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屋到客房：一个景颇村寨的房屋生命史研究

摘要：

人类学的家屋研究呈现了房屋丰富的文化意涵，而这些文化内涵正是今天民宿旅游的生命力与文化灵魂所在。文章以人类学的家屋概念切入一个正在发展旅游的景颇村寨中，透过“物的生命史”视角与理论，将今天卷入旅游与遗产工业背景中的家屋视为其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阶段，并在过程性与完整性分析中，揭示出作为旅游商品的家屋如何与其之前的社会生活衔接互动以及当地村民对旅游的心理调试与行动实践。

关键词：

家屋；物的生命史；景颇村寨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7）06-0073-08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7.06.14

自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家屋（house）便一直是其经典研究主题。家屋跟随人类学家的田野足迹，伴随人类学理论流派与概念体系的更迭发展，其内涵与价值得以不断扩充与深化。理论与概念的时间延展，总是与特定的社会空间情景交织，具体到家屋而言，若将其放置进大众旅游时代背景下做一番“显微镜”式的放大分析，则无论其外部形貌、或内在意涵，均显现出地方传统杂糅现代旅游的动态意向。在旅游学界，此类围绕房屋住宿、家庭经营的形式被称为“民宿旅游”，对应于国外的Bed and Breakfast、Inn或Homestay等旅游形式。伴随上世纪80年代我国乡村旅游的兴起与发展，民宿旅游亦逐渐成为各乡村、民族区域、古城镇等地时髦的旅游方式，然而，近年来的“民宿热”背后，却也不难发现其所显现出的问题：以“民宿业”为导向的经济产业式发展模式，在追名逐利的同时亦丧失了民宿背后真正的家庭主导与地方文化特质，房屋被出租、房屋风格同质化、房屋沦为招商引资的经济诱饵……试问没有主人、没有文化灵魂的“民宿”还是“民宿”吗？

对此，文章从人类学对人所居住房屋的理解与实践——家屋概念，切入旅游语境下的房屋研究，以“物的生命史” 人类学理论面向，分析与探索我国边境山区一个正在发展旅游的景颇村寨的家屋从日常走向旅游的生命历程，由此透视村民的观念信仰、家庭关系与好客性实践等方面的转换与调试，进而以历时性与过程性视角尝试一种根植于我国少数民族村落“民宿旅游”的人类学本土研究。

一、人类学的家屋研究

习惯上，人类学者将house译为家屋，强调其中的家庭、亲属、婚姻关系与制度，及其所蕴含的道德、信仰、习俗、美、交流、分享、认同等意义。在对“异文化”田野调查中，学者们发现房屋并非仅只是人们的居住场所，而总是存在于人们特定的实践中，如传统的社交活动、衣着、仪式；萦绕于人们头脑中，如记忆、神话与故事；体现于“语汇、玩笑、观点与姿态的谈吐风格中”

[1]。

摩尔根（Morgan）是最早对家屋进行研究的人类学者

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范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载《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李培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一方面，他将人类居住模式同亲属关系与婚姻制度相联系，并区分家庭、家户与氏族等不同社会组织形态的方法，奠定了人类学独具特色的亲属制度研究基础，同时也挖掘出家屋这一亲属制度研究的“副产品”；但另一方面，摩尔根对房屋从洞穴居住到定居村落到城门都市的线性进化论划分，很快受到来自不同流派人类学者们的诟病与批评。莫斯（Mauss）便指出，爱斯基摩人的房屋形态变化并不与时代更迭相关，而源自于季节转换：夏季，爱斯基摩人以核心家庭为单位居住于圆锥形帐篷中，而冬季，若干核心家庭共居于一个长屋中，由此在夏冬两季不同的家庭与宗教生活中展示爱斯基摩人独特的社会时空观。[2]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在20世纪末将房屋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思考方式，开创了人类学家屋研究的新高潮，受“语言转向”的象征思维影响，列维-斯特劳斯将家屋与一组相互对立的社会形式结合在一起：继嗣分群/居住（filiation/residence）、父系/母系、高攀婚/屈尊婚（hypergamy/hypogamy）等，通过家屋将亲属伦理中被视为相互排斥的事物联结在一起，超越了其不可兼容性，并同时指出，在无文字社会中，权力与利益必须经由亲属语言才能得以表达，而家屋正是起到了联结社会结构与亲属制度关键性作用。[3]

同时，家屋与不同概念的结合研究，塑造了家屋更为立体丰富的形貌与内涵。如学者将其与身体联系在一起，家屋由此被视为身体的延伸与表达，人们经验与行为实践的物质载体。[4]布尔迪厄（Bourdieu）在考察卡比尔人的社会时，强调家屋既是人们宇宙观的对照体系，也是人们文化实践的习得（habitas）场所。[5]近年来，人类学者将家屋与人观（personhood）进行联系研究。何翠萍在美国地理学家罗纳德（Ronald）“活住屋”（living house）概念启发下，总结了家屋的“人观”特质，包括家屋的生命特征、家屋的生命阶段、家屋的孕育力量与家屋声望。[6]此外，家屋也与空间联系在一起研究，如黄应贵主编的《空间、力与社会》，表达了家屋在空间与社会之间呈现的张力作用，家屋内男/女、左/右的对照关系，以及生命仪式与家屋空间的合作关系等。[7]

在上述思路與启发的指引下，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家屋研究，并且注意到人类学传统家屋研究的不足与问题，如对建筑本身材料、技术、美学等价值的忽视，或是对历时维度的忽略，或是因过分注重结构、理论与思维而忽视“当地人”（native）的观点。不过，当代学者注意到这些不足，并开始追加关注与补充。如托马斯（Thomas）在对马达加斯加的家屋研究中，融合了时代背景与对建筑材料的考察，指出当地家屋在运用外来材料、外来工人的“再地化”（relocation）过程中生产出一种新的时代意涵与价值。[3]如蒋斌通过对台湾排族石板屋中仪式、继嗣、婚姻等考察其时代变迁过程及其“家屋商品化”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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