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资本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

摘要：本文在对资源基础理论重新审视的基础上，以我国2002-2004年间的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分量回归方法就智力资本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企业综合绩效有积极显著的贡献，但这种贡献却随着业绩的提高而减弱；结构资本只对综合绩效较好的公司的业绩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物质资本对业绩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随业绩的提高而逐渐增强。

关 键 词：智力资本；竞争优势；战略资源；条件分量回归；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F2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4-0068-07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智力资本愈来愈被视为缔造财富、创造竞争优势的源泉[1-2]（如Edvinsson和Malone，1997；Roos等人，1998）。尽管还没有形成关于智力资本的统一的划分标准，但大多数的观点认为智力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结构资本又可再分为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Edvinsson and Malone，1997）。为了定量地分析智力资本对业绩的贡献度，近年来的许多研究对智力资本与企业业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然而已有的文献虽然发现了一些支持智力资本正向影响绩效的证据，但是并未就智力资本作为战略资源影响不同企业的业绩的理论观点予以探讨。本文在重新审视资源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尝试利用分量回归模型对我国信息技术（IT）上市公司的物质资本和智力资本对公司间竞争地位的差异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一、智力资本与企业业绩研究文献评述

智力资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研究的理论基础来自资源基础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认为企业是各种有形与无形资源的组合，内在的资源是企业战略制定与执行的基础，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该企业所特有的异质性资源（Heterogeneous Resources），而非与其它企业相近的同质性资源（Peose，1959[3]；Wernerfelt，1984[4]）。因此，企业所拥有、控制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物质资本和智力资本都成为创造财富和竞争优势的潜在资源，且由于只有智力资本具备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与替代性等作为竞争优势来源的的四个属性（Barney，1991)[5]，从而奠定了智力资本被视为企业创造、维持竞争优势的源泉的理论基石。在此理论基础上，众多的文献对智力资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但还未得到统一的证据。

Bontis（1998，2000）是较早尝试对智力资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的学者。其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偏最小二乘法分别对加拿大、马来西亚的企业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智力资本对业绩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6-7]。Firer和Williams（2003）利用多元回归方法对南非智力资本依赖型企业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结构资本和企业盈利能力、生产能力、市场估价指标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生产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构资本与盈利能力只有适度的正相关，而南非市场仍然关注物质资本的回报[8]。其后，Riahi-Belkaoui（2003）、Marvidis（2004，2005）分别对美国跨国公司、日本和希腊银行进行研究，证实了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的贡献[9-11]。

我国学者较晚开始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陈劲等（2004）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浙江省高科技企业关于智力资本评价的定性指标，利用多元回归和路径分析技术，提供了智力资本与业绩正相关，以及各智力资本构成间存在强烈的互动关系的证据[12]。然而，陈劲等人的结论并未得到其他学者的完全认同。李嘉明等（2004）以我国计算机行业30家上市公司2002年度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以总资产净利润率为因变量，智力增值系数VAIC的三个组成成份分别作为自变量，运用相关性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方法研究发现物质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有着不十分显著的正向效应，结构资本却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13]。万希（2006）则对2003年度我国41家最佳运营绩效上市公司进行分析，证实物质资本和企业绩效间存在正向关联，而结构资本与人力资本分别对企业绩效有着不十分显著的积极的贡献[14]。台湾学者Shiu (2006)运用条件分量回归来检验台湾地区科技类上市公司2003年度的智力增值系数VAIC与总资产净利润率、总资产毛利润率及市场估价比率等三个企业绩效指标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在不同业绩的企业里，VAIC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方向、大小以及显著性都不相同[15]。

总结现有的实证研究，本文认为这些文献总体上存在两点不足。首要的不足在于已有的实证设计没有区分基础资源（非战略资源）和战略资源（Strategic Asset）对企业业绩所起到的不同作用。企业的竞争地位的差别要归结为企业所拥有的具体资源形态的不同（黄旭、程林林，2005)[16]，基础性资源与战略资源都对业绩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本质区别在于是否能对不同企业间的业绩差异化作出贡献。战略资源即异质性的资源，其能够使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从而获得包括李嘉图租金、张伯伦租金和熊彼特租金在内的经济租金（王丰等，2002)[17]，在财务方面则表现为企业的超常业绩（项保华等，2004)[18]。竞争优势的存在意味着企业间的业绩差异化。当不同的企业内部所拥有的战略资源不同时，各个企业的战略资源所发挥的经济租金创造能力是不均等的，业绩也就存在差异，从而表现为企业的异质。而基础性资源由于不具备资源的异质性，从而无法对企业间的业绩差异化提供解释。因此，在不同绩效表现的企业里，战略资源对绩效的影响是不一致的，而基础资源对绩效的作用是均等的。并且，在经营表现越好的企业中，战略资源对业绩的贡献能力越强。根据物质资本和智力资本各自的资源属性，其应当分别作为基础资源和战略资源对企业业绩和竞争优势产生影响。然而，之前的研究大多通过最小二乘法等均值回归就智力资本对业绩的贡献进行分析，这种做法只检验了智力资本对业绩的平均影响，而没有探讨不同业绩企业内智力资本对业绩可能存在的不均等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恰恰是智力资本作为异质性战略资源的重要证据。

其次，现存文献的不足还在于绩效指标的多维化，如Firer和Williams（2003）、Shiu (2006) 将总资产净利润率、总资产毛利润率及市场估价比率分别作为业绩度量的三个代理指标；Riahi-Belkaoui（2003）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以价值增加值比率作为业绩变量；其他文献（如Bollen等人，2005）则将利润增长率、销售报酬率等更多的财务指标作为业绩代理变量[19]。这种指标的多元化一方面降低了不同文献之间的结论的可比性；另一方面使得采用多种指标分别作为绩效代理变量进行实证的文献的自身的结论变得混合（如Firer和Williams，2003）。事实上，每个指标都只能反映企业运营过程中的某个方面的绩效，单纯使用一个或若干个财务指标无法全面考察业绩状况，而且容易受到会计操纵等问题的影响。因此，应该对多个能分别反映企业价值增值能力、盈利能力、成长能力、经营效率、现金获取能力以及偿债能力等方面绩效的指标进行融合，从中提炼出一个能较全面反映企业综合业绩的指标作为绩效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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