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客厅”什么范儿

2014年“两会”，对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来说注定意义非凡。

2月18日，由该校师生创作完成的大型瓯塑壁画《雁荡秋色》通过竣工验收。作为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的最新装饰，这幅壁画将会在今年两会中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每年‘两会’前都是人民大会堂调整内部装潢的‘黄金时期’。”著有《人民大会堂往事追踪》一书的党史研究专家马祥林介绍。代表各省、市、自治区形象的大会堂地方厅室，往往在迎接“两会”时被布置一新。

通过电视转播和图片报道，无论是万人大礼堂“水天一色”的穹顶，亦或是悬挂于东大厅的巨幅山水画《幽燕金秋图》——这些频繁出现在国家领导人周围的人民大会堂经典布景，早已成为公众最熟悉的“国家符号”。依靠灯光、舞台、装修纹饰的设计，和数千件艺术品的配合，作为独特政治空间的人民大会堂，形成了气质独特的审美哲学。

一砖、一瓦、一字、一画，出现在大会堂里，是艺术更是政治。

展示地方文化的窗口

马祥林供职于中国国防大学校史馆，2009年他受中央文献出版社之邀开始研究人民大会堂的历史。沥粉贴金装饰、金丝楠楼梯扶手、花岗岩的须弥座和台阶、大理石墙面以及琉璃瓦铺就的柱顶墙檐……在马祥林看来，无论是建筑材料还是施工技术，大民大会堂都堪称汇集“国家之最”。

这种庄严凝重、堂皇壮丽的装修风格传承自1959年大会堂的首次装修。二层宴会厅的大理石地面施工时，工人们反复试拼十多次，为了确保所有大理石之间的花纹和石线都能对上，凸显“天然石块的花纹之美”。

大会堂内部还有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名称命名的数十个厅堂，为突出地方特色，这些厅室均由各地政府主导室内设计，负责布置和装修。“各省、市人民政府抽调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组成‘布置北京人民大会堂XX厅办公室’成为常态。”马祥林告诉本刊记者，“各地政府都力图展现出自身最好的风貌。”

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装饰办公室设计组成员、先后五次参与湖南厅装修的夏纪慎认为，选择厅室的位置很有门道。1959年，在湖南省轻工业厅工艺美术处工作的夏纪慎突然被派往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装修设计任务介绍会——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请各地代表在大会堂的建筑图纸上选择占位。

据他回忆，会看建筑图纸的代表往往占得先机。看清每个厅室的位置、面积，以及和周围的关系，才能选出最佳厅室。夏纪慎那时一眼就看中97号厅。“这个厅的面积、层次、层高很合适，靠南的光线好，正在大礼堂隔壁，又是通向主席台和最高领导休息厅的必经之地，群众面大，影响也大。”

时至今日，位置对各地方厅室的影响仍然存在。大会堂内曝光率最高，最为公众熟知的几个厅室大都得益于此。例如，恰好位于迎宾主要场所北大厅后面的福建厅，因通常作为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场地而曝光率极高。而河北厅更因位置得天独厚被当做国家级对外会谈的贵宾休息厅 。

尽管各个厅室位置相对固定，但它们的内部装饰却时有变化。每隔一段时间，大会堂管理局便会安排各处轮流进行修补、翻新甚至重新装修。而相较于公共部分，省、市各自负责的地方厅装修则显得更为频繁。

通常各地方厅的装修都是分散、轮流进行。最特殊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厅的装饰都有一部分被当做“四旧”清除出大会堂，直到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后，中央通知各省“恢复、调整、布置”各省厅，于是人民大会堂有了一次统一的整修。囿于当时各省的经济条件，那次修缮只限于表面装饰，比较简单。1984年前后个别省市又对厅室进行了重装。

2007年，江苏厅重新装修时，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特别提出：整体效果要蕴涵深厚的文化气息，灯光要明亮，石材颜色要明快，有较好的视觉效果，“要体现出江苏经济大省的地 位”。

据大会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透露，管理局也会不定期“建议”某些省市重修地方厅。因材料原产地与北京之间气候条件的差异，有些厅的装修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难免会出现木器变形、开裂，或装饰磨损的情况。

要技艺，更要寓意

相较大会堂庄重大气的硬装修，由字画、瓷器、挂毯、刺绣、雕刻作品等组成的装饰品往往更引人注目，成为大会堂审美的点睛之处。

一般来说，大会堂的装饰品都要通过各地方政府指派的专家委员会挑选把关，报送政府一把手和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审核通过，然后才能予以展示。在画家汪钰林看来，能够被选入人民大会堂的作品，除了要求艺术家技巧精湛、出类拔萃，更重要的是作品寓意要符合“官方审美”。

汪钰林曾为大会堂西藏厅创作壁画《西藏的新生》。据他介绍，大会堂布置装饰作品任务时一般都采用“命题创作”。虽然当年只是个20岁出头的青年，但汪钰林在接到任务的一瞬间，已经对创作方向心领神会：这幅作品必须与那时刚实现的西藏解放紧密呼应。

1999年随着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交付使用，油画《三峡晨曲》成为该厅的装饰主体。当时画家陈可之在重庆市委的安排下完成这幅创作，背景是重庆刚刚成为直辖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陈可之表示，之所以官方在他提供的《几度夕阳红》、《月是三峡明》、《三峡晨曲》中选择那幅晨景图，是因为看重“画中有对光明的向往，寓意较好”。

“这幅作品对三峡的描画也颇具意味。”马祥林表示。当时三峡工程在民间引发了一些争议，这幅挂入人民大会堂的作品，隐约表示了政府对工程“利大于弊”的肯定态度。

由于大会堂的空间设计本身就尺度极大，一般的作品很难镇得住场。无论世界最大的钢琴（长4.4米、宽1.72米），还是重达7000公斤的翡翠玉石雕刻，任何超乎常人想象的“特大号”装饰品，放置在人民大会堂里都不会给人突兀和夸张感。参观时，很多人甚至不会注意到自己头顶重达2.5吨的吊 灯。

大会堂的装饰也喜欢以“大”的极限强调艺术的独有性和精致性。“不但作品的尺寸一定要大，作品的主题也必须恢宏大气。”在马祥林的印象中，大会堂的装饰画大都以山水、松竹和花鸟为主题，很少出现人物。尤其是领导人以及现当代可辨识出身份的人物画作更是少见。“这也许是大会堂装饰中一项不成文的禁忌。”

事实上，对人物作品的避讳早在大会堂最初装修时就已出现。负责湖南厅装饰的夏纪慎清楚地记得，最早湖南厅选择《毛主席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这幅油画进行装饰，但毛泽东在前往巡视参观过程中明确表示不要挂人像，该画很快被撤。

除绘画外，书法也是人民大会堂悬挂极多的艺术作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悬挂于金色大厅的书法作品《中华颂》、东大厅的隶书作品《到韶山》，以及澳门厅的《九九归字图》。

地方厅侧重呈现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艺 ，例如，江西厅的景德镇瓷瓶、四川厅的双面蜀绣《芙蓉鲤鱼图》、安徽厅的铁制屏风《迎客松》（后由周恩来总理决定移往贵宾接待厅）、湖北厅的立体贝雕船《黄鹤玉龙舟》。

清华美院的退休教授常沙娜早前曾专门研究过大会堂的内部装饰。在她看来，建造初期大会堂的装饰纹样设计强调意识形态。“万人大礼堂的红色五角星、金色放射线、葵花瓣，迎宾厅地毯上火红的炼钢炉、玉米、小麦、棉花、水果等图案，都带有深深的时代烙 印。”

这些年“解放式”风格日趋淡化，体现浓厚时代特征和历史底蕴的装饰则越来越被官方青睐。例如，香港厅通往科技厅的楼梯口特别选用了圆明园远瀛观的雕花柱，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不忘国耻。而科技厅内北面影壁上的锻铜浮雕组合壁画，则希望呈现香港百年沧桑史。壁画左面描绘了虎门销烟、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港人抗英等历史事件，又将“香港故事”拉入“中国叙事”的大历史中。

“言必有意，意必吉祥，也是大会堂装饰的特点之一。” 常沙娜说。红色地毯铺满走道等公共部位，不但因为在传统观念中红色象征喜庆，还与“革命性”相暗合。人民大会堂公共部位和厅堂中多处放置了各种工艺品花瓶，这是在利用谐音——瓶谐音“平”，表示平安、平静、和平。

人民大会堂建筑装饰对圆满寓意也相当偏爱，大多数装饰图案都被要求塑造得丰满圆润。卷草、莲花、宝相花等纹样造型饱满富丽，枝叶婀娜婉转，凸显了一种花团锦簇式的圆满。

《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2011年接到人民大会堂的创作邀请时，画家崔如琢“智慧”地提出画荷。他说，“荷”象征“和”，有“和谐”之意，画名《荷风盛世》里的“风”谐音“逢”，意味着“和谐逢盛世”，得到官方好评。

为大会堂定制作品的“附加值”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大会堂共收藏了数百位艺术家的各类作品，创作者既包括齐白石、关山月等书画名家，也包括各个省市濒临失传的各项民间手工艺的传承者，还有被名师举荐的年轻画家。

政治素质过硬是艺术家有机会为国作画的首要条件。1959年， 汪钰林被工艺美术学院推荐完成大会堂西藏厅作品时还只是壁画系四年级的学生。回忆起来，汪钰林深感家庭出身好，政治态度比较积极是自己当选的重要原因。

大会堂各地方厅在装饰品选择上很讲究避免工业化生产、复制的工艺品，而选用由名家手工制作的有升值空间的艺术品。因此，各地方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大师也是人民大会堂邀请艺术家时的热门人选。

1994年，湖北仙桃市的贝雕大师路光荣被湖北厅装修领导小组特别选中创作123cm×96cm×36cm的巨型贝雕。2012年，四川蜀绣“绣女”孟德芝也因技艺高超第二次受邀为人民大会堂绣制巨幅蜀绣。

创作《幽燕金秋图》时，画家侯德昌需要帮手，先后指派他的两位学生耿安辉和窦宪敏帮忙。而后，人们发现侯德昌的得意门生耿安辉也得到机会，单独为东大厅休息厅创作了一幅作品《大河长歌》。

这些为大会堂量身定制作品的艺术家，在创作期间待遇一直不俗。早在大会堂初次装饰时，尽管正值国家物资供应紧缺，艺术家们仍能在很好的环境下进行创作。

傅抱石的女儿回忆，1959年，傅抱石和关山月被召进京创作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得知傅有饮酒作画的习惯，时任总理周恩来为他特批了两箱茅台。大会堂还专门成立了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多位工作人员为两位画家服务。

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谈

下图：人民大会堂重要厅室的地毯都是特别定制的高级艺术地毯，面积几百平方米，有的还是手工制作

“只要作品能够被大会堂展出，很多艺术家都不在乎物质报酬。”马祥林表示，“成为大会堂‘座上宾’的诸多影响，太难用物质报酬来衡量了。”

画家侯德昌是近年来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他1994年创作的《幽燕金秋图》，几乎每晚都能在《新闻联播》中闪现，成为中国公众最常见的“领导人背景”。因这幅画的巨大成功，他不但五次受邀为大会堂进行创作，中南海、中央军委等部门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甚至在2009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访美时，还将侯德昌的作品《山高松青》赠送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作为礼物。

“将来说不定哪天自己就成了大师，但如果连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都没挂你的画，说明国家没认可你，算什么大师啊。”接受媒体采访时，浙江画家金晓海曾这样谈及作品被国家认可的潜在意义。

自己的作品《雍容华贵图》能够悬挂在大会堂北厅，一直让金晓海颇为自豪，除此之外，他还有六幅作品被大会堂收藏。据他自己透露，若凭画画赚钱，他一天画40个平方尺就可以赚二三十万元，但“那和为国作画完全不一样”。

“不少着眼于现实目标的文艺界人士认为，作品进入人民大会堂通常说明艺术家的成就获得了官方认可。他们愿意把大会堂当做身价和脸面的标准。” 这让汪钰林每每哭笑不得。对于他来说，五十多年前，为西藏厅所作的那幅壁画“只是件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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