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课外活动经验和积极发展的关系：一项追踪研究

摘 要：以4所不同层次高校的1046名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相隔6个月进行了前后两次测试，运用分层回归模型分析了大学生参与课外活动和积极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一方面，课外活动经验可以有效预测大学生的积极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水平高的大学生会主动选择参与各种课外活动。这说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双向的过程。在对课外活动和积极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学校和家长应鼓励和支持青少年参与课外活动；应发挥青少年在自身发展中的主动性；应多给青少年创设和他人发生联系的机会；应尊重青少年自己选择的具有个人意义的课外活动，引导青少年体验和反思参与的课外活动的意义。

关键词：青少年；积极发展；大学生；课外活动 ；追踪研究；分层回归分析

一、引言

青少年时期是人的生理、心理、行为以及社会功能都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自从对青少年进行科学的研究开始，人们总是以“缺陷模型”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变化，认为青少年期是暴风骤雨期，充满危机和冲突。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青少年领域的研究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教育实践者越来越认识到，青少年的成功发展不仅仅是不出现问题和完成学习任务，还需要发展他们的品格优势、能力与潜质，这就是青少年积极发展。积极发展观认为，青少年成功的心理社会发展需要包括：在没有负面的心理表现和行为（焦虑、抑郁、犯罪、辍学等）的基础上，还要拥有积极的发展表现（自信、乐观、亲社会行为、有人生目的等）[1]。积极发展有助于青少年的幸福成长，有助于青少年抵御成长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发展风险，有助于青少年对自我、家庭、社区以及社会做出贡献[2]。

因此，如何促进青少年的积极发展就成为了教育实践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而确定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影响因素则是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影响个体发展的诸多因素中，传统的发展研究总是倾向于把个体看成是终身都要受外部力量推动的有机体，只关注遗传程序、早期的环境和刺激、社会与文化背景等外在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影响，较少关注个体自身的因素。

与这种极端的决定论相反，近来的发展理论强调了个体自身在其发展轨迹的形成中所起的积极能动作用，这就是人类发展的经验观（experiential perspective）和行动观（action perspective），这两种观点在发展研究的理论解释中日益重视。经验观认为，即时的经验居于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核心，并作为一个强大的支点来影响个体的发展和社会化进程，个体可以主动影响发展的过程[3]。行动观认为，通过行动以及体验行动的结果，我们建构起对自身以及所处的物质、社会和符号环境的表征，并且这些表征会引导和激发那些塑造和影响我们行为和个人发展的活动。个体通过行动参与到环境中、做出选擇及塑造环境等来发展自己，同时指导自己的发展。如此，行动促成了发展，而发展又引发进一步的行动。[4]

受发展研究的经验观和行动观影响，青少年积极发展领域的研究越来越重视青少年自身的活动经验在其自身发展中的作用。例如，Eccles和Barber研究了青少年参与五种类型的活动可能带来的好处和风险，分别是：亲社会活动（宗教和志愿者活动）、团体体育运动、学校卷入、艺术表演、学术社团。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青少年参与课外活动为学习成绩和避免卷入危险行为提供了一个保护性的环境：（1）参与所有五种类型的课外活动可以预测比预期更好的学业成绩；（2）参与体育运动、基于学校的领导活动、校风活动以及学术社团活动可以预测21岁时全日制大学在读的可能性；（3）参与体育运动也可以预测学校依附的增加；（4）参与的亲社会活动越多，酒精和药物使用增加的越小；（5）参与艺术表演对于男孩来说具有和参与亲社会活动相同的功能。在控制了社会地位、性别和学习能力后，以上结果仍然适用。[5]Fredricks和Eccles分别从参与活动的持续时间、参与活动的总数量、活动参与的广度（不同类型活动的数量）三个方面考察了青少年课外活动的参与情况和青少年发展之间的关系。课外活动分成五类：集体体育活动、亲社会活动、艺术表演、学习型社团、学校卷入。结果发现，更多更长时间的参与课外活动和学业适应、心理能力、积极的同伴环境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6]

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了参加课外活动的益处，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存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课外活动经验和积极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也有可能是因为存在自我选择效应，即积极发展水平高的青少年会主动选择参与各种活动。考虑到这一问题，Fredricks和Eccles在考察青少年和成年早期参与课外活动与发展结果的关系时，对因变量的前测水平和一些重要的自我选择因素进行了控制，结果发现：（1）参加学校社团和学校体育运动可以预测学业适应水平；（2）参与学校体育运动可以预测心理适应水平；（3）参与学校体育运动和学校社团可以预测2年后的教育地位；（4）参加学校社团和亲社会活动（志愿者活动）可以预测2年后的公民参与情况；（5）活动参与的广度同青少年和成年早期适应的指标（积极的学业上的、心理上的、行为上的结果）呈正相关关系。总的来说，参加课外活动对不同群体的青少年都是有益的。但是，相比之前那些在方法设计上不是那么严格的研究，该研究中得到的效果量较小，相关较弱[7]。同样，Bundick研究了青少年参与课外活动（志愿者活动、宗教活动、创作性艺术活动、学术俱乐部、体育活动、学生领导活动）和多个积极发展指标（生活满意度、人生目的感、未来希望感、潜能实现感）之间的关系，并且考察了个体感知到的参与这些活动的意义是否会调节这些关系。不考虑自我选择效应的横向相关分析表明，参与学术俱乐部、体育活动、宗教活动、学生领导活动同多个积极发展指标呈正相关。然而，在控制了之前的积极发展指标和一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的纵向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学生领导活动和志愿者活动能预测2年后的任一积极发展指标，而参与创造性艺术活动同积极发展却呈负相关。此外，参与课外活动和积极发展之间的多个相关关系受活动意义的调节，特别是参与创造性艺术活动同人生目的感呈负相关[8]。上述研究表明，在控制了自我选择因素后，课外活动经验仍可以预测积极发展水平，但是预测力已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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