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的对策

摘要：本文着眼于农民工所拥有的资本特征，分析他们在城镇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困境，并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制度性资本、心理资本等方面提出破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 城市融入 资本 困境

“农民工”是指由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农民工成为真正市民的过程，它包括农民工生产与生活地域空间的转移、身份的转换、职业的转变、生活和行为方式的转型，最终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各项公共服务，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资本”一词最初指的是物质资本。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贝克尔（Becker）将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等也看作是一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像土地、资本等实体要素一样，在社会生产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后资本概念继续扩展，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制度性资本等概念被提出。

学界不乏对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少数学者注意到资本对移民融入的影响。Chiswick（1978）和Borjas（1987）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概念运用于移民研究。李培林（1996）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市民化，认为社会资本节约了进城农民工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刘传江和周玲（2004）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以及农民工培育社会资本的途径。蔡眆（2004）考察了制度性资本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任远（2010）从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出发研究了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因素。这些研究从单个资本的角度研究了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缺乏对农民工所拥有资本的通盘考虑。因此，在探究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制约性因素和困境方面还略显不足。本文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制度性资本的系统框架体系出发，探讨破解农民工社会融入困境的有效对策。

一、促进农民工物质资本的积累

物质资本是农民工在流入地城镇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物质资本的直接表现形式是工资收入、资产及资产性收入。工资收入是农民工的主要收入来源。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包括土地、宅基地等等）、金融资产及其他资产，资产性收入是凭借相关资产得到的收入。农民工物质资本的多寡与其城市融入程度紧密相连，一个农民工的可用物质资本越多，越容易融入城市；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资本做基础，他们无法在城市立足。

拥有充足资本能进行个体经营的农民大都留在农村发展，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拥有的物质资本较少，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增加收入。贫乏的物质资本导致贫困的生活，受自身能力限制，他们获得稳定发展的职业非常困难，往往收入较低。据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数据显示，他们每周工作6.1天，每天工作9.2个小时，47%的农民工工资主要集中在1500-2500元之间，1500元以下的占18%，3500元以上的仅占10%。他们就业多集中在低薪或高危行业。70%的农业流动人口聚集在月平均收入最低的四类行业（住宿餐饮、批发零售、社会服务业、制造业）中，收入最高的两类类行业（采掘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仅吸纳6.5%的农业流动人口，农业流动人口更多地聚集在风险较高的建筑业以及收入较低的制造业和住宿餐饮业。此外，农村土地和宅基地等固定资产的收益功能大为弱化，拥有这些固定资产仅能从心里上起到一种安全保障的安慰作用，往往只有拆迁时才能取得收入。物质资本的缺乏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起着相当的抑制作用。

农民工要真正融入城市，首先要促进他们的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政府来说，无法影响初次分配，所以只能在二次分配中采取对策。因此，一是扩大市政补贴范围，让他们真正享受市民待遇。二是鼓励农民工自主创业，地方政府可以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适度降低对创办企业的税收，为其提供信息等服务，为其发展创造良好发展空间。三是激活农民资产，比如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对农村土地更加充分的所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鼓励探索多种流转方式，合法获取流转收益。

二、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的知识、技能、经验的统称，它属于个人，可以进行交易。人的能力和素质是决定贫富的关键，也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农民工能否顺利融入城市，还取决于自身的人力资本。文化程度较高的劳动者在就业区域、就业行业、岗位类别选择中，挑选范围和灵活机动性都更强、更广泛。文化程度越高，成功谋得职位的可能性就越大，就业时间就能够越长，城市融入程度也越高。有学者发现，在经济萧条时期，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能较好地避免失业的风险（张林秀、霍艾米，罗斯高等2000）。蔡眆（2000）指出，农村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由于比别人掌握的信息多，因而受城市不良经济状况的影响也比较小。人力资本存量直接决定着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为其城市融入奠定了经济基础。

与城市人口相比，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往往比较贫乏。农民工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城市生活以及各种相应的制度、法规、软硬件资源等等缺乏了解，文化水平较低，对现代化生产技术不熟悉，这些都导致他们的人力资本较低。数据显示，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年，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不足1/4，即便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不超过10年，只能从事一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2）。低下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与城市产业用工的高要求形成了矛盾，大量农民工难以满足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高新技术产业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和新兴第三产业的要求。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只能获得低水平的工资收入，在日常开支之外，大多数农民工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对人力资本进行再投资；企业由于顾虑人员的流动性，也不愿意对员工进行培训，长此以往必然形成恶性循环。

政府在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方面可以起到巨大作用。首先是切断人力资本低下的源头，保证“农二代”不再继续人力资本较低的状况，流入地政府要妥善解决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降低入学门槛和成本；其次，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通过示范和教育，鼓励他们积极主动参与培训，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第三，教育和引导农民工转变观念，适量投资自身人力资本，实现自身转型。

三、拓宽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指一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个人在组织结构中利用自己特殊位置而获取利益的能力。一个人存在于社会中，必然会跟其他人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有的人的社会关系广泛，有的人社会关系较少。这种社会关系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个人得到各种机会的概率。社会资本广泛存在于社会网络中。波茨（Portes，1998）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体通过社会网络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社会资本尤为重要。一个人从亲朋好友、同学、老乡、师生等关系中获取的利益越高，那么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就越多。在“关系资源”盛行的中国社会，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尤显重要。

农民本就是中国的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农民工个人或举家迁移使原有的乡村社会资本失去作用，而体制、制度以及观念差距使城市社会资本不能及时培育和补充。因此，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比一般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要低得多。从社会网络的密度或异质性来看，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密度低且异质性差，网络结构集中在社会底层和低级职业类别。他们的社会交往仍然主要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以业缘为纽带的新型社会资本的异质性互动表现较弱（周敏、林闵刚，2004；王春光、Philippe，1999）。此外，农民工缺乏社会组织支持，比如准政府组织和行业组织等等，利益诉求机制和渠道不顺畅，不能及时获得社会帮扶和救助；他们自己往往自我隔离，不愿意参加由城市居民组织的社区组织，如文化体育协会、志愿者协会等，很少参加由城市居民组织的各种活动。

农民工来到城市，除利用和维系好以地缘为基础的乡村社会资本之外，还应尽快建立新的社会资本。一方面，农民工要主动多与当地居民互动，参加当地居民的各种活动和各种社区组织，在工作中多与上级领导和同事接触，多与相关客户交流交往。另一方面，政府要做好宣传和引导，正确认识并宣传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的贡献，并在制度层面上逐步消除歧视现象，营造平等、友爱的氛围与观念。同时社区和居委会也可以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如组织文艺表演、社区义工、交通协管志愿活动等，帮助农民工尽快获取社会资本。用工单位也应为农民工提供沟通交流平台，工作之余组织多种社交活动，在丰富精神生活的同时也扩大农民工的社交范围。通过自身、政府、社区、以及企业的共同努力，加强与当地居民的融合，积累城市融入的社会资本。

四、加强农民工的心理资本建设

鲁森斯（Luthans，2002）将心理资本定义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是个体在自我成长过程中培养、形成和积累的。当一个人拥有良好心理状态的时候，与他人交往时更容易得到对方的认可和赞赏，从而大大增强其自信心，进而促使结识更多的人，建立更广泛的社会资本，并使其现有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得到更为充分有效的利用。心理资本能使其他资本正常、稳定地被使用，是其他资本发挥作用的基础。心理资本有助于抵御生活和工作压力、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工作绩效、增加劳动产出。对农民工而言，积极的心理资本可以提高他们的城市适应能力，因此有助于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生活。

农民工在城市里往往很孤独，整个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群体性偏见和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排斥态度也无形中打击着农民工的自信心，削弱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使他们在城市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沉重压力和负担，往往会产生心理和情绪的波动，如自卑、封闭、焦虑、孤独、失望、埋怨、长期的心理压抑和怨恨情绪。由于心理资本羸弱，许多农民工遇事比较敏感，处理问题缺乏变通，处事方式单一，性格比较内向。有调查显示，年龄小于20岁的流动人口抑郁情绪强于其他年龄段的流动人口，流动性越大的流动人口情绪越抑郁，与一般职业相比，高危职业更会感到心情抑郁（林丹华等，2005）。

用工单位应给予农民工更多的组织关怀，改善他们工作、生活居住环境；充分利用工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作用，对他们遭受的挫折和失败进行心理疏导，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支持。政府应适当增加一些社会支持系统，提供适合他们文化素质、职业特点和心理特点的心理咨询，使其在遇到心理困难时有地方有渠道可以倾吐、宣泄。作为农民工本人，面临逆境时，应主动与外界联系，找人咨询、倾诉，利用群体的力量提升自身的心理资本。

五、实现农民工对制度性资本的平等利用

制度性资本是社会体制中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方面具有正面或反面作用的部分，是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融合提供保障和支撑的制度层面。它包括诸如土地流转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一系列制度。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是决定性因素”（邓小平，1994，第308页），“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邓小平，1994，第333页）。制度性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些制度本身往往有政府暴力做基础，普通老百姓在政府力量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尤其是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

当前户籍、就业、住房、社保等制度改革较为滞后，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歧视问题，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城镇公共设施和各种就业机会不对农民工开放，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等等不公正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工在城镇不能享有平等、公正的基本生活权利、居住权利、劳动权益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制度性资本缺乏公正成为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一大障碍。

制度因素是抑制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最关键的因素。农民工要真正融入城市，关键是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消除身份歧视；彻底改革户籍制度，消除户籍歧视；加快推进配套改革，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障的全覆盖，以保障农民工的基本生活需求；改革住房制度，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将其纳入国家保障性住房体系。通过实施一系列制度改革，构建适宜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Luthans，F. The Need for and Meaning of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2（23）：695—706

[2]李培林.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 社会学研究，1996（4）：42—52

[3]赵立新.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J]. 社会主义研究，2006（4）：48—51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

[5]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人口研究，2004（5）：12—18

[6]蔡眆.中国流动人口问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7]西奥多·舒尔茨. 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1—17

[8]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2

（申秋红，1971年生，山西临汾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布局与人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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