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主义方法论下的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及差异性衡量

摘要：中国盛行的“国企效率效益低下”概念是西方封闭系统方法论指导下、价值观驱使下和双重标准作用下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产物。因此，国企效率效益衡量不仅体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整体主义与封闭主义方法论和理论对抗，也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对抗。从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交叉科学方法看，1949—1980年对中国国企效率效益产生影响的既包括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共性要素，又包括具有中国发展自身特性的要素。它们的集成作用表明，中国国企在这个时期的要素条件是世界上最差的，按照西方衡量，它们应该是世界上效率效益最低、最为失败的企业。然而，从中国的增长成就看，也从其符合自身社会性质的综合发展目的的实现看，这一时期的国企不仅不是效率效益低下，而是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从根本上证实了“国企效率效益低下”是一个伪科学性概念。

关键词：国有企业效率效益；整体主义；唯物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交叉科学；中国发展模式问题；产权理论；中国式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5-0022-11

一、国企效率效益问题和它的中国意义

“国企效率效益低下”被视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逐步成为一个“普适性理论”。无论对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出售转让”，还是对中国事业领域30年来私有化、市场化、商业化发展；无论对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私有化政策形成，还是对今天“资本混合型企业”这一国企改造模式的概念形成，它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和影响。然而，这个“理论”是在西方封闭系统方法论指导下、在价值观驱使下、在意识形态和双重标准作用下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产物。比如，从学术方法看，企业效率效益是一个抽象概念。它的衡量必须有具体的领域内涵，如指的是管理还是技术的效率效益，是某种已有资源配置还是市场开发的效率效益，等等。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主流”研究不仅秉承封闭系统方法论，而且表现出价值观驱使下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双重标准。在对中国私有企业的分析上，它无一不集中于某一具体操作、运行领域的某种影响效率效益的具体问题或原因，而对国企，它把其操作、运行领域的问题无一不归咎于国有、公有性质，再通过孤立、割裂对比国企与私企利润率，用国有、私有制度本身作为二者效率效益的根本、唯一解释。这就形成了国企因其国有、公有性质而“效率效益必然低下”的理论误区。正是在双重标准作用下，它用简单、孤立的手法在所有制和效率效益上建立起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国企问题就是因为没有私有化！这种研究在价值观驱使下，套用精心挑选的西方理论、模型来证实它们事先已经确立的“国企效率效益必然低下”+“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国”的理论。如此这般，对国企的改革手段、方法也就变得简单了。因此，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如果中国不坚持实事求是，不坚持唯物主义、整体主义方法论，中国改革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无论在实践还是在理论上都将成为一句空话。①

从实践看，中国改革是在原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建设基础上进行的。对历史上国企效率效益的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分析与衡量为今天发展模式转型、相关政策和宏观决策的科学性检验提供实证依据，对现有国企相关改革方法的科学制定，以及对今天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思考，也是不无裨益的。中国改革30多年，由于“出售转让”等政策发展了几千万个私有企业，大量在西方国家属于社会事业、公益、保障的领域也私有化或部分私有化了，却几乎没有发展一个新的国有企业，仅剩的大型国企也仅限于原有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可以发展新的国有企业吗？怎样组织？怎样操作？哪些领域可以试行？能否像资本主义的加拿大等许多西方国家在房地产领域发展国有企业？如果不首先搞清楚国企效率效益问题，对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而这些问题不回答、不解决，以社会主义为性质的改革就可能会变成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中国发展模式如何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成为一句空话。

从理论上看，西方效率效益理论是在西方市场经济500年发展历程中产生的，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以市场经济为对象、以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条件为假设的，并以这个前提、对象、假设所蕴含的价值观为基础的，必然与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实践有本质性、宗旨性差异。而许多相关研究长期以来套用这种西方理论，视其为“纯粹经济学”“普适经济学”，甚至将其所蕴含的价值观视为“普世价值观”。难道世界上真有超脱国家、社会、历史、价值观、制度的“普适经济学”“纯粹经济学”（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对此都是否定的）？如果有，马克思主义不仅应该被摒弃，而且应该受到批判。②因此，重新认识国企效率效益问题并把颠倒的理论用科学的方法再颠倒过来，对中国自身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建立，对中国自身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重新树立都是必要的。非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建立将是一句空话。

从历史上看，国企是新中国经济的开拓者、创业者、奠基者，是其社会主义性质最为集中的体现和标志。从逻辑上看，在1949—1980年，中国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经济发展的内外部条件极为不利，又有大跃进、文革干扰，如果效率效益再低下，那么按照西方的增长要素理论，其经济早就失败无数次了，又怎么可能在短短30年里，在一个世界上生产力最为落后、人口最多、人均资源最为贫乏的国家里建立起西方认可的现代经济的基础设施呢？③因此，对这一时期国企效率效益进行科学衡量，把颠倒的历史用科学的方法再颠倒过来，是今天仍远未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学”无法回避的重任。而这个问题不在唯物主义、整体主义方法论下搞清楚，就根本无法回答“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救中国”的问题，中国改革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也因此将成为一句空话。

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承前启后看，1949—1980年的中国与西方，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路径、作用因素、客观条件等方面具有多元和本质性差异。用西方的理论、模型、要素来解释、分析、鉴定中国的效率效益无异于缘木求鱼。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一时期除教训、弯路、失误外，也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总结出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科学规律，如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生产力低下又同时受到外部列强威胁的国家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源配置，也包括几代人、几亿人、几十年艰苦奋斗历程中民族素质的提高，创业精神的锻造，信仰、价值观体系的树立，以及在高积累、高发展、高建设、低生活、低收入、低消费（三高三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独特竞争优势的建立。这些积累、规律、素质、精神、信仰和价值观体系以及综合形成的经济、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是“中国梦”的首要本质内涵，其价值远远大于春秋五霸的功业，大于秦皇汉武的建树，也大于贞开康乾的盛世。如果它们仅仅被西方封闭系统下产生的伪科学概念所否定，那将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巨大损失，这种宝贵财富的凝练、总结、传承与发扬都将是一句空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将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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