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声《恒星说》考论

材料，并对此加以发挥。［2］朱维铮先生也探讨了乾嘉时期汉学与西学的相关度，认为两者在性质、结构、方法和心态等方面，都可以作深入的探究。［3］他同时还指出，由于在全面掌握材料上有困难，论证汉学与西学相关的定量、定性的比较研究还很缺乏。（［3］，157页）洪万生和刘钝两位先生，结合乾嘉学派由“历算之艺以明道”的价值取向，考察了汪莱与李锐两位学者不同的学术取向，进而解释了汪李“交恶”的传闻流行以及当时人扬李抑汪的原因。［4］艾尔曼（Benjamin Elman）也考察18世纪的西学与考证学，认为当时文人对科学并不冷淡，而主要是因为耶稣会士们传播不力，才未能使“现代科学”传播到中国。［5］乾嘉学派之中，有的学者并非像戴震、钱大昕、李锐那样是比较专门历算专家，但他们在进行经学等学术研究时，同样受到了西方天文算学的影响。吴派代表人物之一江声，及其所撰写的《恒星说》，是一个典型个案，笔者不揣浅陋，分析考论于此，或可窥出这种影响的特点及变迁之一斑。

2 、《恒星说》及江声其人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江声《恒星说》一卷［6］，近市居刻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全文用小篆字体，而第七叶误置于第九、十叶之间。另有《艮庭小慧》一卷，是学习心得体会一类短小文章的合集，附于《恒星说》后合订成一册，半叶十行，行二十三字，用楷体字。此册《恒星说》除钤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藏书印外，封面有“潘圣一读”朱印，内页两处钤“潘圣一”姓名印。潘圣一（1892—1972），名利达，字圣一，苏州藏书家，曾受张元济聘任为东方图书馆外文部主任。故知是书原为潘氏藏书。另据艺术品搜索引擎“搜艺搜”网①资料，上海嘉泰拍卖有限公司于2008年6月的一场拍卖会上拍卖了近市居刻本《恒星说》一册，其正文文字与边栏均为红色［7］，与自然科学史所藏本《恒星说》以墨色印刷有所不同，可知这一版本的《恒星说》曾经过两次或以上的印刷。至于拍卖品《恒星说》是否出现叶码误置，又或其后是否与《艮庭小慧》合订，由于网站仅仅提供了的一帧书影照片，故并无太多的信息可供参证。

《恒星说》另有世楷堂昭代丛书本。［8］《昭代丛书》本为康熙朝的张潮所编，凡甲、乙、丙三集，收录《恒星说》的《昭代丛书》，是于清道光年间，由吴江沈翠岭所补编的，《恒星说》即收录在萃编癸集中。②此本文字已全部转成楷体，且未附《艮庭小慧》。据笔者比较，此昭代丛书本中，除一些通行楷体字与《恒星说》与近市居本的篆体不同外，③尚有数处讹误。④另外，台湾“中央研究院”陈

图1：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藏江声《恒星说》。

图2：上海嘉泰拍卖有限公司2008年拍卖品《恒星说》。

《恒星说》作者江声（1721—1799），字鲸涛，后改字叔沄①，号艮庭，江苏元和（今属苏州）人，为乾嘉学派中吴派的重要人物，入《畴人传四编》［10］。他精通《说文解字》，35岁时师从汉学家惠栋（1697—1758），有《尚书亼（集）注音疏》（以下简称《音疏》）、《尚书逸文》等著作。江声撰写《恒星说》目的，下文将有详细讨论。他之所以要用小篆来撰写这部《恒星说》，这与乾嘉学派的治学思想和江声本人的性格密切相关。乾嘉学人十分重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江声之师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11］。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江声也认为只有汉以前的古文字才能更好地还原“六经”，因而坚持用小篆撰写疏证《尚书》的各种著作，其成名之作《音疏》，最先也是用小篆写成、刊刻的。②

然而，单从乾嘉学派的指导思想，似乎还不足以成为江声用古代字体著书立说唯一原因。毕竟，在著名的乾嘉学者中，像江声这样，用篆字写作非古文字类专著的并不多见。另一方面说，这或同江声把这种指导思想向现实大范围地推广有直接关系。他宗尚许慎《说文解字》，好写篆字。其弟子江藩（1761—1831）著有《汉学师承记》，卷二“江艮庭先生”一节谓：

先生精于小学，以许叔重《说文解字》为宗，《说文》所无之字，必求假借之字以代之。生平不作楷书，即与人往来笔札，皆作古篆，见者讶以为天书符箓。俗儒往往非笑之，而先生不顾也。……喜为北宋人小词，亦以篆书书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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