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猷抗战那时在昆明

一

20世纪80年代初担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度过了近九年的艰苦生活。

全面抗战开始后，已在北京大学物理学系担任教授三年、致力于光谱学研究的吴大猷，辗转到了成都，在四川大学任讲座教授。一个多学期后，吴大猷携妻子阮冠世于1938年夏天来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吴大猷到昆明来，一个原因是应老师饶毓泰的邀请；另一个原因是妻子的健康状况一直未见好，妻子觉得昆明四季如春的气候也许能对自己恢复健康有帮助。

初到昆明时，吴大猷夫妇住在华山南路东头的小绿水河八号，不久就迁到北仓坡螺翠山庄。这是任内政部政务次长的张维翰的私宅。张维翰从1922年昆明市政公所成立起就担任督办（即昆明市市长）多年。在吴大猷之前，已有江泽涵教授、饶毓泰教授住在这螺翠山庄。在吴大猷之后，住进这里的还有毛子水教授、郑华炽教授。吴大猷夫妇住偏房楼上的一间屋子。毛子水与吴大猷夫妇一同开伙，请了个佣人做饭。饶毓泰也搭伙，但只是来吃晚饭。饶毓泰没课的时候总是在屋里读书，因为夫人刚过世不久，他的情绪有些低落。为了替老师解忧，吴大猷、郑华炽、郑昕、刘晋年这几个弟子就不时陪着他在晚饭后玩上几圈牌，地点就在吴大猷的房间里。这也就是饶毓泰唯一的消遣了。

这样有趣的时光不长，到了冬天，吴大猷家从螺翠山庄迁住翠湖北路玉龙堆一带的周部长的公馆。这位周部长就是云南名流、曾任内政部部长的周钟岳。吴大猷开玩笑地说：“我们由原先次长的房子，跳到部长的房子，也可算是‘高升’了。”

这周公馆在当时的昆明，可算条件相当好的住宅了。一座离翠湖不远的清静小院里，有一栋坐北朝南的小洋楼。小洋楼共三层，每层五间，除正中三间外，还有一条走廊连着左厢右厢各一间。周家大少奶正巧是吴大猷在美国密大留学时的同学袁丕济的侄女。吴大猷家与数学系教授程毓淮家分住了楼下一层的五间房，住得还算舒适。

在周公馆里，吴大猷的家仍然是北大一些教授常来玩玩的地方。大家做学问做累了的时候，也聚在一起聊聊天，也打点小麻将，或者打打桥牌。周末时，清华的陈省身、汤佩松几人也来这打桥牌，于是，摆开了清华队战北大队的阵局，事先约好，哪队输了便做东请大家吃晚餐。结果呢，清华队做东的时候要多一些。吴大猷的牌技较差，常不上局，由喜欢打桥牌的妻子上场，他坐在一旁，抽空做点打字之类的事。牌局结束了，众人便高高兴兴地去吃饭，吴大猷回忆说：“他们来挑战，我们总可以大吃他们一顿。到底大家都是文人，胃口均不是很大，加之菜又预备得多，因此每顿都有很多剩余。这样大家就挑了我和陈省身两人，由我们负责‘扫光’。”

吴大猷这时的生活，过得还不算怎么差。在1939、1940年这两年里，虽然昆明的物价已经在逐渐上涨，但涨得还不算太厉害，联大的教授家庭一般都还用得起一个女佣人，吴大猷家也有个叫陈嫂的女佣人。身上有些苗族血统的陈嫂，长得有点高大，经过吴大猷妻子的一番调教后，也能做出符合他们口味的可口饭菜。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进入1940年秋天后，日本空袭开始频繁起来了。于是，吴大猷家经历了一次让人想起来都有些后怕的事。这事促使他携妻子搬到了乡下居住。

二

起初，吴大猷他们对日机空袭不怎么理睬，因为多数时候是虚惊一场。后来，他们有时也离家躲一躲，但也不过是走一小段路到北门街，进那里的清华航空研究所的防空洞去随便躲一下就回家了。可是，没想到有一天的无心之举，竟无意中帮助吴大猷夫妇躲过了一场大劫难。

这天，又响起了警报声，不知怎么，吴大猷夫妇与陈嫂和同住在周公馆里的几家人竟心血来潮，一起走出北门，沿路向北郊五六公里外的岗头村快步走去。岗头村这里有北京大学刚盖起的一所很简单的平房，给校长蒋梦麟疏散用。紧邻着还在另一个院子内盖了两排平房，供学校的教师在紧急情况下疏散用。这些房子极简易，泥墙泥地，平顶纸窗。共有七间，每间约十二平方米。此外还有一间大房子做“厅”，这“厅”旁带着一个小房间。这一天，吴大猷他们跑到这里后，吴大猷体弱的妻子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感到累得走不回去了。于是大家便说，既这样，我们今天就都在这泥屋里住一晚得了。

吴大猷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就要上课，便在当天下午五点多警报解除后，独自步行进城去住。这段时间，联大为躲警报，将上课时间作了调整，所有的课都安排在上午7时到10时与下午4时到7时。当吴大猷走到离周公馆不远的西仓坡附近时，遇见助教江安才，得知下午空袭被炸的地方，就是自己借住的周公馆，一共中了四枚小炸弹。吴大猷赶到家里一看，行李铺盖和什物都被埋在灰土瓦砾的下面，好险哪！吴大猷心中一阵后怕，他后来说：“假如我们未留在岗头村，那天也许不去躲警报，那便正好中‘头彩’。”这天晚上，他只好跑到同事郑华炽家睡了一晚。第二天，他找人帮着从周公馆自己家的瓦灰堆中挖出了不少要用的东西，陆续搬到岗头村去。吴大猷记得：“最有趣的是我家有两只瓦缸，囤积的是两袋早就买好的面粉。缸本来是盖好的，空袭后缸依然完好，但面粉里却掺进了些碎玻璃和泥土。虽然这样，还是舍不得把它丢掉。后来用水冲去杂物做成了面筋。”

打这时起，再住在城里已经很不安全了，岗头村便成了吴大猷家的疏散居住地，一直住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天。

三

吴大猷家搬住到岗头村之后，北大的一些教师也陆续疏散住到了这里。这不多的七间平房和一个“厅”、一个小间里，竟住下了七八家人和几个单身汉。每家的一间小小斗室，都“兼有卧室、书房、饭厅等多种用途”。

疏散在岗头村，生活自然是很不方便的。清早从这里赶去学校上课，加快步子走也得个把小时，为不误课时，吴大猷有课那天都是早上五点多就得出门，七点差十多分钟到达学校，7点准时上课。有时是排在下午4点到7点的课，那吴大猷去上课时就走路，下课后则趁天黑前坐小马车回到岗头村。这几年间，由于走路走得多，鞋子也磨损快，随着物价日益上涨，他常常穿着膝盖处打补丁的裤子去上课的情况也让学生见怪不怪了。

尽管生活和工作条件如此恶劣，但吴大猷上课却从不马虎应付，而是很认真地为本科生授课，并精心培养指导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在昆明的这八九年艰苦岁月里，吴大猷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近代物理、量子力学、电学、量子力学与原子光谱、量子化学、高等力学、物理学基础等课程。他在学校里认真搞好教学，回到家中仍坚持进行科研工作。他土法上马，用一个三棱镜和简陋的木架，做成分光仪进行光谱的研究，并写成论文送到国外发表。他说，这分光仪“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才做成，当然不能做意义很大的工作，但做总比不做好”。

他的研究生杨振宁晚年如此回忆道，那个时候，吴先生住在乡下，“我们上课因为怕轰炸，所以常常是在下午4点钟。……下了课以后，吴先生常常跟几个学生讨论，……吴先生永远是非常有耐心地跟我们讨论，而且常常是一边走一边讨论。因为他要赶马车回岗头村，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幕就是在西南联大的西北角，一个小门外面，有一个很长的轻便铁路，我们就站在校门外，在铁路旁边讨论物理，然后到很晚了，他看了表，实在是非走不可了，我们就看着他顺着那条铁路走，要走大概一两公里的样子，到马车站，然后坐晚班的马车回去。”

到了1944年，战场形势出现了一些变化，日机的空袭停止了，可通货膨胀更厉害了。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教授们的日子也同样过得相当艰辛，除兼职兼课外，有的典衣卖书，有的由妻子摆地摊贴补家用。吴大猷在日本投降前夕，为返回北方准备路费，卖掉了妻子的一件短皮袄和一直保存着的几样纪念品。他说自己在变卖东西方面“是教授中最先出马的一个”。

在昆明生活的那些年，除了要克服物质生活的困难之外，吴大猷还有更艰难的一件事，那就是照料长期卧病的妻子。他后来说到当时的情况：“冠世本来就很虚弱，经常发烧心跳，有时咯血……只有我一个人伴着她，不停地忙着换衣、烘干汗湿的衣服、喂牛奶、榨橙子汁、数脉搏，心里有说不出的忧急害怕。那时最希望的是有个人来，可让我离开她片刻镇定一下自己。”

看着他如此尽心尽力地长期照料病妻，一些朋友都称赞他是一个“标准丈夫”。吴大猷对妻子的感情很深，早在恋爱期间，他便知道体弱的未婚妻患有肺病，而且会影响到生育。同事和师长劝他要三思而行，别影响了自己的前途；艰难抚养他这个独子长大成人的寡母也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可是吴大猷说：“我爱她不是一朝一夕了。我所憧憬的未来都是和她在一起的未来。生活里如果没有她，再大的功名对我来说又有什么幸福可言？我要好好照顾她，而结婚是我今生能够照顾她的唯一方式。”未婚妻也怕拖累吴大猷，含泪向他提出分手，吴大猷却一再表示：“生活里如果没有你，我就不会幸福！”

在昆明的这八九年的艰苦生活中，吴大猷长期照料病妻的日子过得有多艰难，压力有多大，也许是别人永远难以感受到的。他在1984年写的《回忆》一书中，敞露了心扉。他说：“从抗战初期到再出国的九年中，物质生活困难是实情，毋庸讳言，但使我感到最难支持的还是由于冠世长期卧病所产生的巨大的精神压力。我的神经特别健全，即使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也有我的逃避方法，就是埋头写书，借以解脱。因为一心工作，就不遑于其他。在这个时期，写了一部专门讨论近年来物理发展的书，专著了十七篇研究论文，将Wigner关于群论的德文书译成英文，这都是我‘逃避’压力的妙法。如果没有这些‘逃避’妙法，啊！我的神经恐怕早就支持不住了。有些朋友称赞我是一个‘标准丈夫’，他们不知道我是一面在照料生病的妻子，一面却过着特别的‘逃避’生活。”

吴大猷1939年出版的高质量的专著《多原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直到20世纪70年代时还在世界各国流传使用，并屡获好评。

吴大猷在西南联大最感欣慰的事是培养出一批物理学的人才，其中，马仕俊、郭永怀、马大猷、虞福春、杨振宁、黄授书、张守廉、李荫远、朱光亚、黄昆、李政道等人，都成为了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吴大猷将这批学生喻为“从不易得的群英会”。在半个世纪之后，他仍忘不了当年这段岁月：“对着这样一群学生讲古典物理学中最完美的一部，是最愉快的一大事也。”

李政道是1945年春19岁时，千里迢迢慕名前来投奔吴大猷的。他原在浙江大学读一年级，经吴大猷先生的一位朋友介绍而来。因这时是学年中间，不能转学。吴大猷同几位教师商量后让李政道随班听课，参加期末考试若及格，到秋季就正式转学入联大二年级。天资聪明的李政道总是能很快就读完吴大猷给他的深奥的书，做完很难的习题，然后又来请吴大猷开给书单和题目。

1946年春天，国民政府约请吴大猷和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战后科学发展的情况，并计划筹设科学研究的机构。吴大猷变卖掉一切能变卖的东西，全部家当仅是两只没装满的手提箱。他就这样几乎是一贫如洗地携爱妻离开了昆明返回北平，然后前往美国。

吴大猷带去美国的助手是学生朱光亚和李政道两人。

“我的启蒙老师是吴大猷，我想念他。”李政道晚年时朴实而深情地说，“我一生最重要的一次机遇出现在中国抗日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那时我是昆明西南联大二年级的学生，尽管我是低年级学生，吴老师还是选了我和朱光亚一起去美国深造。……吴老师给了我这样重要的机遇，改变了我的一生，所以我也一直考虑，如何为年轻一代的祖国青年创造同类的机遇。”

在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接到瑞典科学院的电话通知，告知将获得诺贝尔奖的当天，他俩不约而同地立刻提笔写信给恩师吴大猷。李政道写道：“大猷师尊鉴：科技界通知，杨振宁和我合得1957年物理学诺贝尔奖金……现在的成就大部分是源于在昆明时您的教导，假如在1946年您没有给我这个机会，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光荣。”杨振宁写道：“大猷师：值此十分兴奋，也是该深深自我反省的时候，我要向您表示由衷的谢意，为了您在1942年曾引导我进入对称原理与群论这个领域，我以后工作的大部分，包括关于宇称的工作，都直接或间接与十五年前的那个春天，从您那里学到的概念有关。这是多年来我一直想要告诉您的情意，今天或许是最好的时刻。”

可是，吴大猷在自传中对此却谦虚地说：“近年来，李、杨成就卓然，国人常提及两人为我学生，传为美谈。实则我不过适逢其会，在那时那地遇上他们而已。譬如两粒钻石，不管放在哪里，终还是钻石。”

当吴大猷逝世后，李政道做了这样一首诗赞曰：“真人真知吴大猷，巨鹏飞舞逍遥游，翼若垂云，背负青天，莫之夭阙。”他说：“吴老师不仅是著名的、极有权威成就的、世界级的大物理学家，是物理学界的大鹏，也是庄子笔下的真人，他的知识是真知，他本人是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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