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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他

时间:2022-04-01 10:14:55  浏览次数:

     写 作

每天对着电脑,干什么?我谓之掘井。

打字时,用手指掘;阅读时,用眼睛掘;发呆时,思维在掘……往深处掘,掘到底,再掘,掘出新底,再继续掘。一直掘黑暗,永无止境。精疲力竭,至死方休。

死在地下是没人知道的。当然我是作家,可以远离俗世。但也可以远离文学人吗?还真不能。至少需要诉说。写作的人不是钢铁,作家是生命。常懊丧甚至抓狂:没人听懂我在说什么。归根结底,就因为我在地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里的主人公就是“地下人”。

     都不靠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各种解读。没有人忽视他跟别林斯基的关系。因为他早期作品被别林斯基赏识,他走近了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所崇尚的西欧主义、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理性,熠熠闪耀着思想光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他另一个不能忽视的经历是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这导致了他被判处死刑,在行刑前戏剧性地改判流放。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的知识分子也富有思想,据成员阿赫沙姆诺夫回忆:“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人们就当时的重大事件、政府法令以及各个知识领域内的最新文献各抒己见,开展讨论。”有人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演讲总是火辣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种激情迸发的时刻是会打着红旗到广场上参加游行的”。在政治气氛白热化的1849年,他成了革命的同路人。但是他其实仍然是疏离者,他是地地道道的“傅立叶主义者”,他主张和平改造社会,即使在1849年那个新的形势下,他仍然竭力保持自己作为一位作家、思想家、演说家的独立立场,拒绝手持武器进行战斗。

那么我们似乎拥有了另一把解读钥匙:宗教。《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不仅德米特里,其他兄弟也都觉得自己有罪。甚至阿辽沙,尽管一直在修道院修行,竟然也让自己牵扯进来,承认自己想过谋杀父亲。这些人所以觉得自己是在地下,是因为有深深的罪感。

苦难是通向天堂的桥梁。不,是弹簧,越是压,弹起就越高,就越接近天堂。这样,那些没有犯下实际罪行,甚至被亏待的人也愿意受难。

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上帝有爱的基础上。神爱世人,世人也要博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要爱人,也认为自己被人所爱,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条。”

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写罪恶,是写从罪恶走向救赎。但救赎的前景是怎样的呢?舍斯托夫分析《罪与罚》结尾:“但这已经是一篇新的故事的开端。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是他发生蜕变、逐渐从一个世界转入另一个世界、认识迄今完全未知的新的现实的故事。”舍斯托夫讽刺道:“但随后导师并没有履行承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这已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的前言中,我们又碰到了同样的许诺。……在《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整整三部长篇小说,而且都是大部头的:《白痴》《少年》《群魔》!都没有提及诺言。”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这些理由来搪塞:《圣经》里说了,“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也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指的道路总是可疑的。

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作家,他以文学安身立命。确实,在与别林斯基辩论“无神论”之前,他就在文艺观上与他的导师有了裂缝。别林斯基认为文学艺术应当反映社会生活,揭露社会矛盾,推动社会改革与发展,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认为首先应当追求艺术上创新,发掘人物内心。这使得别林斯基对他的《穷人》之后的作品感到失望。他们最终断交,这原因不可忽视。

是嘛,作家就是作家,只与文学有关,与文学之外的任何东西无关。我们常听到中国作家这么说。多么堂皇!多么美好的愿想!但凡是只从文学来谈文学者,注定只会谈出平庸。但即使按这些谈文学者的眼光,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并不文学。他的小说语言是粗糙的,我不懂俄文,这来自懂俄文者的说法。哪怕是经过翻译润饰,仍然并不精美。当然,长篇小说建构的是大建筑,粗糙的语言甚至还是力量所在。那么再看架构,他小说的架构是臃肿而杂乱的。用纳博科夫的说法:“他的小说所表现的是一连串的场景、一连串的对话,是所有人物被集合在一起的场景——而且用到了所有戏剧的技巧,像高潮、出乎意料的来访者、喜剧式的放松等等。从小说的角度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是一堆碎片”。当然也可以用“复调”来阐释,巴赫金就是。但这问题似乎并不这么简单,这我留到后面再说。更重要的是,他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可疑的,纳博科夫说《白痴》里的人物个性只有定义没有证明。当然纳博科夫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另一类人物都否定了:他的人物患有癫痫、老年痴呆、歇斯底里症、精神变态等各种精神疾病。

     地 下

“反常性”,舍斯托夫这么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常性”是相对于列夫·托尔斯泰的“日常性”而言的,托尔斯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病人不可能写出健康的小说。”舍斯托夫认为,“日常性”产生的是“希望哲学”,“反常性”产生的则是“悲剧哲学”。他说:“‘反常性’这个可怕的幽灵过去和现在都一直压抑着这位伟大的思想者。迫使他与平常和解,并在自身寻找平常。”平常、日常、正常是多么好啊!比如人道主义,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信奉的。人道主义意味着相信人的理性,相信人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建设美好的生活。

在这里,必须说说知识分子与文学作家的区别。坦白说,文学作家不是知识分子。菲利普·索莱尔斯这么描述:“知識分子与作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史有待梳理,这段历史是充满激情的、混乱的,通常是私下的,其重要性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还遭到贬毁。……知识分子是脆弱的:过多的经历让他失衡,让他恼怒,让他失足,让他变成沉迷于性爱和毒品的还俗教士。相反,作家是稀有珍品,是正在消失的、独特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他的职责就是使我们感动,使我们做梦,并且最好是以伤感或痛苦的方式。”不过,在对文学作家的理解上,菲利普·索莱尔斯失之太轻浮了。文学不仅生产感动,也生产思想,只不过跟知识分子的思想不可混淆。米兰·昆德拉说得好:“真正小说式的思想(比如自拉伯雷以来小说所经历的)从来是非系统化的;无纪律的;它与尼采的思想相接近;它是实验性的;它将所有保卫我们的思想体系冲出缺口;它研究(尤其通过人物)反思的所有道路,努力走到它们每一条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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