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包容性发展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制度质量视域，从制度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公平性三维属性入手构建经济包容性发展的制度质量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深入剖析制度质量影响经济包容性发展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评价中国经济包容性发展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最后探讨了中国经济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途径：改善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提升制度质量，优化制度安排，以提高制度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来实现经济增长，以改进制度的有效性和公平性来实现权利获得、机会均等和成果共享，进而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发展。

关键词：经济包容性发展；制度质量；制度有效性；制度稳定性；制度公平性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8001907

一、引言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风险，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不断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以来都是粗放型的，是以污染环境和大量的能源消耗为代价，靠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投入和政府大规模的投资而实现的。但随着生产要素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曾作为经济增长两大助推器的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优势呈下降趋势，这使得传统的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外延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其次，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5的历史高位。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会弱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还有可能导致社会各阶层的相互割裂和对立，累积社会负面情绪，增加社会冲突和危机的风险。再次，部分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面临着严重的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这不仅表现为居民在接受教育、医疗卫生服务和其他基本社会服务方面所面临的机会不平等，还表现为由于权势和财势、城乡分割制度、地理位置和性别等原因而遭受的各种社会排斥。最后，中国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增加了利益失衡的风险，部分地方所出现的乱占耕地建设城市和着重城市建设忽视民生建设的倾向削弱了当地的农业基础，使失地农民成为城市化的最大利益受损方，大量农民工无权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更分享不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福利。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均、权利和机会获得的不公不但会降低增长速度，还会影响到持续增长所需要的政治稳定性和社会凝聚力。因此，在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实现权利和机会均等，如何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民，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发展性难题和体制性矛盾，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创造合理的制度环境，推进以经济增长、权利获得、机会均等和成果共享为内涵的经济包容性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转向靠深化改革而形成的制度红利。为此，必须按照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从制度质量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公平性三维属性入手提升制度质量，优化制度安排，改善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以提高制度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来实现经济增长，以改进制度的有效性和公平性来实现权利获得、机会均等和成果共享，进而实现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发展。

二、 经济包容性发展的内涵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对包容性发展的内涵形成共识，多数学者首先对包容性增长进行了定义。世界银行认为，包容性增长应主要“关注于扩大经济增长的区域范围、扩大对资产的可得性、繁荣市场、增进在机会方面的公平”。Sen＼[1＼]在谈及包容性增长时，设定了一个必要条件，认为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工人的人均收入差距不应该被扩大。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2＼]则强调GDP的生产和收入方面应该是社会所有的人都参与增长，并从中公平地受益，因此，包容性增长代表着一个等式，等式左边是组织，等式右边是利益。Suryanarayana＼[3＼]认为增长过程应该使那些“即使被剥夺了身体和智力禀赋的不能参与增长进程进而成为了收入分配中最底层的人”也能够从增长进程中受益。Asian Development Bank[4]在其报告中对包容性增长进行了定义，他们强调包容性增长应确保增长所创造的经济机会在最大程度上对每个人（尤其是穷人）的可获得性。因为经济增长进程所创造的新机遇并没有被公平地分配，穷人往往会因为环境的限制或市场失灵的原因而没有办法获得这些机遇。结果，穷人从增长中所得到的收益往往远远少于非穷人。如果将增长完全交由市场而不加以干预，那么增长通常是不会偏向穷人的。然而，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和规划项目等措施为穷人参与到新的经济机会中而提供便利。Asian Development Bank[5]长期战略性框架2008—2020（2020战略）把包容性增长作为其战略性框架的第一发展日程（第二和第三发展日程分别是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详细描述了包容性增长的两个核心维度：其一，实现增长的可持续性，创造和增加经济机会；其二，确保社会成员有足够的机会去参与到经济增长中来，并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相对于增长而言，发展的内容更为丰富，除了包括经济的增长之外，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共同发展等。包容性发展除了强调收入方面的包容性，同时还强调发展机会的包容性，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包容性，甚至还包括政治过程公民参与的包容性。因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包容性发展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经济增长

高速、有效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包容性发展的前提，贫困的缓解和摆脱、大量就业机会的提供、人力资本的改善和提升、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和医疗资源的扩充和不平等的缩小和消除都离不开高速的经济增长。只有通过不断地发展经济，才能创造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发展机会，才能够扩大人们的选择范围，才有可能实现权利获得、机会均等和成果共享。

2权利获得

权利获得意味着包容性发展要消除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所面临的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6-7]。一方面，表现为包容性发展要改变居民在接受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其他基本社会服务方面所面临的机会不平等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包容性发展要消除弱势群体因权势和财势、城乡分割制度、地理位置及性别等原因而遭受的各种社会排斥。

3机会均等

作为包容性发展的核心，机会均等更多地强调通过消除因个人背景的差异所造成的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等。机会均等意味着人们都能以平等的机会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进程当中，并能够平等地获得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其他发展机会，通过机会均等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差距[8-9]。

4成果共享

经济包容性发展强调弱势群体尤其是贫困人口能够平等地参与到经济发展的进程当中，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全面共享性和共享公平性。

总之，包容性发展就是要通过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创造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发展机会，消除贫困者权利的贫困和所面临的社会排斥，实现机会平等和公平参与，使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群体均能参与经济发展，为之做出贡献，并因此合理地分享发展的成果。

二、经济包容性发展的制度质量分析框架

一个完整的制度质量分析框架应该既包含制度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又包含制度的公平性。制度的有效性是制度的直接特性，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如果制度效率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制度的稳定性和公平性也就失去了其现实意义。制度的稳定性强调总体制度框架的稳定，稳定性是制度的长期特性，也是制度存在的理由。制度的公平性是制度质量的社会属性，制度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和保障，不公平的制度会挑战社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权威性，抑制个人的潜能、积极性和创造性，影响经济发展的机会均等和成果共享目标。

1制度有效性

实现经济包容性发展的前提是要提高制度的有效性，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特征和制度效率直接相关，制度效率越高，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越快，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就越大。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其说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如说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制度有效性提升的成果，而当前部分低效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维系也正是某些制度安排低效率运行的体现。因此，实现经济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前提在于不断地提升制度有效性。

制度有效性也即是制度效率。在经济学中，常用效率来表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传统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代表North[1]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制度效率赋予了定义，他认为如果一种约束机制能使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带来产出的增加，则这一约束机制便是有效率的。科斯通过交易成本理论对效率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只要产权归属明确，则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往往处处存在，而不同的制度所带来的利益和成本分配往往也不相同，因此，制度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具体如何比较不同制度的效率呢？诺斯在其早期的研究中曾提出利用衡量交易成本的方法来判断不同制度的效率，但同时他也认为制度效率的高低和交易费用的多寡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在某些国家，虽然其交易费用和成本可能较高，但其在法律制度和司法系统方面比较健全，因此，这些国家仍然能够在高交易费用的条件下实现其产权的有效保护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在随后的研究中，诺斯又提出了“适应性标准”来判断制度效率的高低，即一项制度安排下的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对该项制度的适应程度，适应程度强，则说明该项制度效率高，反之相反。但由于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对制度的适应性程度属于主观感受，在数量上无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计算，因此，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仍然无法以此标准来判断一项制度效率的高低。

制度效率体现了制度成本与制度收益之间的关系。制度成本不仅包括设计该项制度所花费的设计支出，还包括在实施和运行该项制度时所发生的实施费用、执行费用以及维护费用等。制度收益则表现为制度在减少生产性活动和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费用、提供有效的产权、信任和激励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种制度的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来判断制度效率的高低。

郑兴山[2]等认为对于一项新制度，可以通过比较该制度所带来的净成本和净收益来判断其效率的高低，如果净成本大于净收益，说明该项新制度的效率较低，反之相反；也可以用制度的边际效率来衡量一项制度的效率：即使用ME=（MR/MC）的值的大小来判断。其中，ME表示一项新制度的边际效率，MR表示一项新制度的边际收益，MC表示一项新制度的边际成本。如果ME>1，则说明该项制度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即该项制度是有效率的。如果ME<1，则说明该项制度的边际收益小于其边际成本，即该项制度是低效率的。如果ME=1，则说明该项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其边际成本，由此可确定制度收益的最大化边界。

制度效率在其生命周期内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在最初产生时可能是有效的，但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制度的效率生命曲线会随着其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而上升至顶点之后出现效率递减的趋势，此时，就需要对原制度做出适应性调整来克服制度效率递减的趋势，也就是制度创新。

2制度稳定性

对于经济包容性发展而言，制度稳定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维持需要制度建设的持续累积和稳定，而制度稳定性恰恰为经济包容性发展提供了稳定、良好的环境并不断地内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制度效率的提高也离不开制度稳定性的支持，制度的有效性和稳定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制度收益理论要求制度保持稳定，因为只有稳定的制度才能帮助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生产和交易形成稳定预期，从而减少生产和交易中的不确定性。

本文借助于熊锋和黄汉民＼[12＼]的制度变迁演化图来说明制度的稳定性。，如图1所示 。在图1中，横轴表示制度变迁的时间，纵轴表示制度被社会公众（包括普通公众和利益集团）采纳或接受的程度。根据制度被社会公众所采纳或接受的程度，可以将制度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度刚刚被创新出来至新制度被合法化之前——也即是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制度刚刚被创新出来，只有很小一部分公众接受并采纳该项新制度，因此该阶段曲线的斜率较小，制度效率也较低，但随着更多的公众不断地接受和采纳该项制度，制度效率不断提高，曲线的斜率也逐渐增大，最终实现了新制度的合法化。在制度变迁的第二个阶段，制度变迁曲线成水平直线状态，这是制度的稳定阶段，在这一阶段，新制度实现了完全合法化，效率达到最大，制度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行动集团无力也无意改变现行的制度，因此，制度的稳定性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很好的维持。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制度所处环境的变化，制度效率逐渐递减，新一轮的制度变迁动力产生，制度变迁演化图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制度的更迭阶段，在这一阶段，制度要么不断地演进，要么消亡，呈现出S型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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