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温室气体成因及对策分析

摘要：温室气体成因认知正在经历着由单一的高度经济活动成因向“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转化，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的二元机制也有向单一的减排机制转化的趋势。这两个趋势并行发展，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和对策路径提出了挑战。成因的多元化要求应对机制的多元化。实现的路径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在重视减排的同时，加强增汇机制的作用，并且应增加水循环改善这一新的机制要素，形成减排—增汇一治水的三元应对机制。减排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等碳汇潜力巨大、水循环影响力巨大的国家，则要通过生态保护建设增加碳汇，并加强水利建设改善水循环，加强和培育自然力碳循环和水循环对温室效应的修复功能。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化；碳循环；水循环；温室气体减排；《京都议定书》

中图分类号：D912.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08)04-0064-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当中，没有哪个问题像气候变化问题这样充满不确定性、变数与诡异。气候变化问题既逐步形成了一些主流理念与规则，也在不断膨胀与争论；既被视为全球性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带有国家、集团利益的色彩；既是环境问题，也不断地被赋予政治、经济、哲学、科学技术等因素。随着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前所未有的警告，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似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各国家或集团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立场和态度的差异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趋多样性，国际合作难度加大。在应对气候变化最基本的国际法依据《京都议定书》的未来走向上，各国的主张更是相去甚远。

在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高度重视，制定并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并提出在未来5年内实现节能20％的目标等。但公众对此的认知度和认同度并不一致，即使在专家和学者群体内，这种怀疑也是在增长，直接导致对气候变化问题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迷惘甚至消极。

回避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外学者中也并不罕见。A1an Boyle教授是著名国际法学家，但在其名著《国际法与环境》(1992年，2002年，中译本已由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这本70多万字的巨著中，气候变化问题并无独立篇章，事实上相关的内容也极少涉及。这种局面可以解释成是严肃治学的要求，说明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对相关问题的主流认知，即使学者和公众有所保留和怀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性和迫切性与认知的多样性矛盾确实需要正视和解决，否则气候变化应对的国际合作就只能停留在国际政治家层面，而这个层面也只能停留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上，国际合作和人类共同努力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气候变化成因分析

(一)人类活动与自然力的认知

“气候变化的原因有两大类，一类是自然因素，比如地球轨道的变化、火山活动及气候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等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为原因。”气候变化的成因究竟是自然力为主，还是人类活动力为主?对此，联合国政府问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2007年在西班牙城市巴伦西亚公布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认为，如今的全球变暖现象“非常有可能”源于人类活动，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多。报告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70年至2004年之间增加70％，地球大气层中聚集的二氧化碳气体已超过过去65万年中的自然水平。这个认知已为中国权威部门所接受，而且把这种“非常有可能”解释为：“……因而越来越强有力的科学证据表明：最近50年的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事实上，IPCC的这种结论有一个变化过程。自1979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科学家提出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的权威性认知以来，科学界和企业界曾经有一些意见认为，地球正在经历的升温是更大尺度的自然气候波动的一部分，并不是人类活动所致。2001年第三份评估报告认为全球气温上升由人类活动导致的可能性占66％，到了2007年IPCC发表的第四份评估报告则使用“很可能”的提法，中国权威人士认为这表示至少90％以上的可能性。

目前我国已有学者对这种权威性的认知提出质疑。例如郭开先生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和变冷是基于碳循环的自然规律，因为地球上有动植物，二氧化碳在空气中所占比例处于不停的变化中，全球气候从变暖到变冷一般周期是11万年左右。参加循环的二氧化碳有5万亿吨之多，而现在全世界人类活动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不过300亿吨，对基于自然力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本来是微不足道的。”郭开先生的这个报告甚至在主流媒体上都没有报导，这表明与IPCC第四报告和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不同的声音是很微弱的。

笔者认为，在科学上认定气候变化因素中自然力与人力的影响力确切比重是困难的，因此IPCC也谨慎地采用“非常有可能”这样的提法，然而这足以引导人类活动为主说成为主流认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所关心的应当是而且只能是这种主流认知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局限于人类活动方面特别是碳排放方面，而对自然力碳循环方面的原因以及人类可以的作为却越来越失去兴趣，至于水循环因素几乎无从谈起。前面所举的“中国/全球环境基金干旱生态系统土地退化防治伙伴关系项目”例子与这种倾向不无关系。

气候变化自然力对于气候变化的作用不可忽视或贬低。本来《京都议定书》是重视这方面问题的，它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鼓励各国通过绿化、造林来抵消一部分工业源二氧化碳的排放；将造林、再造林作为第一承诺期合格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这意味着因发展工业而制造了大量温室气体的发达国家，在无法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时候，可以投资发展中国家造林，以增加碳汇抵消碳排放，这就是所谓的“碳汇交易”。这个机制实际上是通过培育自然力对温室气体的吸收，它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统称为“减排增汇”。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2008年到2012年间)，每年将需要通过CDM项目购买约2～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而中国有满足这种需求一半以上的能力。但IPCC第四报告过度地强调人类活动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决定性作用，客观上降低了对自然力作用的价值认定，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打击碳汇交易。事实上这种倾向正在变成现实。

面对气候变化，人类既要解决自身活动带来的问题，也要解决和面对来自自然力带来的问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于自然力原因与人类活动原因的关系，我们并不是要否认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严重性，而是旨在说明这样的危险：如果自然力导致的全球变暖接近巅峰和极限，那么人类活动

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的行为，就会产生“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效应。因此，人类所要做的并不是如何分配这一根稻草的责任问题，而是同时要考虑解决所有的稻草问题。这最后一根稻草的情形潘基文先生形容为“临界点”：“我不是吓唬人，但我确实相信我们已处于临界点。”临界点说即使尚待科学严谨的论证，但它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临界点说提醒我们要给予气候变化问题正确定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最终目标，即“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个目标定位并不是说把气候变化问题与“人为干扰”等同起来，而这里所说的“水平”实际上就是指的临界点。而临界状态的扭转和危机的消除如同医治重病，中医主张标本兼治。在一定意义上，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原因是标，自然力原因是本。面对自然力带来的气候变化，人类既要通过减排以避免气候变化的加剧，也要重视碳循环和水循环自然力对气候变化的功能，通过增汇、水利等措施来培育水循环对温室效应的修复。

(二)“泛温室气体成因”的形成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规定了6种温室气体，分别是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₄)、氧化亚氮(N₂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SF₆)。IPCC第四报告认定：“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自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显著增加，它们的总体效应是引起气候变暖。”对温室气体的成分予以较为严格的限定。

关于上述温室气体主要来源，人们曾一直认为是所谓高度经济活动，包括化学物质的使用和石油、煤炭的使用，这类因素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权重要大得多。而在发展中国家较为严重存在的诸如滥用资源、工业污染、农业污染、人口增加等因素，并不认为与温室效应有对应关联。然而IPCC第四报告前后，温室气体成因解释呈迅速膨胀的趋势，例如：

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认为，人类活动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引起气候变化：一是化石燃料利用排放的CO₂等温室气体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温室效应随之增强而影响到气候，这是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驱动力；二是农业和工业活动排放的CH₄、CO₂、N₂O、PFC、HFC、SF₆等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后，也通过温室效应增强气候变暖；三是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源/汇变化和地表反照率变化进一步影响气候变化，这包括森林砍伐、城市化、植被改变和破坏等。

中国农业大学的Yahai Lu和德国马普学会陆地微生物学的Ralf Coad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提到，大量的土壤微生物对于甲烷的排放起到重要的作用。因而稻田被认为是温室气体一大排放源。如果把稻田想象成沼气池，这种学说中的“重要作用”和“大排放源”似乎可以成立。这无非是想加重中国等农业大国的气候变化责任。

俄罗斯科学院微生物学研究所与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问题研究所通过实验发现，人们对荒地的开垦是导致大气中甲烷浓度升高的原因之一。甲烷在温室气体中作用仅次于二氧化碳。地球上只有土壤中的细菌能破坏大气中的甲烷。过去150年来，大气中甲烷浓度升高了15倍，全球气候也有明显的升高。

森林一直被认为是遏制全球变暖的一件利器，因为树木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蒸发出清凉的水分。森林与气候的变化关系密切，一方面森林生长可吸收并固定二氧化碳，是二氧化碳的吸收汇、贮存库和缓冲器；另一方面森林的破坏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源。因此，通过造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建立农林复合系统、加强森林可持续管理等措施，可增强陆地碳吸收量。通过减少毁林、改进采伐作业措施、提高木材利用效率以及更有效地控制森林灾害，可减少陆地碳排放量。但美国卡内基研究院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通过模拟实验发现，温带森林不仅不能减缓全球变暖，相反还会使变暖情况进一步加剧。这显然对于为增加碳汇做出大量投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绝非佳音。

上述学说正在改变着人们对温室气体成因的一贯认识，正在经历着由单一的高度经济活动成因向“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趋势转化，这种趋势将产生三种效应：一是促使人们更加关心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不放过每一个可能造成气候变化问题的死角，全方位地动员世界各国的参与，这无疑是积极的。二是这种认知客观上引导对于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上的重新分配。目前发达国家要求减排责任重新分配的倾向很明显，但即使这些原因成立，它与减排义务应否成为因果关系却值得怀疑。值得思考的是成因与对策如何匹配与对称。三是把问题复杂化了。本来应当是发达国家为主要的减排主体，但目前发展中国家也被描述为温室气体的更多策源地。更有甚者，一些发达国家一方面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廉价的产品用于自己的消费，另一方面却把制造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归责于产品的制造国，要求制造国承担全部减排责任。

三、泛温室气体成因与单一减排机制的冲突

本来《京都议定书》规定了3种“灵活机制”来帮助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以有效的方式实现其部分减排目标：排放贸易(ET)、联合履行(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和联合履行主要涉及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之间的合作；而清洁发展机制涉及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之间在二氧化碳减排量交易方面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具体承诺”中规定，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帮助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支付适应这些不利影响的费用；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步骤、酌情促进、便利和资助，向其他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或使它们有机会得到无害环境的技术等。

《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鼓励各国通过绿化、造林来抵消一部分工业源二氧化碳的排放；将造林、再造林作为第一承诺期合格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这意味着因发展工业而制造了大量温室气体的发达国家，在无法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时候，可以投资发展中国家造林，以增加碳汇抵消碳排放，这就是所谓的“碳汇交易”。这个机制实际上是通过培育自然力对温室气体的吸收，它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机制统称为“减排增汇”。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2008年到2012年间)，每年将需要通过CDM项目购买约2亿至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而中国有满足这种需求一半以上的能力。

总体看，《京都议定书》是以减排为目标，而

路径是直接减排与增加碳汇的二元机制。但目前这种机制有向单一的直接减排机制转化的趋势。例如：据德国《商报》报道，欧盟委员会拟对二氧化碳排放指标交易做出更加严格的规定。根据拟提交的委员会建议草案，2013年起欧盟将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的数量。对于电力企业和炼油企业，其90％～100％的排放指标将通过拍卖途径取得。草案中还规定，到2020年发放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标数量在2005年工业排放基础上减少21％。根据这一规定，企业必须减少对环境有害气体的排放，平均减幅达五分之一以上。2008～2012年至少90％的排放指标是免费分配的。但从2013年开始60％的指标将通过拍卖的方式取得。

发达国家的一些研究报告对增汇的功能提出异议，为减弱增汇机制提供了依据。例如，据英国《卫报》报道，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森林吸收人类制造的二氧化碳的能力正在下降。这意味着人类释放的二氧化碳会更多地对气候造成影响，而不是安全地被锁定在树木或土壤中。加上前面提到的美国卡内基研究院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关于温带森林不仅不能减缓全球变暖，相反还会使变暖情况进一步加剧的论断，显然这些研究结论对于《京都议定书》中的增加碳汇的机制以及为此做出努力的发展中国家无异于兜头冷水。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政府问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第四报告提出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也明显带有这种倾向。该报告提出，各国政府可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延缓全球变暖趋势”，例如征收更高的温室气体排放税、制定更高的排放标准和更严格排放限制、鼓励生产使用清洁能源以及推动相关研发进程等，而报告中对碳汇交易的关注明显比《京都议定书》消极。如果把这二者加以比较不难发现：前者提倡灵活，后者强调严格；前者优先考虑排放贸易，后者优先考虑开征碳税；前者注重有区别，后者倾向无差别。IPCC第四报告明显地在改变《京都议定书》的二元机制而向单一的减排机制转化。

单一减排机制趋势与“泛温室气体成因”趋势并行发展，二者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泛温室气体成因”一方面客观上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另一方面也要求针对不同的温室气体成因而丰富和完善应对机制的内容，即成因的多元化要求应对机制的多元化。如果在主张成因多元化的同时却把应对机制单一化，就如同载重汽车、公共汽车、小客车明明可以分道行驶，但却把它们赶到一条车道上行驶，这不仅不利于道路畅通，还会增加不同类型车辆的矛盾。

四、“泛温室气体成因说”与单一减排机制矛盾的化解路径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悉尼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导地位、坚持科技创新四项主张，并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国际会议中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具体、务实的合作建议，受到各方积极评价和支持。上述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的实际，而且也为“泛温室气体成因说”与单一减排机制矛盾的化解找到了可行的路径。

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提出已经和将要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选育抗逆农作物品种，发展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新技术，强化优势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采用高产、稳产措施，增强农业抗灾能力；

2　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洪、抗旱、供水能力及其应变能力；

3　继续植树造林，并提高物种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力度，加强森林火灾预防及病虫害的防治；

4　根据气候变化以草定畜，改变超载过牧，避免草场退化，增强草原畜牧业抗灾能力；

5　提高防潮设施的设计标准，强化沿海防潮设施的建设；

6　继续加强致病气象灾害预报，建立预报、监测和监控网络，扩大预防疫区。

此外，中国环境保护提出的“节能减排”实际上同时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目前中国森林每年净吸收约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同期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中国计划到2020年将森林覆盖率从目前的18％提高到23％。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生态保护建设和增加碳汇最大的瓶颈是水资源问题，特别是水资源南北分配本来就不均衡，而气候变化会加剧南涝北旱。因此中国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与减排、增汇相关联，更与水循环相关联。笔者从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提出如下认识：碳循环与水循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碳循环改变着水循环，而水循环的变化既是碳循环变化的结果，也会对碳循环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包括修复碳循环异常的功能。如果不存在这种关系，就不会有地球气候变化循环往复的周期。

关于碳循环与水循环的关系，英国学者曾提出二氧化碳影响全球水循环，但仅限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导致植物从大气中吸收水分减少，使更多的水进入内陆河流，影响全球水循环，增加洪水发生的几率”这个层面的认识。气候变化问题与水循环的关联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地球两极，特别是潘基文秘书长描述的南极冰架崩塌。但人们并未注意到地球的第三极，即中国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面积近20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蕴藏大面积的冰雪，且降水总量丰富。据唐古拉区实测，最近5年共发生大于5毫米的日降水106次(其中半数超50毫米)，小于5毫米的也是106次(其中小于3毫米的不及一半)，年均降水超过700毫米。东南部念青唐古拉山年均降水可高达2800～3600毫米，是中国大面积降水最多的地方。气候变暖将会加剧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的洪涝灾害，这已是不争的结论，如何减轻这种不利的水循环后果或使这种不利的水循环转化为有利，国际社会似乎并未给予更多的关注。

与地球两极相比，第三极的水循环是最具人类控制可行性的。在第三极南侧面临洪涝灾害威胁的同时，它的北侧却苦于干旱和高温。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显示，在最近的50年，中国年平均地表气温增加1.1℃，增温速率为0.22℃/10年，明显高于全球或北半球同期平均增温速率。这表明中国基于综合生态因素变化的程度高于气候变化因素。可以说，中国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大影响因子是地表增温。如果能够降低这种增温，将会大大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均势。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最有效途径是改善中国国土的水循环，以及通过水循环的改善增加国土的碳蓄积能力。

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水循环自然状态是最不正常的，无论是欧洲大陆、亚洲大陆的俄罗斯部分、印度和东南亚次大陆，还是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河流水系都能够比较均匀地覆盖大陆土地，不仅有利于森林植被生长，而且起到给土地降温的效果，而中国的河流和水循环这种效果却是最不理想的。中国著名水利学家翁文灏先生把中国水系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描绘为“三大拐弯理论”，并提出应该利用我国西南高、西北和华北低的地形特点，把西南诸河水源调到严重缺水的西北地区。这一提议后来被写入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水循环影响力和完善潜力最大的国家。中国正在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以及论证中的其他改善水循环的工程，同时也是改善全球水循环和增加碳汇的工程，在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加剧中国水循环异常问题的同时，也将大幅度地增加碳汇，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大大缓解多国河流流域的许多国家因气候变化已经和未来的严重水患。这些努力理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合作与支持。

(责任编辑：周振新　朱　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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