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红军（下）

在建设时期

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机要工程学校，为技侦、通信、机要三个重要部门培养专门人才，使我党、我军培养人才的工作从训练班阶段发展到院校阶段。毛主席亲自选定父亲任校长兼政委，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与父亲谈话，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交代组建学校的任务。江波回忆：“军委工程学校实为‘机要大学’，这是奉周总理之命创建的。二局破敌之密码，机要局则编制我方之密码，一矛一盾，有许多经验可以研究、互通，通讯则为共同之载体，在工作中这三家分属不同部门，偶有交流，既稀少又麻烦，要经上级批准审查。周总理高瞻远瞩，决定成立一个大学，把三种工作所需要之人才集中在一起，集教学、科研于一处。这是何等的远见。而曹祥仁成为主持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1949年，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工校调集了百名左右的干部，聘请了几十名教授，招收到千余名青年学子，一所充满活力、歌声飞扬的大学在张家口诞生了。当时任察哈尔省省长的张苏对此表示极大的欢迎，认为它对该省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央和毛主席对工校的工作很重视，在父亲向中央汇报工作之时，毛主席为工校题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据考证这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首次以题词的形式表达，毛主席的这幅珍贵题词的原件现保存在总参谋部政治部。朱总司令的题词为：“学习科学技术，巩固人民国防”；聂荣臻代总长的题词是：“树立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余湛回忆：曹祥仁看到今后的工作重点将转向外国，需要大批会外语、懂高等数学、能使用机器的干部，他高兴地接受了周恩来代表军委交给他的新任务。由于北京找不到那么多的房子，他毅然决定离开首都，到张家口去办学。张家口的房子虽多，可是既简陋又破旧。他就按照延安办抗大的办法，动员全校师生，自己动手，建设校园。那时从各大城市招来的学生，起初对军委工程学校这个名称颇为向往，来到荒凉的校园一看，未免有些失望。南方来的女同志看到自己乘坐的火车穿过八达岭，出了长城，不禁想到昭君出塞，落下泪来。但是曹祥仁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认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切实解决教学和生活问题，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学校工作逐渐走上正常轨道。由于各领导部门共办一所大学，认识上有所不同，工校于上世纪50年代一分为三。现在这些院校已成为全国全军相当有分量的单位，为情报、机要、通讯工作和国家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

一年后，周总理调父亲到外交部，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保加利亚大使。最初他对干外交工作是有兴趣的，去保加利亚上任时路过莫斯科，去看望正在医院治病的老领导王稼祥。王稼祥对他说，“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几个人打麻将！”果真，他很快就感到外交工作有些闲散，渴望返回实际工作岗位。但他还是认真努力，边干边学，建立了使馆的调研工作，接待董必武率领的重要代表团等，开展与驻在国的友好往来。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外交往中，他总是坚持原则，维护新中国的尊严和国格。余湛回忆：1950年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由军队抽调一批干部做外交工作，曹祥仁和我们几个人一起被调到外交部。同年7月，他被任命为我国第一任驻保加利亚全权大使。尽管他与我们一样都是外交战线的新兵，但他仍然表现出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优秀战士的品质。他懂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一方面，他努力加强中苏和中保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他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也敢于斗争。一次，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请曹祥仁夫妇和使馆同志看一部描写沙皇俄国“探险家”在中国的故事片《勃列热瓦尔斯基》，影片把这位充当沙俄侵略者尖兵的洋大人描绘得神气十足，把中国人描写成一幅洋奴相。曹祥仁不等终场，就愤然不辞而去，我们使馆的其他同志也随他一起退场。事后苏联大使问他为什么中途退场，他毫不客气地回答：帝国主义都是一样的，你们这种吹捧沙俄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民的影片，我作为共产党员很难看下去。对他这种态度苏联大使当然不满意，我国个别外交人员也认为他犯了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退让，表现了一股爱国主义的正气。争论报到身兼外长的周总理那里，总理调来片子看，也感到片子太不像话了，他的所为终于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

1954年底，周总理又安排父亲到机械工业部工作。上班的头一天，黄敬部长来到和平宾馆，热情地亲自接父亲参加部党组会议，晚上又和父亲一起宴请苏联专家组。在工作中，父亲遇到了新的挑战，他在日记中写道，与大学生出身的黄敬、段君毅、汪道涵等领导同志相比，他的“工业知识一点都没有”，他的“职务和能力比较，是不相称的”。“那么怎么办？退却逃避是不能允许的，消极应付马虎混下去我是决不愿这样的——这是我的性格，只要我下了决心要搞那一行工作就要做出一点成绩来，无论如何不能瞎混”，要“拿出年轻时候的那种不怕困难，勇于进取的精神做长期的奋斗”，“抱着兢兢业业的态度，虚心谨慎地去工作”，“挤出时间来学习”，在“实际工作中锻炼”，甚至考虑“准备下去担任能称职的工作”，或“如可能的话，索性提出要求，学一个较长的时期(两年到三年)”，哪怕用十年也要从外行转变为内行。虽然身为副部长，他却没有架子，虚心地拜沈鸿(机械工业部总工)和秘书施萍为师，从初中的物理、化学学起，认真攻读工程技术知识；他深入各地厂矿调研，向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请教，真诚地向周围的领导和同志们学习，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到部几个月后，经过实地调研，他即认识到，在新中国搞工业建设“决不像过去想象的那么容易，特别是技术和管理人员缺乏而水平又低得可怜，厂房和设备陈旧、简陋，加之各级领导水平很低，最主要的缺点是官僚主义，不深入、不具体，一般化的领导，解决问题迟缓……”他开始形成自己的观点并逐步建立信心，积极投身到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中，推动企业协作、增产节约和人员培训，为基层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并努力促进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合作。

1958年5月，父亲调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工业生产。时值“大跃进”高潮，他根据一机部的工作经验和在国外增长的见识，出于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良心，并没有对那种缺乏常识的狂热推波助澜。他在省委的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解土炉子炼不出钢的道理，被批评为向群众运动泼冷水，“文革”期间这也成了他的“罪状”。由于东北的寒冷气候引起他在战争时期患上的神经根炎复发，周总理又于当年12月调他去气候宜人的浙江省工作。

在浙江期间，父亲接触

推荐访问:红军 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