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图书集成》的编排体例

[摘 要] 《古今图书集成》的内容复杂广博，如果没有合理科学的编排不可能成为备受赞誉的大型工具书，它开创的由“汇编”到“典”再到“部”的分类方法层次清晰，逻辑严密，便于查找使用。“部”下的“汇考”“艺文”“纪事”“杂录”“外编”是编者根据材料的性质分别归类的，即使相同的内容也可以归入不同的类别，反映出编者对文献资料多角度、多层面的认识。《古今图书集成》的每项专题都可视为一部专门性类书，对有关研究具有索引作用，这是其科学的编排所产生的内容集成之外的价值。

[关键词] 《古今图书集成》 编选 编排 桃部 索引

[中图分类号] 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6-0112-04

[Abstract] The Compendium of Work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is a book on almost everything of the world， which has been widely acclaimed for its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rrangement. The compilers of The Compendium of Work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created the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compilation， species and division etc.， which can easily recall information for its clear levels and strict logic. The col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literature and art， chronicle， potpourri， additional collection， were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 materials at hand. Those generally similar content can be assigned to different classes， which reflects editors’ multi-angle， multi-level understanding of the materials. The Compendium of Work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plays a role in indexing， which can be regarded as a value beyond its scientific compilation and its integration of content.

[Key words] The Compendium of Work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Compilation Arrangement Peach part Index

《古今图书集成》又称《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成书于三百多年前，由清代著名学者陈梦雷主持，于康熙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完成初稿，康熙五十五年进呈，历经十六年，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是中国文化史上三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型文献之一。该书内容广博，举凡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农业、牧业、渔业、医学等无所不包，共一万卷，五十多万页，一亿六千万字，规模宏大、载事完备、分类细密，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备受朝廷、民间尤其是文人学者的青睐，被尊称为“大清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流传甚广，历来都被作为类书使用，资料丰富，检索方便，对中、外学者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称赞《古今图书集成》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书中的文献资料还多次被俄、英、日等国家的学者引用。

对于这部大型的典籍，目前学术界多是将它作为工具书使用。近几年，研究者也多是从其流传、收藏、刻印等角度论述，如：何玲《光绪朝石印〈古今图书集成〉的流传与分布》[1]，欧七斤、张爱华《三部同文版〈古今图书集成〉的收藏与流传》[2]，李开升《〈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校样本考述》[3]，李善强《〈古今图书集成〉石印本与铜活字本考异》[4]，杨虎《乾隆朝〈古今图书集成〉之铜活字销毁考》[5]，等等。一部大型文献的流传与影响，固然有其版本、刻印等方面的因素，但编排体例、载体形态内容等方面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古今图书集成》的广泛流传固然与其内容丰富密切相关，然而，分类细致、层次清晰的编排特色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鲜有出现。本文拟从编排体例这一角度进行论述，以求方家指教。

类书尤其是大型类书是对既有文献资料的汇编整理，它的结构体例不仅仅是支撑全书的骨架，还是纲领和编检方法，关系着类书对文献资料的容纳和展现，决定着类书的加工深度和检索功能。《古今图书集成》的内容几乎囊括天地之间的所有事物，它将古往今来一切记述或辑录有关该事物的资料全部吸纳进来，客观上起到了专题资料汇编的作用，因此，名曰“集成”。对于如此复杂广博的内容，如果没有合理科学的编排，其内容纷乱芜杂的程度可想而知。对此，《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者在借鉴历史上其他类书编纂经验的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将全书汇集的古往今来的事、物分为6 个“汇编”，每一个汇编细分为“典”，共有32 典，每一个典下再细分为“部”，共有6117 部，层次清晰，逻辑严密，便于查找使用。由于《古今图书集成》卷帙浩繁，短篇单章无法将其各部分的编排内容、方法等论述清楚，所以，本文以“博物汇编”中“草木典”的“桃部”为例，简明扼要地分析其井然有序的编排特色。

“博物汇编”的主要内容是记物，下分四“典”：第一是“艺术典”，辑录农、医、画、卜、弈、商贾、佣工、优伶等；第二是“神异典”，辑录鬼、神、佛、道、方士等；第三是“禽虫典”，辑录有关动物的资料；第四是“草木典”，辑录有关各种植物的资料。“典”下又细分为“部”。在具体的各“部”中，有“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十项。在各部编排时，原则上每部都按照这十项依次列举有关资料，但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而灵活处理，“无者阙之”，力求使事物的文、史、图或表、论合一，编排严谨，便于检索查找。

《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的植物志，第215卷到219卷为“桃部”，“部”下又有若干分支。其中，第215卷为“桃部汇考”，第216卷为“桃部艺文一”，第217卷为“桃部艺文二”，第218卷为“桃部艺文三”“桃部选句”“桃部纪事一”，第219卷为“桃部纪事二”“桃部杂录”“桃部外编”。各部分既独立又有联系，资料庞杂而逻辑清晰，体现出编选者的匠心独具。逐一论述如下。

1 “桃部汇考”的编排

《古今图书集成·凡例》说：“汇考之体有二：大事有年月可纪者，用编年之体，仿《纲目》，立书法于前……此典之最宏巨者也；或大事无年月可稽，与一事一物无关政典者，则列经史于前，而以子集参互于后。虽岁月未详，而时代之先后，一事因革损益之源流，一物古今之称谓，与其种类性情及其制造之法，皆可概见矣。”[6]（以下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凡例》的内容出处与此相同，不再一一标注）可见，“汇考”辑录了有关事物的历史起源、发展、变化的重要资料。

“桃部汇考”部分列举了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各种桃的名称，表明最早称用的出处，并附有桃图。这些文献依照时代的顺序，采录经、史、子、集中对桃的性状、物候、加工、种类、利用、烹制、药用、种植方法等方面的资料。如《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蕡其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并附有朱熹等人的解释，这是对桃的花、果实、叶的性状的描述；《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桃始华”，这是说桃开花的时间；《礼记·内则》：“桃诸，梅诸，卵盐”，并附上后人注释，因当时桃有苦味，食用的时候蘸一点盐，味道会更好一些，这是说明古人食用桃的方法；《尔雅·释木》：“旄，冬桃”，下附注释说：“子冬熟”， 即冬天成熟的桃，这是说桃的种类；《山海经·北山经》：“边春之山多桃李”，《东山经》：“岐山其木多桃李”，这是说当时桃的分布。除此之外，“汇考”部分依次还引用了《大戴礼记》、东方朔《神异经》、刘熙《释名·释饮食》、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桃》、段成式《酉阳杂组》、李时珍《本草纲目》、王象晋《群芳谱》以及各省地方志等。这些文献都是根据时代的先后引用的，内容包括桃的生物特性、种类、分布、人们的食用、加工、栽培、药用、各地桃的种类、物产等情况，体现出该书编排的“一物古今之称谓，与其种类性情及其制造之法，皆可概见也”的目的。“汇考”部分的内容有些可以作为典故或故事出现在其他类目中，这样前后相互参照，有助于我们多角度了解有关桃的典故的运用，更好地理解关的文学评论。另外，对照其他类目可见，“汇考”部分的资料带有较为明显的客观叙述性，因此，具有史料价值。

2 “桃部艺文”“桃部选句”的编排

“艺文”与“选句”是《古今图书集成》最有文学性的部分，也是最能体现编者文学欣赏情趣的部分。《凡例》对“艺文”这样说：“艺文以词为主，议论虽偏，而词藻可采者，皆在所录。篇多则择其精，篇少则瑕瑜皆所不弃，大抵隋唐以前从详，宋以后从略。”对于“选句”这样说：“凡丽词偶句，或以对待见工，近体古风，或以警拔见赏，其全篇即无可观，而瑕不掩瑜，单词片语亦不可弃，况一时为佳句，日久遂为故实，故有选句之录。”由此可以看出编选者对文学形式如语言、辞藻等的偏爱。

“桃部”的这两部分在选材、编排方面有两个特点：第一，“桃部艺文”“桃部选句”都列有目录；第二，所选作品首先根据时代顺序，并在每一个时代出现的第一位作者前标注时代；其次是按照文体，分别选文（如赋、记、表、赞、序等）、诗、词中有关桃或桃花的作品。这样不仅可以了解桃或桃花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发展历史，而且可以了解有关的文学描写和表现逐渐丰富的特点，如“桃部艺文一”的目录是：晋傅玄《桃赋》、陶渊明《桃花源记》；宋伍辑之《园桃赋》、梁江淹《山桃赋》、陈张正见《衰桃赋》；唐李乔《为纳言姚寿等贺瑞桃表》、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杨思本《桃花赋》、皮日休《桃花赋》；宋吴淑《桃赋》；元戴表元《碧桃花赋》；明宋濂《蟠桃核赋》、王衡《东门观桃花记》、陈继儒《游桃花溪记》。从这一目录可见，桃作为一种文学创作题材最早出现在晋，随着时代的发展，桃的品种、实用场景等都在不断出新，反映出人们对桃认识的深入及利用的广泛。这一目录大致勾勒出桃文化从实用到审美的发展过程。又如诗歌部分，如果同一位诗人有多首桃（桃花）作品，则根据内容分别列出一首。如对于杜甫的有关作品，列举了《题桃树》《江畔独步寻花》《漫兴》《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长句》；又如对于白居易的有关作品，列举了《寄题忠州小楼桃花》《夜惜禁中桃花因怀钱员外》《大林寺桃花》《下邽南庄桃花》《种桃歌》《晚桃花》等，这样不仅体现出同一诗人对同一植物表现方式的多样，而且体现了诗人对该植物的欣赏习惯、生活爱好等。由“桃部艺文三”的“词”部分的目录可知，这部分资料在编排时除了依据词的时代先后之外，还把同一时代中的同一词牌集中收录，如《虞美人》有两首，先后收录了秦观、陈与义之作；《摸鱼儿》有两首，分别是冯取洽、黄昇之作。同一词牌的不同作家、不同内容能够体现出人们对桃花认识的异同，而多种词牌并列能体现出不同词牌对词的语言和内容的不同要求。这既体现出编选者对文学作品的欣赏与审美倾向，而且体现出编选者对文学作品的评论，也能帮助研究者理解有关文学作品。“选句”部分也能体现这一特点，不再一一论述。

3 “桃部纪事”的编排

与“桃部汇考”部分一样，“桃部纪事”所选的材料也基本是纪实性史料。《凡例》对“纪事”部分这样说：“纪事之大者入于汇考，其琐细亦有可传者，皆按时代列正史于前，而一代之稗史、子、集附之。亦有后人杂记而及数代以前之事者，若按其著书之世代则疑于颠倒，故仍采附于前。”这里所说的“大”“琐细”，是指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影响的范围和广度等，而不是指事件本身的大或小。由“纪事”部分所编选的资料可以看出，“琐细”的事件多是指街谈巷议的个别事件，或一人之言、一地之景等，而不是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而出现的，如引《本事诗》中博陵崔护，姿质甚美，清明日游都城南庄园，偶遇一妙龄女子，身姿绝佳，两人默默对视，渐生好感……第二年清明日，崔护因相思再次重游，但庭院如旧，门户紧锁，失望而痛苦的他在左门题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则材料并非是描写桃花之美，而是将与桃花有关的故事作为典故而使用的。又如引用宋代《花史》，述蔡君谟水晶枕中有一桃枝，宛如新折，这一传说体现出蔡君谟的个人喜好，也说明在宋代，桃枝可以镶嵌在水晶材质中作为艺术品而使用。所以，“桃部纪事”的资料并非偏重文学性，而是强调其史料性，这样编选与编排目的有助于人们了解有关的事项或典故。

4 “桃部杂录”与“桃部外编”的编排

对于这两部分，《凡例》这样表述：“圣经之言多入总论，亦有非正论次一事而旁引曲喻，偶及之者，则入于杂录。至于集中所载，或有考究未真，难入于汇考；议论偏驳，难入于总论；文藻未工，难收于艺文者，统入于杂录。”“凡大纲皆入于汇考，琐细皆入于纪事，可谓详矣。而百家及二氏之书，所纪有荒唐难信，及寄寓譬托之辞，臆造之说，录之则无稽，弃之又疑于挂漏，故另入于外编。”可以看出，如果“纪事”是“汇考”的补充内容，“杂录”则是“纪事”的补充了。这两部分所收集的资料多来源于民间传说以及各地地方志，在编排上与“汇考”“纪事”有所不同，它不是依据材料所写内容的时代先后，而是根据材料编写的时代先后为序，这样能体现出不同的时代对同一事物或事件的不同认识。如引宋代尤袤《全唐诗话》中所记沈存中为了说明唐人作诗“非工而不已”的观点，就以崔护对《题都城南庄》诗中“人面不知何处去”一句的多次修改为例加以说明，因而形成该诗有两种版本的现象。《全唐诗话》之所以用这一故事是因为它广为人知，有较强的说服力。很明显，这则材料编选的目的就与“纪事”部分编选目的不同，不是写桃花本身，也不是说有关的事件，而是通过这一故事来说明唐人对诗句锤炼的讲究。这体现出编选者对与桃有关的文学作品的评论，这种对同一材料的多角度的关注，可以启发后人的研究思路。“外编”中对有关材料的选择与编排也体现了这一思路与原则，兹不重复述说。

总之，由全文简论可见，《古今图书集成》的“汇考”“艺文”“纪事”“杂录”“外编”的分类风格层次清晰、逻辑细密，详细合理的分类与科学的编排相辅相成，将桃或桃花的有关材料“集成”的价值充分体现出来。《博物汇编·草木典·桃部》是编选者根据有关资料的性质而分别归类，反映出编者对材料的多角度、多层面的理解。

如果将“汇考”“艺文”“纪事”“杂录”“外编”这几部分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就可以看出，在编排方式上，《古今图书集成》是将上古自清初散见于各类书籍中的文献，以内容为单位汇聚于同一主题下，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部部专题性资料，每项专题都可视为一部专门性类书。具体到“桃部”，这几部分的具体内容无异于一部桃文化的发展史，概括出人们对桃、桃花从先秦时期的现实利用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审美发端，再到唐代充分表现、宋代不断丰富、元明清更加多样的文学题材史。这种编排方式的优点是将文献资料按主题进行分类，汇集成编，对于各类专题的研究都极为便利。这就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科学编选、编排所产生的具体材料之外的价值。

最后附带说明一下，为满足学术研究者的需求，《古今图书集成》的许多部分已经按照各专题单独印行[7]。

注 释

[1]何玲. 光绪朝石印《古今图书集成》的流传与分布[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4）

[2]欧七斤、张爱华. 三部同文版《古今图书集成》的收藏与流传[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5（2）

[3]李开升.《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校样本考述[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4）

[4]李善强《古今图书集成》石印本与铜活字本考异[J].图书馆界，2014（1）

[5]杨虎. 乾隆朝《古今图书集成》之铜活字销毁考[J].历史档案，2013（4）

[6]陈梦雷. 古今图书集成·凡例[M].北京：中华书局胶版缩印本，1934 ：7

[7]詹惠媛.《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体制研究[M].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09：39

（收稿日期：2016-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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