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有限理性”下的唯物精神

◆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究其理论根源,在于其已经背离了其存在的客观现实,已经从理论上变得更加唯心。本文从有限理性出发,运用心理学方法和实验方法的行为经济学,对以“理性经济人假说”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发起了挑战,总结了三种最典型的启发式偏差,并提出一系列行为经济学理论,为西方经济学回归客观世界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理性经济人 有限理性 行为经济学 心理帐户 自我约束问题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究其理论根源,在于其已经背离了其存在的客观现实,已经从理论上变得更加唯心。西方经济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理论体系,但随着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高度抽象化和数学模型化发展,西方经济学非但没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反而距现实生活愈来愈远。特别是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石的“理性经济人假说”固有的一些严重偏差,使西方经济学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这也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刻理论根源。从有限理性出发的行为经济学,在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扬弃的基础上,以心理学方法和实验方法来重新研究西方经济学,为西方经济学回归现实经济生活创造了可能。本文拟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分析唯心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的危机,论述行为经济学的崛起的原因和主要贡献。

“理性经济人假说”的不彻底性

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说”(Hypothesis of Economic Man),并作为全部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和方法论原则。其基本内容是:理性的个人追逐最大化的个人利益。“理性经济人假说”把人视为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的范畴,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方法论。

“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创立,以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为标志。该文指出:“由于每个人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斯密看来,经济理性表现为:人们在市场活动中,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对得失和盈亏的精密计算。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最原始动力,不仅个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到解释,而且社会的发展也由此推动。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基本继承了斯密这种对经济理性的理解。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马歇尔等人通过这种工具性假说,使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成为可能。

但伴随着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模型化的,是西方经济学距现实生活愈来愈远,愈来愈难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理性经济人假说”把人视为主观和机械不变的“唯心主义”方法论。而经济生活中的“反常现象”愈来愈多证明“理性经济人”难以成立。具体表现在:

(一)个人多数时间存在着非理性或有限理性行为

诚如莱宾斯坦所说“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只是极端的和个别的情况”。个人受无意识的、不合逻辑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不完全信息的影响,常常会产生许多不理性现实行为。最有名的就是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处在不完全信息的环境中的投资者,往往会受到市场中“群体压力”情绪的左右,表现出盲目从众的非理性行为,这是证券市场中极为常见的现象。卡尼曼认为,投资者的这些非理性偏差导致他们多凭借经验或直觉作出决策,反应在证券市场上就是投资者对资讯反应不足或反应过度。

(二)个人利己的同时还存在大量的利他和公正行为

研究发现平均有40%-60%的人愿意为公共事务做出贡献,如无偿献血、为陌生人提供信息、帮助老年人等。同样,企业捐献部分利润给慈善机构,也是常见的事。大量的实验已经证明像利他主义、忠诚、公正和愿意报答这样的品格是多么的常见。这些都有助于解释那些奉献大于索取的活雷锋式的行为,比如环保运动和社区志愿者工作。

(三)“经济人”主体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原则

莱宾斯坦认为,由于存在着“X-低效率”,企业不会达到西方经济学理论所给出的最大化目标规范。阿尔布指出,“对企业领导人所做的大量调查研究证实,西方经济学理论得出的结论,不管看上去多么合乎逻辑并且前后一致,实际上同真实情况和工业生产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经济学家并不了解企业家的真实行为,而企业家也并不关心经济学理论”。

有限理性的客观性

20世纪50年代,西蒙围绕“理性经济人”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重要概念,严重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他认为,西方经济学对理性的处理就是通过在给定偏好公理前提下,当事人围绕目标和约束条件求最优解,内在一致性的理性被具体化为效用最大化。进而指出,这种理性的理解不符合现实,像企业的现实决策并不计算边际成本和收益,而是采取满意原则。还有西方经济学中对不完全竞争和不确定性的处理等均没有说服力,尽管通过信息成本的引入回避了这些问题,但西方经济学仍然无法减弱决策面对的复杂性。因此,西蒙提出了过程理性的概念,如果考虑行为的形成过程,那么除非在极为简单的环境下个人会表现出理性,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往往只存在有限理性。

在西蒙研究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以效用函数的构造为核心,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彻底改变了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体选择模型,并激发了其他行为经济学家把相关研究领域拓展到经济学的各主要分支,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行为经济学”流派。

卡尼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发现,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理性会发生偏差。由此总结了三种最典型的启发式偏差,包括代表性偏差、可得性偏差、锚定效应。进而得出的结论,在一般情况下,对涉及经济判断和概率判断的环境,个人不能充分研判。在这种环境中,个人依靠某些捷径式原则作出判断,但有时这些捷径式原则与期望效用最大化理论存在系统性偏差。

个人在作判断的过程中,会采用思维捷径来迅速作出判断,有时会帮助人们快速地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有时会导致判断的偏差。这种因为捷径思维而导致的判断偏差,即所谓“启发式偏差”。

现实经济生活中,个人在作判断时,过去的经验常常会对判断起关键作用。当个人要对一个既复杂又不确定的事件(如证券价格趋势)进行判断时,由于没有特别有效的方法,往往依赖过去的经验(捷径思维原则),通过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分析处理,得到启发,然后利用这些启发做出判断。启发是个人认知能力的表现,好的启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做出准确判断的快速途径;但是,由于人脑有时不能准确地收集和处理所得到的信息,通过启发进行判断就会产生偏差。比如,代表性偏差就表明,个人往往习惯于用简单类比的方法去判断(如果A相似于B的程度愈高,则发生像B类事件的可能性就愈高),这种简单的类比常常导致过度自信的后果。股票市场上的“龙头股”现象,就是使用代表性偏差进行判断的结果,一个板块“龙头股”的上升或下跌,经常带动板块内的其他股票上升或下跌。

唯物精神的回归

关于如何衡量一种经济理论的优劣,马克思主义认为:该理论必须能够客观地反映物质世界的内在规律,并且其内在规律能在实践活动中反复得到证实。即一个好的理论,其假设、推论、预期等应该与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现象相一致,并能够解释很多相关的经济现象,理论本身具备可操作性。

由于“理性经济人假说”对于个人心理活动的机械的、静止不变的观点,严重的脱离复杂的、变化的经济生活,导致西方经济学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面临被颠覆的危机。表现为难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其推论同样难以被反复的实证。而行为经济学本身正是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的修正和理论的创新,以更好地反映经济生活的客观规律,行为经济学的崛起标志着经济学唯物主义精神的回归。正如奚恺元所说:“从某种意义上,传统经济学更像宗教,而行为经济学更像科学”。让经济学理论从神坛走向现实,行为经济学至少作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

(一) 回归客观事物的实在

基于行为经济学所具有的描述性的特征,其本身所追求的就是对真实世界的反应。实证研究表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十分不准确,而行为经济学则能较好地反映客观的经济生活,所以较西方经济学更接近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比如当政府想通过减税来刺激消费需求,通常会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减税,降低税收水平;另一个是退税,就是一个时期后返还纳税人部分税款。这两个方法从“理性经济人”角度来讲,没有差别。但行为经济学的“心理帐户”(Mental Account)理论表明:两者对于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个人通常认为减税的税款是自己应得的,所以增加消费的动机不强。但返还的税款,对个人来说,更像是意外之财,往往会用来增加消费。因此,行为经济学更接近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也就能更好地指导实际政策的制定。

(二) 回归主体的真实行为

通过引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行为经济学家希望能够找出面临不确定性环境时,人们真实的行为选择,而不是简单的理性假设。基于“理性经济人”的消费者购买理论,认为消费者能对自己的需求有明确的了解,并做出价值最大化的选择。但是“自我约束问题”(Self-control Problem)的研究却表明消费者难以做到。比如在购买健身房的包月或包年会员制时,消费者估计自己一定能达到每月坚持到健身房的次数,因此平均算来参加会员更经济,但由于“自我约束问题”,多数个人仅仅在刚入会时能够坚持,随后会懈怠下来,健身次数会下降。直到下次交会费后,健身次数会上升,然后再下降。由此可见,行为经济学能够更真实地解释个人的行为。

(三) 经济模型更具操作性

行为经济学理论有很强的普适性。通过对西方经济学模型添加一至两个变量,新模型将较原模型更为准确,更全面地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一旦将行为变量赋值,行为经济学模型的运用,将会和西方经济学模型的运用一样广泛。而西方经济学模型往往只是行为经济学模型的一个特例而已,即当行为变量被赋值为零时的特例。通常而言,如果对经济模型加入行为变量,确实会使其变得较难被处理。但大量的行为经济学研究论文成果表明,模型在加入变量之后,还是可以处理的。尤其重要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行为经济学的模型,能够比西方经济学模型做出更为精确的预测。

综上所述,行为经济学站在有限理性的制高点上,运用当代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方法,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说”修正,进而提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新理论模型,为西方经济学回归现实经济生活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中译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74

2.柳适,张家恕,郝明工,郑义,吴治蓉.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演讲集[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3.奚恺元.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中欧管理论坛讲稿,2002

4.Leibenstein• H.“X-Efficiency Theory”in The new Palgrave[M]. London Mamillan.1987

5.Marwell, G&Ames. Economists Free Ride, Does Anyone Else? [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1,15

作者简介:

皮星(1974-),男,汉族,四川人,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行为经济学、区域经济。

罗长坤(1958-),男,汉族,重庆江津人,第三军医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管理经济学。

蒋盛云(1964-),男,汉族,四川邻水人,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行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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