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与再革命

摘要：发展经济学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再兴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经历了一次革命与再革命的过程。本文认为：发展理论的兴与衰的原因，在于能否把握发展的机制，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发展经济学在经历了结构主义的正统理论建立、新古典主义革命之后，迎来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探索与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的再革命。但未来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演进和理论创新。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演进； 革命； 再革命

中图分类号：F016.3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０５４４（２００8）07－０００5－０6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说繁多，观点不一。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除有作为发展经济学原型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外，在西方经济学界影响较大的发展理论主要包括：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激进的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1]此后，经济发展理论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华盛顿共识为特征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复兴、以及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的兴起和发展。[2]纵观60年的演进历程，我们发现发展经济学伴随着学术纷争，整个学科经历了由盛而衰、由衰再兴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一次革命与再革命的过程。本文的目的在于，以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与再革命为背景，着重探讨发展理论的兴与衰的原因，并就发展经济学研究主题以及未来演进趋向，作出进一步的判析。

一、 早期正统的发展经济学从兴到衰及其原因

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注：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特别是1945年底张培刚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一般方法，联系他所熟悉的中国国情，完成了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1949年作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出版。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农业国家的工业化问题；这部论著使中国人第一次登上了哈佛大学最佳博士论文奖和“威尔士奖”的领奖台，也使张培刚教授被国际经济学界誉为“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见叶世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形成”，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关于中国20世纪30-40年代工业化的讨论，可参阅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

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因此，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此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1）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2）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3）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4）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

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行依靠计划化、国有化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等，推行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然而，不幸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新古典主义复兴”在发展经济学中逐渐形成主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发展研究领域，新古典主义思想已经完全贯彻到了“正统”发展经济学之中，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征。面对这一局面，发展经济学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许多人对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了怀疑，并作出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走下坡路”、“进入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即将“死亡”的悲观诊断。

反观早期正统发展经济学从兴至衰，我们认为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加以检讨：（1）早期关于经济发展目标过于简单狭窄。GDP或人均GDP成为早期正统理论的追求目标，事实上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由于目标认识的差异导致战略制定的差异。例如，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计划、满足基本人类需要（meet basic human needs）战略等不可能在早期受到应有的重视。（2）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缺乏对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客观认识。过分强调的是市场解决发展问题的局限性和政府解决发展问题的有效性，过分强调进口替代工业化、提倡内向型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率的。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包括国内和国际）的作用，而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效，则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效”。（3）对农业和农村发展存在偏见，把（片面的）工业化看成是发展的唯一手段。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是首要目标，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此外，发展农业和农村也是改进结构、完成发展结构转型的必要路径。

总之，正统发展理论的衰败的原因，在于未能把握发展的关键机制——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并制定于之相适宜的发展战略和政策。

二、 发展经济学在新古典主义复兴中革命与重度困惑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在一片批判“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浪潮中兴起。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结构主义的政策主张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经济成效，新古典主义思想开始运用于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之中，尤其影响了世界性组织中两个最富于权威性的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此同时，一些能充分表达第三世界国家代表意见的国际组织，诸如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等，也受到自由市场和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左右。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不发达的结果，来自于错误的价格政策，以及第三世界政府过度活动引起的太多的国家干预所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当。因此，对政府、市场各自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进行重新评价，并应利用市场力量解决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这一思想转向被称为“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 Resurgence）”。

新古典主义认为，价格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但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扭曲现象，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价格扭曲的关键，是政府政策的误导和政策体系的冲突，因而又提出与其矫正价格（getting prices right）不如矫正政策（getting policies right）的主张。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政策主张，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主张保护个人利益、强调私有化的重要性；二是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自由放任；三是主张经济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这些观点和主张被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 Williamson)概括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华盛顿所在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一系列的政策主张）。世界上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华盛顿共识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且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

华盛顿共识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形成，标志着西方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形成的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政策的逆转，也意味着在新古典主义复兴思潮推动之下，发展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经历了一次革命，其研究领域似乎成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统治的新兴实验园地，最终发展经济学的独立合法性也受到了严重威胁。(注：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只有新古典经济学在发展经济中的某个领域的应用，如国际贸易、劳动经济学、农业经济等，不存在作为整体的发展经济学。在许多场合，他们把发展经济学作为取笑人的对象和把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根据华盛顿共识制定其发展战略和政策，特别是一些东欧转型国家和拉美国家。

华盛顿共识的推行相继在东欧和拉美国家遇到挫折。例如，在东欧，各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他们面临的财政金融危机，自由派的主张不是经济增长优先，而是稳定市场优先，稳定的办法不是加强而是废除政府管制。他们以为开放汇率和价格的管制后，市价升高会刺激厂商增加生产，从而使物价回落。放开汇率和价格的结果，都立即导致本国货币的大幅贬值，引发恶性通胀，进一步造成银行危机、企业破产、失业大增、资金外逃。政府为稳定货币提高利率，进一步加深经济萧条。政府面临经济恶化造成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拍卖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就业，反而导致失业工人急剧增加，人才资金大量外流。在拉美，以自由化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不但未能解决债务和金融危机，反而引发和加剧了金融动荡；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引发了波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金融风暴。此外，按照华盛顿共识，向许多极度贫穷国家提出的迈向市场化的结构改革主张，并没有使这些国家的发展问题得到改观。

毫无疑问，华盛顿共识为发展经济学带来的理论贡献是巨大的，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已经形成共识：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发展经济。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经济也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努力的目标。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重大进展，也是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出发点。但问题是：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动在落后贫穷国家产生，在市场化进程中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困惑，例如：如何在制度改革中促进市场化？如何建立健全市场制度？如何在开放条件下保证经济金融稳定安全？等等。因此，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发展经济学重新遭遇一系列困惑。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不发育与市场体制的不健全，并不因为新古典主义政策的实施而得以自动消除，经济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的过度推崇和出口导向的过分喧染，再加上金融体制的不发育，各种结构二元问题的长期存在，新古典主义的发展政策甚至在一些曾经取得相当成功的国家和地区也遭遇了失败的教训。

究其原因在于，新古典主义框架下的发展经济学存在天生的弱点。因为在它的分析视野里，不存在时间变量，历史不起作用；制度、政治、法律、文化等因素被视为经济运行的既定因素或外生变量，价格机制和市场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核心。事实上，经济不发达与上述这些变量是紧密关联的。据此，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既定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基础上，新古典主义的“矫正价格”和“矫正政策”主张根本不可能使整个经济最终摆脱困境。因此，发展理论期待着一种新理论的创新。

三、 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探索与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的再革命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新古典主义思想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继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加入，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发展学说又趋于融合。现在，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学科，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活跃。发展研究出现了若干明显的新趋向，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经济学主流理论和方法有了重大进展，这些进展也开始体现在发展经济学研究范围扩大和分析深度上。在理论研究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不同学派之间出现了交融发展的趋势。例如，在各种学派交融的综合发展之中，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开始显示出强劲的解释力，于是制度分析、交易成本分析、公共选择分析、寻租分析和新古典分析相结合，从而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不发达社会经济结构呈僵化和刚性的实质和原因。再如，新增长理论骤然兴起，并表现出与发展研究相溶合的趋势。信息经济学、博弈论也被运用于发展研究。

第二，对发展含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迪亚·森（A.Sen）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一种评价发展的新方法，根据他的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了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概念，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去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 发展还应该考虑后代的可持续性。从1990年起，世界人类发展报告每年发行一期。由于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开始直接影响和制约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无一例外地增加了新的一章，专门论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第三，从全球角度考虑发展问题。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加，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增强，发展问题实际上已超出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范围。例如，以英特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金融风暴在地区间的扩散，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求发展经济学应成为一门研究全球性共同问题的经济学。

第四，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革新，建立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要求的新型发展经济学。张培刚教授早在1988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针对西方某些学者对发展经济学前途的悲观论调，提出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设想并予以探索。[3]新发展经济学的特点包括：其一，把发展中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兼顾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在实行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其二，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索源。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联系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综合地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其三，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制订发展战略。其四，注意研究计划与市场两者之间关系在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4]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中国外，许多其他的原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前苏联、东欧诸国、越南、古巴等，相继选择了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目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可说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已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喜的是，我国已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开始致力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例如提出研究过渡经济学或双重转型问题（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或倡导立足于国际学术规范的中国本土化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以上所有这些努力将极其有利于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

在新型发展经济学理论探索中，非经济因素的分析重新受到重视，其中特别是关于制度因素的分析逐渐开始成为发展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正是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的发展经济学遭遇困惑之际，以科斯（R.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崛起并广泛引入发展领域。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制度分析理论， 通过运用交易成本概念，来比较和分析不同制度的配置效率，为人们评价和选择制度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它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对制度研究的关注，又吸收和发展了现代经济理论中惯用的基本分析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发展经济学中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来进行制度研究的文献已逐渐增多；到了90年代，更是发生了重大转变，许多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发展中的制度问题，更加予以高度重视，这就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作为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并运用新古典主义供求分析法，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障碍，以及克服制度障碍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和思路，从而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新制度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上述的新制度经济学；二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要以市场经济体系作为分析的参照系，并借用其分析方法；三则是新政治经济学。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不能被当作一门脱离历史、社会、政治的纯粹科学，在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历史、社会、政治等因素都应是内生变量。克鲁格、巴格瓦蒂(Ｊ.Bhgawati)等人日益关注由政府政策引起的扭曲和由公共政策的执行而产生的非市场失效，进而开始了对寻租等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的现象的分析。明特则放弃标准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模式，转而采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模式，以此来超越新古典主义对消除贸易扭曲和取得自由贸易的直接静态利益的关心，包容了更多的被新古典主义排除在外的因素。舒尔茨则明确指出，发展经济学家应该关注政治与经济的冲突，需要更多地注意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分工及其最佳配合。总之，在三种理论思潮的交融发展中，发展经济学在重新认识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同时，大量引入和运用新制度分析的研究成果，从而使发展理论不断充实，形成了强劲的理论创新。巴丹（P.Bardhan）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与发展理论》一文中对此进行了归纳，他指出：“近年来，非瓦尔拉的两组经济文献在新微观经济学中日益突出，并发展出清晰明确的制度内生化理论。它们中一个是由科斯的著名论文发展而来的交易成本学派……另一个则是与不完全信息理论相关联的学派。”[5]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正是市场失效与市场不完全这些都成为普遍现象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因而制度分析在这个领域中大有用武之地。

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在于：从制度内生性寻找经济社会落后的原因，其根本目标仍然是消除贫困、追求发展，真正问题是如何开发一种制度环境，充分利用制度安排这一发展资源，使创新的动力有利于增进社会的经济效率。相对于新古典主义，新制度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具有如下优势：第一，不放弃新古典分析工具，突出了微观分析，修正了理性假定。新古典的微观均衡方法、成本收益的经济计算与实证检验方法等，都在发展经济学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与此同时，人们普遍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人”的有限理性问题尤为突出，这是由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主观计算、预测能力的局限性所决定的。第二，重视制度因素和时间因素的内生作用。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决定了人们的相互关系，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经济或社会方面发生交易的激励结构，因而，“制度至关重要”，制度的变迁决定了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与此同时，他们把制度分析溶入历史之中，考虑时间进程的影响，运用制度分析来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给出一个一致的、有逻辑性的解释。第三，关注个体自利行为和集体行动的相互影响。新古典传统坚持人是利己的，它可以理解自利的活动，但是无法解释那些并非出于自利的行为。新制度主义假定个人追求财富最大化，同时也假定存在着约束个人行为的政治法律制度。有的学者分析了在政治与经济市场上的各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腐败活动，认为这些活动本质上是制度现象，只有通过制度的手段才能根本解决。奥尔森（Mancur Olsen）等人提出了“集体行动的逻辑”问题，主张通过政治的、法律的作用，以及意识形态的作用，来加强对组织成员的强制，协调其利益关系，把利己的个人行动与集体行动统一起来。

总体来说，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可以看作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的延伸和发展，但它更是新古典主义复兴思潮的再革命，因为它重新强调经济发展决不可能是纯粹经济现象，相反，经济发展受到政治、法律、制度等因素的深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四、 发展经济学的未来走向与研究展望

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互交融发展的产物，弥补了新制度经济学不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分析，以及发展经济学不重视制度分析的缺陷。它为发展经济学拓展了新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研究内容。它的出现，标志了发展经济学的再度复兴。一方面由于更多地关注制度因素，发展研究可以更好地观察人的行为、分析政治文化等诸多层面的问题，因此人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和政策途径有利于更为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因素的引入和新古典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发展经济学家有可能更加切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实际并进行理论创新。正如阿罗所言，“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资源配置及其利用——给出答案，相反的，他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远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学’的分析”。[6]当然，新制度主义进入发展领域还仅仅刚开始，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如何把主要用于发达国家的制度分析，恰如其分地切合制度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各类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就面临着重大的理论创新。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发展中更多存在的是非正式的组织和制度，了解这些制度变异（相对发达国家过去和现在演进规律而言）及其发展悖论，同样需要理论的灵感和智慧。这些都应该是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然而，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本身的发展并不能完全代表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这是因为，第一，尽管制度分析至关重要，但制度的建立、调整和变迁本身并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它们仅仅只是手段，因为结构的不均衡和结构的调整和转换，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变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换言之，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基本内容，发展中国家可视为“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具体而明确地称为“农业国的工业化”，这就必然构成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7]此外，伴随着农业国工业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发展，发展中国家面临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第二，就研究方法而言，新制度主义分析尽管已成为分析不发达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但结构主义分析和新古典主义分析，都是分析不发达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必须予以借鉴和包容吸收。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创始初期，涌现过许多十分精深的关于发展动态学的思想，例如技术性外部经济、货币性外部经济、规模收益递增、社会经济运行的多重均衡性、二元结构、历史惯性和预期产生的回滞现象（Hysteresis）等等，这些思想曾经启发并正在激励着现代主流经济理论取得若干新的进展，例如基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的市场失效理论、基于二元结构思想的效率工资理论、协调失效（Coordination failure）理论,激励理论和战略行为理论，[8]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也与之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此外，结构的不均衡和结构的调整和转换，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变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各种经济行为主体（包括个人、民间团体和政府）的行为方式，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正是制度分析的主要领域。至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要素分析，也早已成为发展研究的一种基本工具。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如何更好吸收主流理论形式化分析的成就和经验，将之运用到各种制度分析和整个发展领域，已成为发展经济学必须认真予以重视的事情了。

第三，就发展经验分析和发展政策制定而言，仅有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的努力也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许多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变量难以比较精确的量化，而且发展中国家相对缺乏历史数据。为了更准确分析发展过程、更好指导发展实践，我们需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作微观计量的研究。

第四，我们还必须始终树立一个信念，这就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而不是简单地把已有的主流经济理论分别应用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国际贸易、农业农村和货币金融等方面的问题分析中。换言之，我们必须努力维护发展经济学的独立存在，并积极推动其繁荣发展。这是我们的使命和发展方向。为此，发展经济学应以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为主线，兼收并蓄各种学说之所长，以一种综合的视野和方法开展分析。诚如许多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如阿瑟·刘易斯、斯特恩（Stern, N.）所言：如果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及其制度和政治背景有了一般性了解，就可以对许多发展问题作出更好的回答，因此，一个优秀的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既要作为某个学科的专家，又要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正是在把大问题、小问题和问题解决方法进行结合中，呈现出其显著的繁荣和丰富多采。[9]发展经济学正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它已成为处理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科学范式。由于经济社会的欠发达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管理、技术以及文化等方面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发展研究已从纯经济理论范式中走出，逐渐向一个超专业化学科（Hyperspecialized Subject）方向发展。一方面，它的研究视角扩展到许多非经济领域，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学正在朝着更加精细的科学专业化方向努力。[10]总之，发展经济学从大一统的宏大经济理论范式中走出，分化出若干个专业化的关于发展问题的子分支，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跨经济分析与非经济分析的边缘性的综合学科。

最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实践中一定会不断创造新的发展模式，推动理论创新和学科创新。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问题。分析许多发展问题，尽管需要借助一般的经济概念和原理，但已有的西方经济学的许多主要概念和原理对于理解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十分中肯和适用。因为在那里，文化价值、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和其他管理制度，都是作为既定的分析前提，并被假定为不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发展经济学呼唤创新。但是中国不少经济学家的眼光，还停留在推广西方经济学，而非创新中国经济学的阶段。我们期待着：中国经济的成功发展推动和重振发展经济学。

参考文献：

[1]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经济发展(英文版第4版)[M].纽约,1983.48~61;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张培刚,张建华.发展经济学名著选读[M].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讲义,2000.

[2]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J].经济研究,1989,(6).

[4]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1999.

[5]P. Bardhan, The 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Theory”, World Development, 1989, No.5.

[6]Arrow,K. Reflection on Essays, in Fiewel,G. ed., Arrow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Policy,1987,p734.

[7]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中下合卷)[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8]Pranab Bardhan.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Bardhan and C.Udry eds.Reading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V1): Micro-theory,MIT press,2000; K.hoff and J. Stiglitze. Modern Economic Theory and Development, in G.Meier and J.Stiglize, eds, Frontier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9]Stern, N.(1989)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A Survey. Economic Journal, 99, p599.

[10]Theofanides, S. The Metamorphosi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ld Development, Vol.16, No. 12,pp1455-1463, 1988.

责任编辑 刘凤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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