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谁来“保护”

【摘 要】依法治教需从机制上保证“法人”的地位不被矮化，从体制上保证教育的独立存在不被弱化，从价值观上保证学校的功能不被窄化，从内部制度上保证校长的价值不被异化。校长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他的价值重要的是在于寻找目标和方向，描绘蓝图和思路，生产理念和思想，建设资源和文化，引领和带动组织成员自我发展并进而发展学生和学校，而其具体的管理则需要内部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建构，比如依法组阁，依法建立架构和系统，其中民主管理自然是应有之义。

【关键词】困局;遴选;学校功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5）23-0036-04

【作者简介】严华银，江苏省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江苏南京，210013）。

一、校长遭遇困局：“围剿”困局、“紧箍”困局、“折腾”困局

前不久，一则教育新闻让校长们尴尬：

3月14日，天雨，但为了迎接前来视察的玉林市关工委领导，广西玉林容县容州镇第一中学让数百学生冒雨做操表演，现场领导则打着伞观看。一名学生向记者透露，学校一周前就通知称，玉林市会有很多领导来视察。“那天下午领导来了，学校说，就算下狗屎也要做操，更别说下雨。”（3月17日央广网）

各方人士均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一“学校行为”或者是“校长行为”进行分析评判：处事刻板，不以人为本，形式主义，惧官媚权，欠缺教育品格等。所言皆是，但很多人有所不知的是，在今天中国的学校，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不要说中小学，即便是培养学生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高校，也还是有“厅级”乃至“副部级”的校长在上级“派来的”的普通办事人员面前毕恭毕敬、不敢稍有怠慢。

当在上者呼唤“教育家办学”时，有谁想过如今一些校长们的生存环境呢？有谁想过这样的生态环境与教育家长成间的关系呢？

在现行体制下，在学校管理长期形成的定势下，当下“行政管理”很多是合理和必需的，党的领导和组织保障，规范的行政管控和监督，围绕课程、教学和质量的引领、指导和评估，等等。但还有很多稍作梳理，即呈现出学校和校长遭遇的管理困局。

“围剿”困局。

校长在教师和学生面前有脸有面、有型有神，尊严和权威十足。但一旦面对区域内外的行政部门和官员——不仅仅是教育，便立即少了许多精气神。现实中，任何一个校长几乎很难不遭到各方非教育的行政和准行政因素的“围剿式”干扰：会议、文件、检查评估、电话通知。在某些区域，某些学校数位校长，光是应付多头行政的会议都有困难。还有形形色色假以权力和其他非常冠冕的名义的“伸手”，比如报刊订阅、图书营销乃至相关教材和准教材的推广等，可以说经年不绝，将校长们折腾得焦头烂额。有校长常慨叹，要是真的能像先贤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就好了;中华之大，为什么就不能容得下一所安静做教育的学校？

“紧箍”困局。

“质量”，是行政、社会、家长合力套在中国校长头上的一个“紧箍”。由于种种人所共知的主客观因素，原本神圣的教育“质量”概念，已经被矮化和窄化为“分数”，成为如今压在学校、教师尤其是校长头上的一座大山。在中国的不少区域，一些校长仅仅因为一两次学生统测的分数问题，而被毫不犹豫地“问责”甚或免职。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约定俗成的“共识”，“人民不满意”，这就是最大的政治。至于说学生发展的“质量”是不是仅仅只有分数，为什么分数出现问题，“人民”和社会对于教育和孩子成长发展的规律认识有没有问题，如何通过有效的机制和策略正确引领社会科学认识和理解教育教学、人才质量等问题，那就少有人问津了。在“应试”几乎走向白热化的情境中，被牢牢绑定在应试战车上的校长们，已经没有谁敢于夸口“常胜将军”、永远“金刚不坏”，几乎每个校长每所学校都随时可能遭遇一次“滑铁卢”。在如此“紧箍”的勒逼之下，我们又能做出怎样的教育，培养出怎样的人才？

“折腾”困局。

也还有一些意外的事件。学生安全出了问题，比如偶然事件导致的不测，由于某些家长和社会的因素，很多时候校长会被折腾得没有自尊，没了安全感，直至死去活来。上级部门和法律机构在强大的“民意”和“稳定”的追求面前也常常乱了分寸，少有主张。行政部门和所辖机构出于政绩或者其他目的的对于教育教学的“指挥”和“指导”有时也令校长们苦恼。比如某地某校教学模式的学习和推广;比如一种带有某些领导个人意志的教育观念或者理念的宣传和落实。前者本该由学术机构倡导，后者则应为教育方针之所规定，但权力一旦“越位”“作为”，学校和校长就无所适从了。荣誉称号如“某某单位”的评比，也是令校长牵扯许多精力的事。据不完全统计，一般学校被各级教育行政和准行政所挂荣誉牌一般都在数十上百，成为当代教育的一大奇观。除此而外的非正常折腾比如招生、招聘问题上的权力“染指”因素就更加不一而足了。

都说教育神圣，学校圣洁，校长是教育教学的内行和专家，做教育，办学校，理当听校长的。为什么还会如此这般遭遇“围剿”“紧箍”和“折腾”呢？是校长们自感能力不够而“忧惧”？是校长们觉得缺少领导而“恐慌”，故而集体“请求”各方神仙“莅临指导”？还是校长们天生“软骨”少智不知运用法律法规、教育规律科学理性应对和拒绝？应该都不是。而是因为校长的权力所自、学校的资源所来、教师的发展所依都跟这些部门和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行政或相关者为什么对学校的“管理式”干预总是不肯撒手呢？

行政权力的天然惯性。大政府、全掌控的管控理念，机关或者某些事业单位的工作形态，会议、文件、检查评比等的传统运作模式，积淀而成思维和行为的巨大“惰性”。当“计划”在其他行业早已被“淡去”之后，作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的学校及校长，便只能成为满足传统行政末代繁华和最后“虚荣”的道具、牺牲品了。

出于对教育的传统情感和方式的重视和关心，一些部门和领导是绝对真诚地高度重视教育，其表达的方式就是管理的细节化或称之为“无缝对接”。一年一度由行政多部门“诸侯”合力进行的考核便是集中的体现。这自然常常演变为好心办坏事。

也有不同动因和目的功利。某些行政领导的偏颇的政绩观，误导出部门行政的乱作为。有些区域，几乎教育行政的任一部门每学期都要搞一两场波及全区域学校和学生的有一定规模的“活动”。据说这些部门也有苦衷，机关领导集体年终也有对部门的考核，考核就必须有“政绩”。电影里曾经喊出的教育理想是不论是什么样的学生，“一个都不能少”，而生活中的校长呢，对于这样干涉和干扰，“一家都不能得罪”。所以，那一位下令学生“下狗屎也要做操”的校长，你只要设想也许他刚刚经受了一系列类似的骚扰事件，你一定会理解他彼时彼地的心态了。即便是副部级，在权力面前，在决定你及学校的多方资源供给的哪怕再多么低微普通的权力代表面前，你无法不低头。换成你我，又能怎样？难道真的效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前往“南山”“围篱种菊”？

上述问题的产生可说由来已久，讨论其解决也远非一日。比如学校和校长的“去行政化”从中央层面开始推动，至今依然“养在深闺”，号令难产。但笔者以为，基础教育已经迎来新世纪以来最好的发展机遇，教育家型校长、教育家的产生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政治和政策的背景。

一方面，从中央层面推动的“依法治教”的改革早已出发并全面发力。从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促进管办评分离”，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提出“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从提出“四个全面”，到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特别是近两年来中央政府在行政管理体制尤其是行政审批制度方面改革的空前规模和力度，足以见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革命性变化已经到来。

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数十年累积且难以撼动的应试的冰山也已呈现“末世”之“衰颓”。国人中先知先觉者、优秀群体、发达区域的城乡百姓，对于教育、人才和学生成长以及对于教育质量的认识和理解越来越趋向科学，越来越趋向成熟。而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校长对现实教育的弊端和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刻，摈弃非理性教育，回归和追求人的精神成长的教育，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人的共识。

不能不说的是，我们今天之所处的时代特征。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从管控到治理的全方位“转型”，教育也从应试的功利向素质的人的成长方向“转轨”;特别是正呈燎原之势的大型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迁移”给学校管理变革无限丰富的想象;李克强总理针对“简政放权”和审批制度改革的讲话，更是提示或者启发我们如何激发才智、把一切关于学校变革的“或然”转化为“实然”的路径、策略和方法;尤其要提到的是国家层面的多部文件中早已破题的学校董事会制度、现代学校制度，在部分区域和学校的“破冰”试点已经初显成效。

可以预见，优秀教育家成长的条件已经万事俱备。于是，提出“保护”校长，为中国当代教育家的成长培植土壤、保驾护航，应该是正当其时。

二、校长“遴选”：从机制上保证“法人”的地位不被矮化

我国基础教育的校长一般的选拔任用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使用主体是学校。近乎“行政任命，学校使用”。有些区域由于管理权限的规定和历史沿革，校长的任用和管理还得组织部门甚或宣传部门授权。随之便衍生出“行政级别”，也就有了教育的所谓“行政化”。而“谁授权便听命于谁”“授权给谁谁就得被管着”这几乎是“官场”运作的“铁律”。所以在这样一种权力授受体制下，要求校长昂首挺胸、不唯命是从是强其所难。

实际上，稍稍研究一下我国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国家校长产生的机制，就会发现，校长之产生，除了单一的行政任命制，还是可以有一些其他路径选择的。而这样一种选择，对于优秀校长的涌现、校长的成长、学校发展生态的营构，可能价值意义更大。如中国香港地区校长那般在官员面前的“从容”实际是一种教育常态，不是什么牛气，也不需要什么牛气。如果我们的校长在现有产生机制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一点别人的做法，是不是可以有所变化呢？

比如在不改变现有干部制度的前提下，在现有选拔任用机制的基础上，学校在组织部门和教育行政的领导下，组成相关的董事会，其职责之一是代表学校方选聘校长。董事会的成员组成应该是学校教工代表、施教社区代表、家长代表、教育行政代表和党组织代表。校长的基本条件和要求由董事会研制，主要是根据已经颁发的中国校长专业标准，也依据学校特点和未来发展的需求。选聘程序一般包括校长条件公布、参选者报名并递交材料、材料审读并初步筛选、确定候选人、教育行政或者组织部门审核、董事会或者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投票确定人选。在这样一个选聘程序框架结构中，董事会是唯一代表学校利益的相关方，通过这样的机构产生的校长与传统任命制下校长所听命的对象有着实质性区别。但这样的程序是不是会导致校长与教育行政、党的组织部门关系的“阻隔”和“撕裂”呢？答案是否定的。董事会成员中分别有教育行政和组织部门两方代表，选聘程序中特别设定相关组织机构的审核，这就确保了所有候选人的政治上的纯洁和可靠。如果组织部门和行政机构对这样的校长再配套出台相关党纪政纪的约束性条例和规定，那就更加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这是一个在现行党管干部的体制下，在“去行政化”的需求声中，参照了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模式而设想的方案。可以预期的是，这样的方案下，这样由学校董事会选聘出来的校长，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校长“听谁”和“为谁”的问题，解决可以不听谁不为谁的问题。今天少量民办学校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似乎已经跨出了一步。假如我们可以容忍民办学校校长们的作为，我们就应该可以以之为一种教育“新常态”的试点，从而破解学校教育、校长管理中行政和准行政干预的世纪难题。

唯有这样的选聘制度设计和安排，唯有将“教育”理想和教育价值实现作为毕生职业追求而不是主要向领导和权力负责的校长，才有可能成为“教育家”。

三、行政“作为”：从体制上保证教育的独立存在不被弱化

在依法治教的背景下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其核心要素在学校的自主管理。如何实现学校管理的“自主”？一方面当然需要学校办学主体的“主体自觉”“自求进步”，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需要传统的教育行政和相关机构的“简政放权”。

学校管理者的“自主”，总让人想到课堂教学中的“自主学习”。大概从20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开始，这一口号喊了30余年，其间还有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的力推，但学生课堂中的“自主”是不是真正落实到位了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都懂的”。为什么如此？关键是影响“自主”的核心要素——总存掌控欲望的教师“稳居”课堂要冲。教师只要身居课堂，他就有为学生做主的冲动，而且这样的“冲动”有其重要的认识论和教育学基础，那便是我比学生“先知先觉”，我为之“做主”，比学生“自主”要有效要到位。现在看来，根治这一顽症只能指望基于无限开放的网络平台的“翻转课堂”了，依据慕课和微视频的学生“自主”先学，几乎可以完全超越课堂，学生可以不分时间和地点地任意学习，再神通广大的老师也难以掌控你的学生的学习，这时候的“自主”算是完完全全、真真切切、势不可挡地实现了。

同理，校长和学校自主管理的实现尤其需要在上者的管理自觉和权力让渡。只有当教育行政以及相关管理主体变“自信”为“信人”，化“管理”为“服务”，抑制权力欲望，控制权力冲动，校长的自主才有可能，学校依法办学才会少有甚或没有干预和骚扰。如今，从上至下正在全力推进的简政放权和审批制度改革，正是从一场政策和制度层面进行的权力自身的深刻革命，犹如壮士断腕，几乎等同于教学领域的源自网络技术的课堂革命。

由此联想到学校和校长的去行政化，有人以为是校长的“恋官贪权”。这真是岂有此理？从学校角度，它天性与权位绝缘，何以有资格言“去行政化”？解铃还须系铃人，少了或者没有了“婆婆妈妈”，你想“行政”也“化”不起来。

当行政退居“二线”和“后台”，当校长可以心无旁骛引领教师和学生两耳少涉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校长才最具有创造性。

四、社会“共识”：从价值观上保证学校的功能不被窄化

基于现实国情，基于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与民众接受教育需求的差距较大的现实，升学和应试变成了“人民满意”的主要甚或唯一指标。不仅如此，顺应民意，地方政府和党委也将这作为了考核和评价校长的主要甚或唯一指标。在中高考面前的“成王败寇”，已经是国内许多区域学校包括最优秀学校校长的宿命。

问题是，教育真的不是这样的，关乎人的发展的教育绝对不是这样做的。什么是教育？什么是人的发展？什么是真正有益于人的发展的真教育？我们还有谁愿意静下心来，听听校长们包括那些被免去职务的校长们的声音呢？笔者总以为，校长除了带领教师实现培育人才的使命外，在当下中国，他们还应发挥引领社会和民众对于教育的正确认知和科学理解的价值。而这一点，长期以来被严重忽视。这其中的原因，大家应该是都懂的。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有前途的民族，应该是尊重和敬畏英雄的。一个被庸俗民意所裹挟、不尊重科学、不敬畏教育专家的民族，一定是潜藏危险的。

正因为此，多年前，在被问及教育的“应试非常态”如何改变时，笔者提出迫切需要从上至下的综合施治，迫切需要一场“教育启蒙”运动。而启蒙则首先从清理教育的误区、谬论开始，启蒙更需要包括党委和政府的鼎力支持。这样的支持则主要应从力挺教育家、校长对于教育的理解和引导，重树和不断抬升中国校长的“权威”和地位开始。

有这样的过程，校长的教育尊严，社会对于教育家、对于教育的敬畏，有望重树。

以上几个方面，都是从学校和校长工作的外围而言的。如果要言依法治教，还有校长如何治理学校的问题，这就是本文论述要涉及的另一个方面，“管理‘民主’：从内部制度上保证校长的价值不被异化”。这一部分要论述的是校长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他的价值重要的是在于寻找目标和方向，描绘蓝图和思路，生产理念和思想，建设资源和文化，引领和带动组织成员自我发展并进而发展学生和学校，而其具体的管理则需要内部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建构，比如依法组阁，依法建立架构和系统，其中民主管理自然是其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南京长江路小学已经有了十分成功的实践，他们的实践和思考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

当这些问题都能逐渐有所解决，一片支持、支撑、维护和保卫校长和未来教育家的土壤就会逐渐产生并肥沃起来。一旦校长们可以昂首挺胸、堂堂正正做人做事做教育，教育家成长、教育家办学就不再仅仅是政治家和平民百姓的口号和理想。

这一天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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