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微见著,,革故鼎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事业生生不息，成果丰硕，人才辈出。2018年10月20—21日由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各理事单位共同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承办的第12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在湖北武汉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社、期刊编辑部的15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优秀研究生代表共襄盛会。年会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当代价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与数量方法等问题进行研讨、交流，研讨环节主题突出，内容丰富，集中展现了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新成果、新经验和新方法。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设

近年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成为学术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有的研究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特别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框架来阐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也有的研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提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线和研究难点。我们知道，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的数量、质量和组合方式，以及人力资本、科学技术、组织管理、文化传统、政策环境等都可以影响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制度因素是管总的，制度优势应该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这也是我们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教授结合学习习近平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制度优势的若干论述，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直接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表现为国家的经济、科技、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国家实力的竞争，而这些实力的长期积累盖源于制度体制的不断完善所释放的能量，因此，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国家制度之间的竞争，是不同制度在效率方面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的竞争。他不苟同那种把中国崛起归因于所谓的“市场化改革”的主张，认为这种主张的谬误不在于肯定了市场化改革本身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而在于其构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机制的侧重点上完全撇开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而只偏重于市场化体制改革;有的干脆归因于私有化改革，甚至把“中国奇迹”说成是私有经济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以至占主体地位的变化。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读，似乎中国奇迹是源于“去社会主义”“去公有制”，在于私有经济的成长和自由市场的发展，在于所谓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改革”，而“社会主义”这个制度的关键词却被掩盖了。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广义的制度整体，既包括标志着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也包括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标志着社会性质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前瞻性研判，应该从具有资本主义历史痕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术语，转向具有马克思主义元素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新术语。其实质就是把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作为其内生变量纳入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调节经济总体之中，审时度势，精确寻找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合理边界，这样既能克服市场失灵，又能克服政府失灵，在诸种纷繁复杂的调节要素交叉作用过程中，寻找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合力”。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颜鹏飞教授的上述判断源于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的思考。在他看来，关于逻辑体系的元范畴即起点或始点范畴的定位，牵一线而动全局，何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在学术界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尽管仁者见仁，但选择逻辑起点都应该遵循四大基本原则，即始基性、现实性、抽象性和历史性的统一。因为起点范畴应该包含着此后展开的一切矛盾的胚芽，其终端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自己开端的规定性，如商品--货币--资本的矛盾运动就凸显了商品蕴含着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一切矛盾的胚芽;庞大的商品堆积是资产阶级社会财富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特征，具备现实性，马克思之所以最后抛弃具有简单规定性的价值范畴而选择更为复杂的商品范畴作为起点范畴，是因为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仅仅具备抽象性而缺乏现实性。我们应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眼光确定逻辑起点，这是抉择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起点的唯物主义前提。

有的学者從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层面剖析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合理内涵，主张要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充实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郑志国教授认为，从社会主义本质和新时代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来看，基本经济制度应当有所发展，在现有内容基础上增加共同富裕目标和原则，这样发展后的基本经济制度内容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也可表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应当全面反映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力发展要求，统领和涵盖各方面具体经济制度，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现有内容能够涵盖各种所有制结构和形式，但是未能涵盖与共同富裕相关的一些具体制度。他列举了共同富裕制度至少包含七个方面的内容，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区域协调发展制度;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充分就业制度;公平教育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从这些制度的结构安排来说，共同富裕制度可以涵盖所有制，后者却不能涵盖前者;单纯调整所有制结构，改革所有制形式，并不能保证实现共同富裕。除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之外，还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来建立产业、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充分就业等制度。他强调这些制度直接反映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人民利益，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容，不是所有制能够替代和派生的，在基本经济制度中增加共同富裕内容，能够使它全面而充分涵盖各方面的具体制度，有利于构建更加完善的经济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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