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改革实践追索经济学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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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维达先生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为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在结构、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发展做出贡献。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求索中，先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商品经济相融的主线，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作用的研究人手，围绕价格体制改革、物资流通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发表大量成果，同时从理论体系到研究方法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作了有益的尝试和探讨。
关键词：张维达；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8)08—0001—05
2008年5月9日，我们的恩师，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张维达先生不幸在长春病逝，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教育事业。自1953年从教以来，张维达先生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科研工作始终面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商品经济相融的主线。1956年先生在《经济研究》第3期发表论文与前苏联经济学者争鸣，开始产生反响。改革开放后，先生主要针对经济改革实际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作用的研究人手，涉足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形式、价格改革、物资流通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出版《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论》等学术著作20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为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发展做出贡献。
一、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从社会实际出发研究经济理论，才会使经济理论有所作为，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动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突破了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也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张维达先生始终把握时代的脉搏，从实际出发，直面改革实践进行理论研究。他的许多成果和改革建议受到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
1 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及战略改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是国有企业改革。因此，张维达先生自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90年代中期，先生指出，为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使其成为法人实体与市场竞争主体，必须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进行改革，即政府应以市场方式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首先，尽快明晰代表国有资本出资者的投资主体，由国有资本出资者代表以所有者的身份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其次，政府解决国有企业三大负担的关键是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再次，按市场方式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供安全装置。传统体制的政企不分问题一直困扰着国企改革，对此，先生认为，政企不分的关键是政资不分。“政企不分的主要矛盾方面是政府”。解决政企不分，不能只改企业，不改政府。政府职能不转变，国企改革不能到位。只有政府职能转变，实行政资分开，才会使国企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为深化国企改革，政府必须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国有资本运营主体。要改变国有资产由多家行政部门分头管理而无人负责状况，“建立专司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确立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解决由于国有资产出资者产权主体缺位而造成的国有资产严重流失问题，“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张维达先生强调，国企改革不是着眼于救活每个企业，而是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大”放“小”不是层层抓“大”，而是提高国有经济质量；企业兼并不是着眼于扩大企业规模，而是增强国有经济实力。“要按照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对企业实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重组”，“以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有企业改革从着眼于搞好每个企业转到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是改革思路的根本性转变。先生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战略改组，重组国有经济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改组，有些非关键领域要退出，但不能照搬西方国有经济私有化的做法。对国有经济的有进有退应该正确认识，不能机械地认为国有经济从竞争性行业领域甚至国民经济领域全部退出。而是按照国民经济的命脉领域或非命脉领域来取舍。在新的形势下，必须进一步加快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步伐，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同时也要相应地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2 价格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体系和价格体制使价格难以准确反映价值和供求关系。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由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碰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对价格体系和价格体制进行改革。这既涉及重大理论，又牵扯到千家万户的实际利益，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改革伊始，张维达先生就敏感地抓住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发表大量成果。中国的价格改革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先生首次区分了价值决定和价格决定的区别，指出，“把价格决定和价值决定混同”是“把价格表现价值作了绝对化、简单化的理解”。其实，“价值决定是价格决定的基础，要通过价格揭示价值，以便揭示决定价格摆动的轴心和规律，这是价值决定和价格决定的内在联系。”先生认为，中国过去价格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抑制价格功能的发挥。因此，中国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形成价格机制，使价格成为有效的调节手段，使市场发出真实价格信号。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价格改革是一项渐进性改革，不能追求一步到位，而要整体配套，有步骤地放、调。价格改革中的调、放结合，应当先以调为主，以放为辅，尔后再逐步过渡到以放为主，以调为辅。而大规模地放开价格则要在企业经营机制已开始形成，并要适应国家宏观调控能力。这些观点，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引起积极的社会反响。针对价格改革所处地位的争论，先生反对“价格优先改革论”和“价格放后改革论”两种极端的主张，提出“价格改革必须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相互匹配、相互适应”的观点。
3 物资流通体制改革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也否认社会主义存在生产资料市场。受此影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以调拨的方式分配生产资料，而生产资料的价格只是一种计价单位和核算单位，其本身不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因此，我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首先要从发展生产资料市场开始。张维达先生指出，对生产资料搞物资调拨是产品经济的产物，发展生产资料市场首先要冲破产品经济的束缚，树立生产资料市场交易观念，在理论认识上突破生产资料商品“外壳论”，承认生产资料具有商品的共同属性；要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对价格的指导与管理下，逐步放开生产资料的价格，逐步缩小统一计划分配物资的种类和比重，最后使物资统配调拨为统一开放的生产资料市场所取代。在生产资料市场发育和物
资体制转型过程中，难免出现物资调拨价和市场价的“双轨价格”并存。对此要一分为二分析：一方面，“双轨”价格对生产资料市场发育和搞活物资流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双轨”价差过大，又为“官倒”、“私倒”提供温床，并造成两种信号导向，使经济运行紊乱。要尽量缩短“双轨”过渡期，适时实施价格并轨，由商业价格取代调拨价格，以利于生产资料市场健康发展。
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改革实践需要理论指导，改革的深化需要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基于这个要求，张维达先生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不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论断，而是从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及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理论依据
张维达先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是从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规律开始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相混同，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致使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遭受重大挫折。先生认为，社会主义要重视和利用价值规律。价值规律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新产生的特有规律，而是存在商品经济的几个社会、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所共有的同一个价值规律；同时，价值规律本身又不是外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而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必然发生的内在规律。对此，他提出“价值规律具有二重性的命题”。这个命题的深刻意义在于：如果不明确价值规律是共有规律，就不能揭示“过去那种排斥商品经济的产品计划体制的矛盾”；相反，如果不承认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就不会按照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组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价值规律具有两重性的命题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指导中国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于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涉及对马克思提出的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解，学术界历来有争论。先生认为，人们所说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特意表述为“另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便区别于人们所说的第一种含义的、即价值决定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把“另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反过来放在“价值决定”意义上讨论，这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更谈不上“发展”，而是跑题了。马克思对“另一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解释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价值无不通过价格表现来实现。要突破把价值规律表述为价值决定规律，而应当看成是价值决定和价值实现的规律。从现实经济生活来考察，不仅要从价值决定揭示价值源泉，更要研究价值表现为价格的规律性，这对审视和指导商品经济运行另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张维达先生认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发展全民所有制内部的商品经济关系。他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寻找商品经济存在的内在根据，指出，全民所有制存在商品经济，根源于现阶段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是采取全民公有的生产资料同按劳取酬的劳动者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劳动者按劳动参与企业分配，使企业集体对其劳动成果拥有独立经济利益，企业彼此之间必然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关系。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相容，逻辑的结论必然确认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相容。先生强调，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的著名分配原则可以与商品经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关键是要把按劳分配原则和按劳分配形式区分开，实行产品经济的按劳分配模式向商品经济的按劳分配模式的转换。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当然要研究社会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同时也要大力拓展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制度、市场运行以及宏观调控等新的经济范畴，而且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先进管理手段和方法。这样又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动经济改革实践的深化和发展。张维达先生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分支理论”，但两者的“研究对象是有差异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研究人与物的关系及市场配置资源方式，不能同政治经济学“并列”，更“不能取代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基本相同，都研究市场配置资源方式问题。但“任何市场经济无不受一定经济条件制约”，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体制上总要存在区别”，即使在西方各国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也存在差异，需要进行比较分析。当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时，西方国家出现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思潮再度复兴。“这种经济思潮虽然在西方国家没有现实经济基础而难以实践，但在探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的若干理论”等“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些认识误区和分歧
张维达先生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建设过程中，要时刻注意澄清三个误区：一是误认为市场经济搞“拜金主义”。如果把不择手段的唯利是图和市场经济的正当盈利等同起来，那么伪劣假冒、坑蒙拐骗就会泛滥，这样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将严重破坏生产力。二是误认为一切都可以市场化。其实，即使在经济领域，市场对公共部门和自然垄断行业调节的有效性也是有局限的。而在教育文化领域不能完全市场化。至于政治领域更不能市场化，否则会出现“权钱交易”，腐败丛生，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三是误认为市场经济是自由放任。其实现代市场经济不是不要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市场配置资源不是取消计划手段的宏观战略性规划指导，市场经济自主行为不是不要法律规范和道德约束，否则会使市场经济运行无序和损害配置资源效率。
公平和效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对此，理论界存在较大分歧。张维达先生认为，市场效率是指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公平则区分为市场公平与社会公平。市场效率和市场公平是一枚银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社会公平是收入分配的公平，市场经济是无能为力的，两者存在矛盾。不同社会制度有不同社会公平观。社会主义社会公平观是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要求把市场效率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既发挥市场经济的效率优点，又发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
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政治经济学既有科学性，又有实践性，既要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又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张维达先生在多年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直注重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方法的创新。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创新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在经济理论研究上已开始应用定量分析方法，并取得一定成果。但严格来说，定量分析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为此，张维达先生指出，定量分析方法有助于确切的把握社会主义经济范畴的规定性，有助于深刻地掌握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的内容及其表现，有助于政治经济学
为应用经济学切实地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同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以定性分析为基础，揭示和阐明经济规律，决不能像西方经济学那样走向数学化，以至用数学规律取代经济规律，抹杀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先生1980年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对很多重要经济范畴和基本原理都作了数学公式和图示的表达，并进行数量界限和数量因素的分析，还在章节后的学习思考题中编入经济范畴模拟定量的计算习题。该书出版后，深受经济学科各专业师生的欢迎，被同行专家评价为“别树一帜的独创”。
早在1984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大讨论中，张维达先生就提出，“应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为指导思想”进行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但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改革理论尚未成熟，探讨政治经济学体系问题为时尚早，难免陷入不可解的先验式争论。10年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问题再次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先生认为，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注重基本生产关系即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历史趋势，是反映当时时代的使命。现在，政治经济学还要研究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反映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需要。“两部分制”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反映注重研究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体系，一律要问姓“社”、姓“资”，不适合反映上述复杂的内容。因此，应改为“一部制”理论体系，一以贯之地采取三篇体系结构，即：经济制度篇、经济运行篇；经济发展篇。在此思想指导下，张维达先生1999年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拓宽生产关系研究领域，既研究生产关系的本质内容，又研究生产关系的现象形态，既研究基本经济制度，又研究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打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部分的理论框架，按照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的逻辑，从商品经济一般开始，沿着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顺序，建立浑然一体的篇章结构。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被专家称为“是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方面的一项颇具特色的新成果”，“是在整合20世纪人类经济思想方面的一个初步的但很勇敢的尝试”。
2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面对新世纪的形势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经济学如何发展一度为我国经济学者所关注。张维达教授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学，不应该理解为中国国别经济学，也不应理解为中国学派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经济学，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实践问题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发展，要明确三个基本观点：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这便决定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第二，正确地对待和借鉴西方经济学。借鉴不是照搬，更不要“食洋不化”。不要对西方学者都已提出异议或放弃的论断，我们反而奉为圭臬。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不能搞本本主义，同样地，对西方经济学也不能简单照搬，采取本本主义的态度。第三，着眼于实践的理论思考。理论与实践结合是我们一向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作为主题，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进行研究和艰辛探索，发展中国经济学，这是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庄严的历史责任。
从实际出发进行理论探索，把现实中的矛盾提到理论上思考和分析，以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推动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张维达先生学术思想的鲜明特色，也是他始终一贯的治学之道。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求索中，先生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先生“不求从社会多占一份奢侈，但愿在接近真理的长河中滴下一点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工作在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的第一线。先生身上所体现的献身科学、守正创新、甘为人梯、克己奉公的精神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