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的农村“厕所革命”

[摘 要] “厕所革命”正在成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中的一个短板，是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举措。本文从生活环境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国家与村民两大不同主体对农村“厕所革命”的不同认知是制约村民积极参与“厕所革命”的困境所在。要想在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中实现居民的积极参与，就需从村民的认知角度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关键词] “厕所革命”;人居环境;生活环境主义

[中图分类号] TU99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7909（2019）34-15-3

1 农村“厕所革命”兴起的政策背景

我国农村地区的“厕所革命”是在国家领导人和政府的主导下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场社会运动，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卫生革命。从其产生的政策背景来看，早在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省镇江市考察调研时指出，厕改是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2015年7月，习近平在吉林省农村社区进行调研时提出，随着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的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在农村来一场“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的厕所。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充分肯定“厕所革命”的重要意义和成果，提出持续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再次强调要在农村来一场“厕所革命”。2018年2月印發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指出，到2020年，我国卫生厕所普及率要达到85%左右。2019年初，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厕所革命”的总体思路、任务目标和保障措施[1]。由此可见，农村“厕所革命”从提出到具体执行，都是在国家的推动下进行的，目的是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

从现实情况来看，自2015年农村“厕所革命”实行以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2.6亿农户中，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到了80.4%，其中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60.5%[2]。但是，在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农村“厕所革命”的一些问题开始显现，如刘宝林从治理层面指出目前农村厕所改造治理主体单一、基层治理能力薄弱、法治不健全、“厕所文化”欠缺以及地区治理不均衡[3]。于法稳指出传统改厕模式注重厕所内部的“改”，而忽视了外部的“治”;未将污水治理与厕所改造相结合;治标不治本，重数量轻质量;缺乏后期维护与监督机制[4]。潘振宇运用扎根理论从村民和村干部对“厕所革命”的感知指出，村民认为厕所管理、功能设计、规划布局是农村公厕主要存在的问题，而村民的素质、观念问题是农村公厕和户厕改革共同面临的问题;村干部则认为农村人口外流、传统观念、村民观念不一致及资金短缺是制约“厕所革命”的困境所在[5]。周星等从民俗学角度出发，指出西北部干旱地区农村厕所改造较难，与旅游景区和城市公厕的改厕相比，农村地区的改厕更多面临的是思想观念及人口“过疏化”问题[6]。此外，还有因农村发展落后而带来的基础设施不完善问题[7]。

针对“厕所革命”存在的问题，众多学者多从农村地区的经济落后、人口外流、村民文化素质低和恶劣的气候等方面给出了解释，并认为国家应进一步通过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从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来看，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6]、不同的文化观念[8]以及国家和居民主体不同的认知立场[9]才是造成农村“厕所革命”的政策得不到有效落实的根本原因，而科学技术不能适应地方的特殊性及缺乏建设后的维护机制是“厕所革命”成果不能有效维持的原因。仅从政策层面进行改变，最终只能是通过颁布一个新政策来修正旧政策存在的问题，并不能实际解决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最终造成“政策内卷化”。本文认为，要想切实解决农村“厕所革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先了解不同主体对“厕所革命”的认知，了解真正需要“厕所革命”的主体，然后从该主体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解决对策。

2 不同主体对农村“厕所革命”的认知

2.1 国家对“厕所革命”的认知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厕所问题是在中国社会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从乡土社会向都市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厕所问题在国际上受到外国来华人士和媒体的猛烈抨击。因此，从国家形象角度考虑，中国需要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厕所革命”[6]。随着我国的不断发展，政府逐渐注意到农村地区的厕所问题，因此认为要给农村地区也来一场“厕所革命”。从农村“厕所革命”带来的意义来看，其有利于提升村容村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卫生水平，减少因厕所卫生问题带来的健康问题;有利于革除厕所陋习，培育形成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文明理念，从而提升农村居民的整体生活素养[10];有利于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增强人的幸福感;有利于减少废弃物对环境的输入，减少对农村环境的影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农村“厕所革命”也已成为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民生工程，是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硬任务，是巩固党执政基础的有效载体。从政府角度考虑，我国的农村“厕所革命”百利而无一害。

2.2 技术专家对“厕所革命”的认知

从技术专家的角度来看，人畜粪便处理不当便会污染环境，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如人类粪尿直接通过污水管道处理会严重增加污水处理厂的处理难度，通过从厕所的源头抓起，利用技术治理，实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能保护环境。另外，厕所的卫生状况与人们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通过改造卫生厕所，能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基于此，技术专家认为只要能做好技术上的创新，实事求是地根据不同地方和人群的特点设计出经济、实惠、符合人性化标准的厕所改造方案，便能获得民众的欢迎和接受，同时做好观念的革新、社会规范的建立和厕所文化的建立工作[11]。

2.3 村民对“厕所革命”的认知

从村民的角度来看，对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地区的村民来说，他们对“厕所革命”多持积极态度，认为厕所条件的改善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素养[7]。但是，对于大多数生活在贫困农村地区的居民来说，与修路等有关村庄和自身经济发展问题相比，厕所问题并不是一件引人注目的问题[12]。同时，不同年龄和不同的文化程度也会影响农村居民对“厕所革命”的认知[13]。对干旱地区和高寒地区的农村居民来说，抽水式厕所的用水是很大的问题，并不符合实际情况[14]。长期的生活经验也形成了其自身的“手头库存知识”，即粪便对于提升土壤肥力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免费化肥。对于部分村内老人来说，抽水式的坐便器马桶更是改变了其原本的生活方式，使用不习惯。而公厕的使用，更是将此前个人极其隐蔽的“私人领域”变为“公共领域”，刺激了村民的传统思维方式，也带来了对公共物品使用的维护问题。在缺乏后期维护与管理的情况下，农村厕所改造后带来的问题便使村民丧失对政府的信任[5]。例如，公厕距离村庄较远，使用不方便;缺乏清洁人员，厕所“脏、乱、差”的现象依然存在;在完成户厕改造之前，强制拆除旱厕，给村民的日常如厕带来了较大的麻烦;即使是已经完成户厕改造的农户，其后期的维护治理也是巨大的麻烦。这些问题都在消磨着村民对“厕所革命”的好感。正如斯科特所说，农民是理性的，对物质资源匮乏的农民来说，能维持生活的生存策略才是第一位的。当意识到“厕所革命”对自己的生活带来麻烦时，他们便会捡起自己“弱者的武器”，通过消极参与、抗拒或重新搭建旱厕等方式来进行反抗。

从以上不同主体对“厕所革命”的认知情况来看，不同的主体基于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想法。从国家和技术专家的角度来看，农村“厕所革命”百利而无一害，但是从村民的角度来看，农村“厕所革命”冲击了其地方性知识和长期以来的生活观念，两者之间产生了文化上的冲突。当排除技术层面、资金等方面的客观问题时，便会发现农村“厕所革命”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人的观念及习惯等主观问题以及后期维护问题。

3 生活环境主义——农村“厕所革命”的出路所在

在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中，如何将“积极的村民主体性参与”这一元素融入当前的农村环境整治模式中，是实践界和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而导致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因为立场的问题而在“农村环境卫生问题”的认知上存在偏差，即其既不是学者眼中的“环境破坏问题”，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视野中需要“治理”的“社会问题”。从本质上看，农村环境卫生问题是村民的一个“日常生活问题”，要想解决这一困境，便应从生活者的视角出发，以村民的地方性生活常识为基础来开展“厕所革命”[9]。

生活環境主义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纳入生活中，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达到对环境的治理与保护目的，最终实现人类生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15]。主张在解决环境问题时，以生活在环境中的当地人为中心，重视保护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体系，重视当地生活者的生活实践，遵从当地生活者的习惯态度[16]。因此，在具体落实农村“厕所革命”时，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在“厕所革命”的政策落实过程中，调查人员自下而上地了解村民关于厕所改造的意见、地方性生活常识及当地的实际情况（包括地理、气候、经济、文化等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二是在充分重视当地村民生活习惯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的专家技术，并充分考虑目前“厕所革命”存在的技术治理问题，制定符合该村村民生活习惯的实施方案，真正做到因村施策、因户施策。三是通过宣传教育，提高村民对健康卫生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程度，并通过打造村庄环境，发展乡村旅游业，激发农村居民参与“厕所革命”的积极性;同时，利用好农村社区特有的乡土人情和权威人物的作用，通过将正式权力非正式化运作和带头模范的方法来解决厕所改造的“困难户”。四是改进“厕所革命”的任务评价标准，让村民来评判好坏，而不仅仅是上级政府通过对厕所改造的数量进行考核。五是发动村民自发组建人居环境维护队伍，建立农村公厕和户厕的长效维护监督机制，避免“厕所革命”流于形式，带来二次治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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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悦阳，彭雪芹，石丽蓉，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吉林省农村“厕所革命”现状研究：以和龙市东城镇为例[J].乡村科技，2019（13）：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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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唐国建，王辰光.回归生活：农村环境整治中村民主体性参与的实现路径——以陕西Z镇5个村庄为例[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24-37，111.

[10]苗春霞，龙黄生，杨艳秋，等.广西推动农村厕所革命的调查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9（18）：102-104.

[11]潘奕，叶扬.技术专家眼中的中国厕所革命[J].世界建筑，2019（6）：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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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秀艳.当代社会生活及其意识形态变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4]张永江，周新群，吴限忠.从人民主体的角度对农村厕所革命的思考[J].农村工作通讯，2019（16）：17-19，2.

[15]王书明，黄敏.专家、生活者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建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基础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105-110.

[16]赵素燕，任国英.生活环境主义与环境社会学范式[J].重庆社会科学，2014（4）：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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