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摘要〕 近年来，伴随地域性档案资料建设的长足进展，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地域史转向方兴未艾，体现了由整体性的宏观叙事向局部性的微观叙事转型的历史建构过程。然而，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基于集体化时期农村技术、卫生和教育的视角分析，必须研究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农村社会改造和民生工程的广泛历史实践，为当代史研究的再出发开辟新路径;并以足够的学术自觉避免直接以地域性史料呈现去简单对接总体史视野下的当代史问题研究，进而构建出一个更加贴近“政治与日常”历史演变脉络的本土化叙事架构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 技术;卫生;教育;当代史;问题意识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9）06-0114-04

近十余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地域史转向较为突出，尤其是随着基层社会档案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和利用，更是推进了1949年后新中国城乡社会演变的区域实证性研究。大体而言，这一发展趋势体现了由整体性的宏观叙事向局部性的微观叙事转型的历史建构过程，特别是在专题式和个案式两种路径研究方面，方兴未艾，引人注目。

专题式研究主要针对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中的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重点呈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变革的一些历史面相。代表性的成果有：田锡全的《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施亚利的《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李德成的《创造与重构：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现象研究》等。这些研究对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的重要历史实践和地方经验进行了专题考察分析，从不同视角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农村社会治理和改造的长期探索与努力。

个案式研究则主要以某一地域为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的纵深考察分析，呈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同农村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的再造历程和变革图景。代表性成果有：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的《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李怀印的《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张乐天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卢晖临的《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李海红的《“赤脚医生”与中国乡土社会研究——以河南省为例》，光梅红的《集体化时期的村庄典型政治——以昔阳县大寨村为例》等。在内容上，个案研究基本按照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不同历史阶段，微观实证性地探讨一定地域农村的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凸显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复杂多样性。

上述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展示了集体化时期农村社会变革过程中多样化的历史实践图景，增进了我们对1949年后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理解与把握。但不可否认的是，现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如在选题上日趋地域化的同时也多有雷同、重复，就区域谈区域，注重其特殊性，淡化其一般性，由此导致的较为普遍性做法就是大都以新发现的地方史料和地域史书写来简单地质疑、批评抑或一味地否定原有党史国史架构下的宏观叙事。另外，在问题意识上，目前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地域史构建又多以非常态化的政治运动为叙述主体，反而对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常态化的生活生产实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讨论，致使对整个社会历史变革状况仅仅只是从政治维度去理解和把握，从而缺乏有效的贴近历史对象本身脉络的多层次、多面向之间的互动和构造。

笔者认为，以地域史研究重新审视已有的宏观政治史路径是必要的，但是研究者首先需要对地域史和总体史的各自问题界限和相互关系保持足够的自觉意识，以避免随意越界而妄加指责彼此。因为不论是宏大的整体性叙事还是微观的具体史实铺陈，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当代史语境存在，而偏重于哪一方都会有失偏颇。因此，研究者更应该着力讨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互关系生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要看到其中的差异、矛盾、冲突等问题，也不能对其一致性、共同性及互构性视而不见。所以，我们对特定地域史的定位和理解，从史料到史观，从问题到结论，就不能简单地仅以地方性知识的面貌来呈现大历史的有限性或不当性，而很少深究此地方性知识的生成恰好是在彼大历史的规定下展开和实现的。尽管开展地域史研究对于当代总体史研究的纵深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地域史的内在理路与外在表现却必须放置在整个大历史的脉络演进中才能以更加贴近历史的方式去解释和书写。

实际上，当代史研究现已基本不存在史料缺乏的问题，尤其是在近年来地域性档案资料建设有了长足进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相比之下，运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和问题意识深入展开当代史研究则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1 〕。也就是说，目前缺乏的不是史料，而是史观，真正有思想性和解释力的研究架构和问题域至今仍旧贫乏和滞后，甚至在一些“史料中心主义”和西方理论范式的影响下更加显得支离破碎，从而导致本土化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愈发艰难。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以真正有效的问题创新来突破现有研究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呢？笔者认为，切实可行的路径可能首先在于对政治议题之外的日常实践进行深度挖掘和探讨，从日常生活深入历史现场，由内向外，层层打开，进而构建出当代历史演进的多维图景。正是基于上述思考，笔者试图以农业生产技术、农村卫生医疗和农民文化教育（简称技术、卫生和教育）为讨论对象，将其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致力于农村社会改造和民生工程的广泛历史实践关联起来，为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再出发提出一些新路径，并以足够的学术自觉避免直接以地域性史料呈现去简单对接总体史视野下的当代史问题研究。也可以将这三个日常性议题概括为一个“六字三纲”的概念體系，即可谓纲举目张，其所涵盖的历史实践内容，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意识。这里的技术是指包括了兴修水利、防洪防旱、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优良选种、防治病虫害、器具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农业生产技术在内的综合性概念。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获得丰富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作物等物质资源，中国共产党长期致力于生产技术的革新与创造，由此带来了1949年后农业生产上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我们可称其为一场持续的显性农业革命 〔2 〕。这场农业生产领域中的创造性变革的价值和意义，则在于对新中国的物质经济基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目前学界对这一事关国计民生的农业技术革命和改造实践还没有给予足够的研究和讨论。

笔者认为，从社会史角度对集体化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创造及对农村社会变革产生的时代影响进行专题个案式研究，将会为中国当代史开辟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学术前景。例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决定》指出，要集中力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粮食必须大量增产，具体措施有：发展水利，以战胜自然灾害;准备消灭病虫的药械，组织群众防治，以战胜病虫害;大量积肥、造肥，增施肥料，改进施肥技术;总结和推广丰产模范经验;普遍建立农村技术研究组，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技术等 〔3 〕。这些增产技术措施看似平淡无奇，但作为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历史实践，持续时间之长，产生影响之深，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从社会史角度而言，技术不单纯是一个专业性知识的物质存在，当它被引入农村社会中，必然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发生多重历史关联，而每一层次的关联生成和构造又都是与整个农村社会改造的在地化进程统合在一起的。所以，当一项新的技术（如农具、化肥、农药等）应用在促进粮食增产的同时，也会对农民的生产方式和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这样的技术实践又会因整个社会发展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毛泽东对农业生产技术的强调和重视，即对农业生产的革命性变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957年夏天，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我们的同志……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 〔4 〕。1958年初，毛泽东又强调，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从今年起，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5 〕。很显然，这些政策性话语的重要性更在于其对地域社会的发展走向作出了自上而下的设定与规制，并最终成为在地化社会变革背后不可忽略的结构性动因。一旦我们把技术作为重构当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切入点，就是要以此去透视它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各种变化，以及它们与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相互关联和构造。因此，以社会史视野去讨论技术与社会变革的历史关系（亦可称之为技术社会史），就是想探讨物质生产方面的技术性实践对于中国当代史进程所具有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

其次是卫生方面的问题意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进行了有关民众居住环境和身体卫生健康的各种社会改造实践，如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讲卫生，以及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妇幼卫生、地方病防治等。这些历史实践开启了新中国农村社会改造中的卫生革命，根本上解决的是广大民众的身体保障问题，也即如何通过卫生医疗的途径塑造出新型的身体环境来。将农村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继而解决农民疾病防治和卫生保健问题，一直为各级政府所重视。当时，以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为基础，建立了涵盖三级医疗卫生网、合作医疗保健和乡村卫生队伍等的一整套农村卫生体制。那么，从卫生社会史角度对农村卫生医疗实践进行在地化研究，深入发掘其地域经验和历史模式，不仅有助于当代史的纵深发展，而且具有重要的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提倡把卫生作为重构当代史研究问题意识的重要一端，主要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使然。一方面，现实中农民时常会面临各种卫生医疗难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的现代化和文明化进程;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卫生实践经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卫生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卫生体制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历史场域。张自宽在一份山西省稷山县农村卫生调查报告中指出，该县在环境卫生、劳动卫生和个人卫生方面均积累了值得普遍推广的成功经验，如大部分村庄做到了厕所“三无”（无蝇、无蛆、无臭气），粪便无害化处理，畜圈整洁化;全县推广太阳村“两带”（出工戴草帽、带开水）、“四防”（防暑、防伤、防病、防毒）的劳动卫生经验;农民破除了“迷信鬼神、听天由命”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愚昧思想，树立了“无病早防，有病早治”的卫生观念 〔6 〕。这些在地化的卫生实践，以多样化的途径对农民的生活方式、劳动状况、精神观念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更新再造。这种从农民自身生活世界的内部进行的卫生社会化，理应是我们重新讨论当代史上社会主义如何扎根农村社会的重要课题。

再次是教育方面的问题意识。必须强调开展集体化时期农民文化教育研究的重要性。“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年代延续至今反映农村现代性成长和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时代诉求。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农村读报小组、冬学和扫盲运动到农民夜校、农民通俗读物等文化教育实践，其本质也是一个农民与国家关系生成的“文字下乡”的知识生产过程，而且“文字下乡”同时也是重组农村社会和再造新型农民的文化实践过程。所以，从教育社会史角度进入1949年后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历史，围绕知识生产、政治意识、观念认同等问题，构建对农民文化教育的持续展开和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相互关系并进行深入的微观实证研究，不仅对于揭示当代史中地域社会的内在构造和外在表现是一种新路径，而且也可以为解决当前农民教育问题提供必要的经验参照。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农民文化教育作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知识生产便成为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农村社会改造和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众所周知，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以晏阳初为代表针对农民的“愚”“穷”“弱”“私”四大弊病进行了平民教育识字运动，但最终却因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而中断。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化时期，为解决农民文盲和识字率低下的难题，以开展农村扫盲运动为中心，中国共产党才在农村地区建立了“文字下乡”的农民教育制度网。列宁曾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 〔7 〕可见，普及农民文化教育是多么的重要。也有学者指出，通过20世紀50年代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新中国彻底改造了农村社会的基层结构，在新的乡村社会中，通过文化诉苦，农民意识到没文化的害处;通过合作化中新农具改良、记账、借贷、读报和劳动工分手册等形式，将识字真正嵌入了生产劳动环节中，改变了费孝通断言的农民“不需要”文字的状况，重新激发出了农民对文字的“需要”，进而自发地产生了学文化愿望，识字运动得以轰轰烈烈的开展 〔8 〕。这基本反映了集体化时期农民文化教育实践的历史逻辑和制度结构。不过，我们还可继续探讨的是在“文字下乡”的过程中，识字运动作为教育农民的组成部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农民的知识状况和观念感觉产生了影响，而这些影响反过来又对农民的生活世界及农村社会的内外关系形成了怎样的历史规定性。

因此，从社会史角度开展集体化时期农民文化教育的历史实践及影响研究，不只是简单地就扫盲运动本身来进行一些史实性的叙述，而是要真正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样的时代命题放置在地域社会变革的脉络中，进而去探讨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农民教育的“文字下乡”的知识生产与农村社会主义的转型发展及其现代性增长的关系史图景。或者说，教育农民的过程同时也是培育农民主体性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化实践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对教育过程的在地化接受和表现看似被动，实质上却是与自上而下的文化外力处于一种相互建构的状态之中，对此内在状态的深切理解和把握则是探究当代农村社会主义发生史所无法绕开的时代性话题。

当然，除了上述三种问题路径所承载的历史实践内容外，它们相互间也存在着较强的逻辑性关联，也就是说，对技术维度的强调主要凸显的是技术革新与改造对于新中国农业生产和增产的不可或缺性，进而关注技术因素与中国当代史实践展开的相互关系。相比之下，从卫生的角度切入当代史，则试图以历史中的人及其居住环境为讨论对象，这一以人为本的卫生社会史研究的核心是对身体生产的历史实践过程进行考察分析，以期总结和探求新中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历史经验及其时代意蕴。而教育维度所注重的是在农村社会如何进行知识生产，从而以教育社会史的研究路径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历史关系建构提供新的视角。之所以特别强调教育的视角对于重构当代史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农民主体性塑造和农村现代性增长在意识形态和观念文化方面的重要体现。总而言之，技术、卫生和教育的问题架构体现了物质生产、身体生产、知识生产彼此间的内在性关联，也可看作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哲学观在中国当代史上的具象化表现。其中，由身体生产所规定的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地位是这一问题纲要的中心，而物质生产、知识生产无疑须在此中心的规定下才变得可能且富有意义。

也正是基于一以贯之的学术反思和自觉，笔者通过对技术、卫生和教育三种问题路径的提纲式讨论，旨在为当前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纵深发展构建出一个更加贴近“政治与日常”历史演变脉络的本土化叙事架构和话语体系。而要达致这一目的，在开展地域史研究时必须打破原有的过于彰显所谓“地方特殊性”的狭隘“地域史观”，要能够充分深入到地域社会变革的内在机理和制度结构中去，探讨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实践活动的内外关联和在地化表现。在此基础上，地域史研究才可能有效地避免“碎片化”倾向，在通达中国当代史的总体性追求上更迈进一步。

〔参 考 文 献〕

〔1〕常利兵.史料何以成为思想利器？〔J〕.读书，2015（05）：114-

119.

〔2〕常利兵.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新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宏观机制及在地化实践〔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72-92.

〔3〕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决定〔N〕.人民日报，1952-02-27（01）.

〔4〕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71-

472.

〔5〕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9-

351.

〔6〕张自宽.亲历农村卫生六十年——张自宽农村卫生文选〔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1：8-11.

〔7〕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00.

〔8〕贺照田，高士明.人间思想：第3辑〔M〕.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68-91.

责任编辑 李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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