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抗癌路

因为癌症，现代医疗技术没能挽救傅彪的生命，8月30日，这位为观众所喜爱的“大腕”阖然长逝。

因为癌症，178个孩子的“爸爸”、多年来坚持个人资助贫困儿童就学的“好人”从飞住进了医院。

因为患了血癌，北京密云区不老屯镇12岁的男孩穆玩宇已经煎熬了6年。家人为了给他治病已经家徒四壁，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为他筹集到8万元钱。而他做骨髓移植所需要的押金，高达35万元。

癌症带给我们的新闻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除了患者本身承受的折磨、家庭的经济重负之外，人们的思考似乎在这个杀手的冷峻面前停步了。

成长中的杀手

癌症是什么?在中国卫生部最近公布的《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里的定义是：“癌症是以细胞异常增殖及转移为特点的一大类疾病，其发病与有害环境因素、不良生活方式及遗传易感性密切相关。”在医学临床上，癌症一般被称为“恶性肿瘤”。

《纲要》显示，1970年代，中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数大约是70万，而目前中国死于癌症的人数每年大约是140～150万，每年发病的人数是 180～200万。而且这个数据还在持续上升。

中国医学科学院杨功焕教授在刚刚出版的学术研究著作《中国人群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水平、趋势及分布》(以下简称《分布》)一书披露：在目前我国每死亡5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在 0～64岁人口中，每死亡4人，就有1人死于癌症。

有关部门估算，每年用于癌症病人的医疗费用约800亿元，约占卫生总费用的20％，远高于其他慢性病的医疗花费，这是造成卫生总费用上涨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癌症治疗效果尚不满意，患者的不良康复情况往往波及亲友及家庭，从而对社会稳定及群众情绪造成不良影响。

世界银行曾报道，1990年我国因癌症造成的失能调整生命年损失巨大(人们因病在青壮年死亡会造成若干个“健康生命年”的损失，通过防治疾病等手段进行干预，就会挽回若干个“生命年”，经济学家称之为“失能调整生命年”，用来衡量人们健康的改善和疾病的经济负担)。全国因癌症损失的失能调整生命年为185．1万人／年，高于脑血管病、缺血性心脏病及其他慢性病的影响，以此估算的经济损失高达1432．3亿元。

其实，杀手出招并非一定致命。癌症是名符其实的分子病或基因病，专家们认为，其发生与环境因素及生活方式密切相关，1／3癌症的发生与吸烟有关， 1／3癌症的发生与营养因素有关，其余 1／3则与感染、职业暴露及环境污染等有关。因此，癌症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在预防方面，专家们提出了控制吸烟行动计划、控制乙肝感染的行动计划及“健康生活方式和饮食防病”计划。这些计划的意义远远超出癌症防治本身。

然而，杀手的成长速度却并未因为专家们制定出的抗癌方略而减缓。

杀手的排名和地盘

中国最早有关肿瘤的死亡数据，是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1957年的死因报告中获得的。杨功焕教授在《分布》一书中披露，当时这些城市的恶性肿瘤死亡率为36．9／10万，占总死亡的 5．17％。

1973～1975年，卫生部肿瘤防治办公室组织了我国人口3年死因回顾调查。中国人群的肿瘤死亡构成以胃癌、肝癌、食道癌为主。到了1991年，这个顺序发生了变化，胃癌、肝癌、支气管肺癌这四大杀手造成的死亡占绝大部分。

四大杀手的排名在2000年继续发生变化，支气管肺癌成为第一杀手，肝癌、胃癌、食管癌紧随其后。

《分布》指出，肿瘤死亡一般均为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肿瘤死亡主要发生在60岁以上人群，但是肝癌死亡年龄相对年轻，白血病对儿童侵犯较为严重；支气管肺癌、肝癌和乳腺癌呈上升趋势。

从地理分布看，《分布》指出，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城市的肿瘤死亡率高主要与这些地区的高肺癌、高结肠直肠癌和高白血病死亡率有关；华东、华南一带除了高肝癌死亡率以外，高鼻咽癌、高肺癌和胃癌死亡率也是重要原因，山西等地主要是高胃癌和高食管癌死亡率。

尴尬的中国抗癌

面对杀手们交出的“成绩单”，很多公共卫生专家非常怀念赤脚医生的年代。“那是一个对疾病和不健康行为进行全民战争的岁月”，中国医促会中医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北京伟达中医肿瘤医院院长郑伟达对记者说。

众所周知，1960年代，中国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基础上，培训了大批“赤脚医生”，建立了“赤脚医生——乡卫生院——县医院”的三级医疗防御体系，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公共卫生体系能够通过集体合作医疗覆盖到80％到90％的农村人口。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推行中西医结合，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为城乡最贫困的居民提供了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癌症的防治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基本查清了癌症的流行情况并建立了全国范围的防治网，在河南林州、河北磁县等全国癌症高发地区还建立了60个专门的研究防治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和癌魔搏斗，曾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但在1980年代中国选择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以后，一方面是城市的医疗机构被推向市场，另一方面是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而悄然解体。防治癌症的工作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肿瘤医院董志伟等15名专家曾经联合撰文痛陈1980年后中国癌症防治中的困难，董志伟们称：我国癌症防治工作的主要不足是未能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一直存在着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大量卫生资源用于中晚期患者的治疗，消耗大而收效小，资源利用率极低。而用于癌症预防工作的投入却严重不足，从“六五”开始我国设置癌症攻关计划，但这仅是一个研究计划，至“十五”已和其他慢性病的攻关计划合并，投入仅 2000万元。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虽曾制定“全国肿瘤防治规划纲要”(1986年-2000年)，但无经费支持保证其实施。

其次，我国癌症高发区多为农村贫困地区，癌症是当地农民因病致贫及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严重制约着地区社会及经济发展，对此总体上未能采取有效对策，对研究显示的某些有效措施亦未能建立相应的机制转化为规模效益。

曾经的联合撰文者，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肿瘤医院的王国清教授近日对记者说：“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缺钱，如果中央重视，九大癌症的研究至少每种癌症投入2000～3000万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好多年了只投入2000万元，至少医生出差去基地治疗的车费要能够报销……过去我们曾经写了一个报告，国务院批转到卫生部，到了卫生部疾控司以后，答复就是两个字‘没钱’，你说这个怎么做啊?”

2003年以来，中国在农村开始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这项农民只出10到15元，剩下的资金由地方和中央政府共同出资20元的计划仅覆盖1．5亿人口，但由于采用事后保险的报销制和保大病的原则，这种设计先天不足的新型合作医疗在一片争议声中悄悄地放缓了脚步。

而从药物防治的角度，也出现很多问题，郑伟达告诉记者，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预防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此后，几乎所有的医疗机构都注重发展西医了，“也许是利益驱使吧，虽然中医对病人不用动手术没有痛苦，但需要对每一个病人提出不同约解决方案，对医生来说比较复杂，而且利润比较低；西医相对就简单得多，利润也高得多。”

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尚不能提供癌症发病率及主要癌症的5年生存率，仅能以死亡率作为癌症防治目标的判断依据。

未来30年的新动向

杨功焕教授在《分布》中披露，虽然现代科学还找不出肝癌的真正病因，但发现肝癌的发生主要与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食物中的黄曲霉素污染以及酗酒有关。虽然目前肝癌造成的死亡在冉冉上升，但他认为：“自1992年以来开始人群乙肝疫苗的接种，虽然现在肝癌死亡率还在上升，按照现在推行乙肝免疫接种策略，可推论 20-30年后，人口年龄调整后的肝癌死亡应该呈下降趋势。”

肺癌则和吸烟有很大关系。中国又是一个吸烟率世界最高的国家，杨教授认为，未来30到50年内，中国肺癌造成的死亡将大幅度增加。“肺癌死亡率上升，一般都在烟草流行20～30年后出现。

“中国烟草消费到20世纪 90年代达到高峰，人均烟草消费量增加了4倍，到现在还没有明显下降。由于烟草使用对健康的滞后效应，目前肺癌等与烟草相关疾病的死亡率是20世纪70年代人群烟草消费的后果；可以肯定，未来30年，肺癌等疾病的死亡率会继续上升。”

而由于政府财政对烟草方面的税收依赖严重，因此我国的控烟工作多年来成效并不明显。“如果不加强烟草控制，即使在未来30年后，肺癌等疾病死亡率下降的可能性都很小。”杨功焕教授指出。

杀手并非不可对付，面对癌症，可怕的是中国正渐渐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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