何思源乘车走后……胡连忙下车来和同学们谈话，同学们悲愤地向胡哭诉委屈之情，有人疾呼：打倒特务！”这时特务们还散在四角，这种口号实在险极，也许大家仗胡校长之势吧。同学们高呼：“胡校长保护我们！”胡适脸色发白，吞吞吐吐地说：“这是误会！”也许这是迫不得已的遁词吧？

胡适有心保护学生，但在这种局面下，他更要考虑上面的意思。胡适在第二天给何思源的道歉信里，只字未提学生的诉求，只说学生“不免情绪愤慨”，向何思源倾诉一肚子委屈时，“其中有极少数人出言不检点，侵及老兄”。胡适的行文口气，以息事宁人为准。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胡适只能作为夹板两面受气，在学校中得不到学生的拥护，早先积累的人望，也在学生心目中慢慢耗散。

胡适感觉自己作为北大校长转圜余地不大，发挥空间不大。胡对学生很明白地讲，他不过是纸老虎，“纸老虎随时会被戳破的”。（《胡适来往书信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胡适想维持的就是不要“扯破脸”，否则不好看。但胡适这样的表态，学生并不买账，他们贴了一个表示反对的告示，表示“我们不是纸老虎”，骂胡适“滑头”“不负责任”，并对胡适的三个观点（一、学校无治外法权；二、学生不是特殊身份；三、干革命工作应该自身负责）逐条批驳。罗荣渠日记记载，胡适看了“非常生气，在接见自治会代表时把那封信退了回来，并且拍桌子大骂，叫同学以后不要再去见他了，还说这一定是‘自治会理事假借各系级的名义搞的’”。一向以温文尔雅示人的胡适，在罗荣渠的日记里多次生气拍桌子，大事如此，小情亦然。有学生家长写信给胡适，声称自己儿子好久没有与家里联系，不知是自杀还是失踪了，“咬着要学校交人”，胡适看后同样气极。

【“吃饭”与“搞学术”】

彼时的北大，除了学生的问题，还有更迫切的吃饭问题，此二者互相连带，相互影响。

所谓吃饭问题，还要从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改革失敗，物价飞涨说起。连身在政府的王世杰（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教育部长）都认为经济、财政前途十分黯淡，舆论、大众对政府咸失信心。这无疑是政府“无能”的表现，无能的后果就是公教人员吃了上顿没下顿，啼饥号寒之状，令人惨不忍睹，“有的弄到神经失常，以至疯狂，有的服毒，有的跳楼自杀”。（《胡适来往书信选》）罗荣渠的日记里，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百物疯狂地涨！涨！涨！昨天五百九十万一袋的面粉，今天涨到六百五十万左右；前两天市府配给的面粉条在校内出让只卖十几万一张，昨天涨到四十五万一张，今天早晨我卖了我的一张是五十万元，但到中午就涨到六十万了，下午两点钟左右又涨了十万（七十万），真是涨得骇煞人。米卖二十几万一斤了，市场混乱得很，大家都囤货不卖，倒楣的自然还是穷小百姓”。（1948年6月19日）

罗荣渠看望史学系教授杨人楩、韩寿萱二位先生，谈的都是具体吃饭事宜。韩寿萱把在国外积蓄的两千多美金都搭进去了，依然解决不了问题。罗荣渠还钱给朱光潜，朱光潜提醒罗，在这乱世要储蓄一些粮食为妙，罗荣渠口头称是，但心里暗想：谁不知道应该多买些东西囤积起来，但是要有钱呀！我的教授！”

手无余钱，日子就不好过。就连经费一向充裕的燕京大学，亦有严重的断炊问题。时为史学系教授的邓之诚对学生言：“我教了三十年的书，然而书已卖了一半，如此生活，我们大家应该革命了。”（《燕京新闻》，1947年6月16日）因此，教员普遍罢教也就不稀奇了。1948年10月25日，北大教授正式罢教，宣布罢教三天，发布“罢教宣言”和“上胡适校长书”，要求学校当局在本周内借与各教授两月薪水，以维持生活，签名教授总共82人。当天胡适在日记中对这样的大事只字未写，只提：‘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此语甚可喜，故记之。”谈的还是他的考据工作——相对普通教员而言，胡适当然无吃不饱饭之虞，因为胡适在银行界朋友甚多，可以保障薪水。据《燕京新闻》记述，胡适还可以凭借自己的声望吃饭签单，这都不是一般教授所可比拟的。

但胡适也不是对公教人员薪俸之低毫无察觉。胡在1947年10月14日与考古学家夏鼐闲聊时，说自己儿子胡祖望在上海一企业工作的薪俸，相当于他当校长收入的三倍。这其实说明，作为校长的胡适是没法解决问题的，他选择退避；作为学者的胡适，心存高远，希望学者们以学术为志业，但此想法却相当不现实。1947年9月23日的胡适日记有这样的记录：

北大开“教授会”，到了教授约百人。我作了三个钟头的主席，回家来心理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功夫想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

胡适主张“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计划建议选出五所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优先发展。向达的话之所以令胡适特别生气，是因为他不留情面地批评该计划的不靠谱，其潜台词显然是——饭都吃不饱，哪有功夫搞学术？还有一个间接原因，是向达在与罗荣渠闲谈时认为，现代中国文化是不中不西的“买办文化”，其毒害国家民族之深，令人痛心，“胡校长说要在十年内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据向先生看，如作风不改，则五十年也不会办到。语气至为沉痛，发人深思”。可以想见，胡适与普通教员思考问题的角度以及现实立脚点，其差距真不止以道里计。

把作为北大校长胡适的日记，与作为北大学生罗荣渠的日记对读，会让人怀疑胡适就是一只鸵鸟，遇事常以回旋为主，在总体局势日趋恶化的情况下，胡适能做之事不多，可为之事只不过是向上面要钱维持学校运转。胡适曾与打算进入教育界任职的地质学家杨钟健戏言，他是沿门托钵乞人施舍的“叫花子”（意为大学校长难做），但这不应该是胡适逃避责任的借口。兹举一例，北大校园内争温饱、求生存的运动，实际不是北大一校的问题，各校都掀起罢教罢课行动，为前所未有的严重生活问题呼吁。“各界人士不分阶层，不论老幼，都一致热烈支持”，看政府能拿出何种办法解决之。1948年11月1日，这一天也是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北大大一学生向胡适请愿，但结果并不圆满。学生心中有相当重的怨气，罗荣渠评价道，“民犹是也，国犹是也，莘莘学子，巍巍教授，犹奔走呼号于五斗米之间，呜呼，谈什么教育！”这最后强烈的否定与质疑，仍是对胡适不解决实际问题而唱争取学术十年独立发展高调的反感。

胡适当日写信求助傅斯年，希望傅斯年与俞大维想想办法，最后结果怎样，不得而知。胡适当天日记记载：第四院一年级学生无公费的居多，他们生活甚困苦，今日排队到松公府请愿。”因为一年级学生200多人中，有奖学金者仅80余人，大多数人处于水深火热中，故胡适有“学生无公费居多”的记录。但若不是他人日记中有大量吃不饱饭、罢课罢教的鲜活记载，单看胡适日记，估计是发现不了问题的。

【昔日的学术明星已落伍于时代】

胡适就任北大校长实有不情不愿之意，加之上任后棘手问题着实不少，光倚靠郑天挺一干人等，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胡适能做的只是撑持门面，使之不至于塌台，因此干起事来有时敷衍，有时周旋，有时认真，甚至既要认真还要虚以委蛇，这既是对上亦是对下，还有对自己。傅斯年就看得出来，胡适处理现下的北大局面是在“受苦”，可想其心力交瘁之感。胡适与夏鼐聊天时，谈及自己放心不下的仍是学术，希望傅斯年或蒋梦麟能代理校长一两年，让自己脱离行政职务，专心研究工作。胡适认为做校长远没有做教授舒服。校长任上的胡适谈学术时心情还是笃定的，讲台上胡适的魅力不减当年，其讲演场面颇吸引人，听众仍然很多，甚至被“挤得水泄不通”。此时他的讲演技巧更趋成熟，譬如讲到需要强调的地方，“有时还捏紧了拳头在讲桌上重击一下”。

胡适尤为看重《水经注》的研究，花了相当大精力想弄清赵一清与戴震到底谁抄谁的公案，因此讲堂上自然少不了讲讲研究《水经注》疑案的心得。1948年11月16日，罗荣渠听胡适讲“历史研究法”一课，胡以《水经注》为例，“大谈特谈”。罗荣渠感觉胡适虽然把该项研究说得如何了不起，“神气十足”，“但在我看来也不过是那么回事——自吹讲学法螺而已”。一个史学系高年级的学生竟有这样的观感，这自然不是胡适所希望的。其实罗所言，正是对胡适翻来覆去讲那一套所谓科学方法的讥讽——胡适的方法理论，终逃不掉教授小夫下士的清浅之境。

罗荣渠的反应，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北大学生对胡适的接受与反应：他们认为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无能，不负责任（胡适经常不在校，飞来飞去处理与北大无关的其它事务）；作为学者的胡适，已不再是当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学术明星。此时的胡博士还能吸引人，但吸引人的地方，与其说是他演说内容有多么博大精深，毋宁说是学子们好奇，想见识下这位当年红得发紫的胡适本尊而已。

据1947年4月7日的《燕京新闻》报道，胡适平日出入皆有汽车，在校时间又多深居办公室，许多学生来北大半年多还未见胡校长一面。胡适的学术影响力毫无疑问在衰减，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当年胡适极力推崇的大名鼎鼎的《崔东壁遗书》放在北大图书馆，居然没有人借阅过一次。世易时移，青年人的欣赏口味不再是考据，而变为爱读综合性且与当前社会问题有关之书。胡适思想多年不变，听众只能越来越少。胡适后来也自我反思一味钻到《水经注》研究中，而未在思想战场上努力，以致失了势。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胡适的反应与时代激变不对称。

受命担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最好的意义恐怕是安定人心——北大同仁瞩望胡适重振北大的愿望肯定是落空了。平心而论，将学生、吃饭等问题一股脑推给胡适处理，也是难为他了。但若抛开时局和政治的关系、当时北大相对简单的行政架构不谈，单單评价作为校长的胡适的优长短板，似可下一断语：胡适确实不具备良好的行政才能，加之他担任校长本有“赶鸭子上架”的嫌疑，并且任职期间心猿意马，处理问题常信奉中庸之道，不开罪任何一方，面临突发事件显得沉着冷静不足，敷衍搪塞为多。所以然者，一是胡适确无良策予以应对，二是他性格的优柔寡断所致。

【谈及北大“泪随声下”】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乘坐专机飞离北平。胡适当时的心情很焦急，走的前一天，作为当事人的北大秘书长郑天挺记录胡适异常焦躁，说：“今天走不成，我就不走了。”胡临行前托汤用彤代理校长，“汤当场拒绝”。缘何拒绝，一来汤用彤本就不太愿意参与行政，据档案馆馆藏的汤用彤两封无具体落款日期的信件，其具体内容就是明确拒绝任大学行政领导事务，谓对于加重责于他，“实怕得非常”。二者，此时的北大已是乱成一锅粥，搁在谁身上都不愿意。三者，校长胡适就这样走了，临时委他人代理，大有甩包袱之意，这在同仁心中难免不满。

胡适所以能走是蒋介石派陈雪屏直接安排的。国民政府知道守不住了，便考虑将一批重要学人运走。1948年12月17日蒋介石发电报给傅作义，要求将62位学人分别疏导，“即日南下”。62人的大名单分为四类，一是在平教育行政负责人，二是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平者，三是在平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四是学术上有地位，自愿南来者。譬如梅贻琦、陈垣、胡先骕、汤用彤、冯友兰、叶企孙、贺麟、徐悲鸿、朱光潜、毛子水、杨振声、钱三强、沈从文、邓广铭等人。（转引自黄克武《蒋介石与贺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可以想见，胡适的走不单纯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棋局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对于胡适个人而言，他很明白离开北大后，不可能再回去了。因此他在日记里说，他是一个“逃兵”“难民”。并且胡适还多次强调对北大的深情厚谊，“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胡适对北大自然有感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对数千出路不明朗的北大师生而言，胡适的走无疑令他们相当反感。季羡林说，胡适临阵脱逃，应该明正典刑”。向达亦表示，“我们上了胡适的当”。有的教授主张给胡适写信，质问他走了还要不要照顾学校，要不要为文化古城北平说几句话。罗荣渠认为，胡适连熬过校庆的勇气都没有。

1948年12月17日，胡适在南京参加北大校庆纪念会，顾颉刚日记记载，胡适谈及北大“泪随声下”。而这些，在罗荣渠眼里却是演戏，听说他以擅离职守故向教育部自请处分，果真如此的话，那真亏他做得出来了。大人物多是沐猴而冠，善于演戏者也！”

北大校长职上的胡适，是做得辛苦又得不到吆喝，自己还满腹委屈，后来者实在不应加以恶意揣测，然对其出处进退尚可做进一步探讨。大概来说，胡适此人相当聪敏，爱修饰自己，修饰意味遮蔽，常见手段是不明说，有时还放烟雾弹，因此需要摸索一番，才能定位其“坐标”，即在责任与担当方面，作为校长的胡适难辞其咎。

（作者系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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