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历史演进的中美比较

摘要：本文在回顾中关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历史演进的基础上，认为企业环境决定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并对中关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制订主体和评价客体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得出中关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发展趋势具有趋同性的结论。

关键词：比较指标体系 历史演进 趋同性

一、美国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历史演进

(一)财务指标阶段(19世纪中期——20世纪80年代)

财务指标阶段根据所涉及的指标，分为以下两大子阶段：

1、成本指标阶段：(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 企业效绩评价是在现代公司制度诞生以后，为加强资本所有权控制和公司内部控制而提出来的。19世纪50年代，美国大型铁路公司为解决不同地域分支机构间的协调问题，加强组织内部各管理阶层的责任，创造性地设计了财务和统计报表制度用于监督和评价，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当时用于评价企业效绩的成本指标有每吨公里成本，每位顾客公坚成本、经营比率(经营成本与收入的比率)等。当然，随着产品成本的界定方法与计算方法的变化，成本所包括的内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成本指标始终是这一阶段企业效绩评价指标的主体。

2、杜邦财务分析体系阶段(20世纪初——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已进入稳步发展时期，自由竞争已过渡到垄断竞争，该时期为多种财务指标的使用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个时期企业有一些零散的财务指标，例如净利润指标，销售利润率指标。1950年，美国的杰克逊．马丁德尔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公司管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同一时期，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PeterDrueker)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利润最大化虽是企业追求的主要目标，但不应是唯一目标，它提出建立企业效绩的八项指标，到20世纪70年代，所用指标的数量和种类进一步增多，如在Persen与lezzig对400家跨国公司20世纪70年代经营状况所作的问卷调查分析中显示：企业效绩评价采用的财务指标还有销售利润率、每股收益(EPS)、现金流量和内含报酬率(IRR)等(杜胜利，1999)，但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杜邦公司于20世纪初期提出的杜邦财务分析体系。杜邦财务分析体系(TheDuPontSystem)最早由杜邦公司经理于1919年提出，它认为权益报酬率是所有比率中综合性最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指标，它进而可分解成若下层指标、由于它首次系统地揭示了财务比率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在财务分析中占据重要位置。

(二)以财务指标为主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

这一阶段的指标体系以财务指标为主，非财务指标为补充。在此阶段，美国的许多公司，包括跨国公司已经意识到过分偏重短期财务业绩是美国公司在与日本公司竞争时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于是他们把着眼点更多地转向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形成和保持上，非财务指标在企业效绩评价中越来越重要，如GeneralElectric(通用)，Xerox(施乐)、Motorola和IBM等国际知名大公司都开始重视生产能力、产品生产周期时间、客户的满意程度、保修成本等非财务评价指标，当然，在这一阶段，非财务指标始终是财务指标的补充。

(三)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创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后，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进入创新阶段，创新沿着两大方向，其中之一是财务指标的创新，如EVA(经济增加值)；另一方面便是非财务指标创新，如卡普兰和诺顿的平衡积分卡、德鲁克以改革为核心的观点、霍尔的四尺度论、克罗斯和林奇的等级制度等。财务指标创新以EVA(经济增加值)为代表。EVA最早由“Stewart”公司于1991年提出，其涵义为企业税后净经营利润与投入资本(权益资本和债权资本)成本的差额。但它的精确计算需要一系列的调整项目，调整项目最多可达160多项。在美国，EVA已得到普遍应用。作为一种全新的财务评价指标，白问世以来，其受到的欢迎程度远远超出其它的财务评价指标。AICPA(1995)在“关于财务管理的展望”一文中，预测“EVA将替代EPS出现在华尔街日报每日股票和收益报告中”(Zarowin,1995)。相对于传统财务指标，EVA的最大优势在于树立弥补在资本成本的观念，即企业通过任何方式等筹集到的资本都要付出成本，企业只有创造出能够弥补资本成本的净利，才是有价值的。但EVA仍存在致命缺陷，虽然Stewart认为EVA是在剩余收益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调整而得出，这些调整降低了EVA数据的可操纵性，有效地抑制了会计信息失真，但国内外的研究与实例表明，情况并非如此，EVA的数值仍易被人为操纵。这表明以财务报表为基础的财务指标无论如何改进，始终无法规避数值易被操纵的缺陷。

非财务指标创新代表当然首推Kaplan与Norton推出的平衡积分卡(BSC)系统，平衡积分卡将企业的多种目标联系起来，并确定了为达到目标所需的路径，将企业战略转化为战术目标和指标，具体包括四大类：财务、市场和顾客、内部作业流程、学习和成本。平衡积分卡克服了财务评价指标的许多缺陷，包括财务指标缺乏前瞻性，财务指标重视实物资产、轻无形资产、财务指标不能将企业战略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联系起来等。而且通过包括非财务指标在内的多指标体系，可以降低数值操纵的可比性。GartnerGroup调查表明《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前1000位公司中有70％使用平衡记分卡系统。但如此风靡全球的绩效评价理念仍受到一系列批判：因果关系链，Kaplan和Norton认为平衡积分卡并不是随意一些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组合，而且包括产出指标和动因指标，在四在类指标间形成一条因果关系链。但HanneNorrklit(2000)认为因果关系在因与果间应有时间差，但平衡积分卡中的因与果同时发生，Norreklit(1998)认为平衡积分卡中各指标应是逻辑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平衡积分卡未能很好处理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雇员、环境、供应商等；Epstein和Manzoni(1997)认为维持这样的系统可能成本很高。

二、我国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历史演进

经济环境决定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与运用，笔者认为我国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演进历史采用特定经济环境与里程碑性事件相结合的划分方法较为合理。笔者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建国后至1966年

1949年以前，我国的经济理沦和方法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国家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百废待兴，出现了一个新旧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转换阶段。我国的经济理论也从主要学习西方国家经济理论与方法转向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务。如“一五”时期，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此形成了一套与计划管理相适应的国营企业财务管理体系，这一体系以资产管理，成本管理和利润管理为主要内容，以计划控制为基本环节。与这种财务管理体系相适

应，“一五”时期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也包括有关资产、成本，利润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固定资金方面为固定资产产值率，流动资金方面以定额流动资金周转率(或周转期)为主，同时也计算和分析全部流动资金周转率(或周转天数)；成本方面为可比产品成本率和全部商品总成本比计划总成本降低率；利润方面主要是利润总额和利润率，利润率一般计算销售成本利润率、销售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三种。归纳起来，这一时期反映企业绩效的评价指标主要是：固定资产产值率、定额流动资金周转率(或周转天数)，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利润总额完成率、销售成本利润率、销售利润率、资金利润率等。这一时期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特征是：与高度集权管理相对应，体现计划经济的特征，但毕竟有了社会主义企业效绩评价的萌芽。

(二)1966年至1978年

1966年，全国范围内爆发“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其它领域一样，财务，会计领域遭受了一次巨大的浩劫，基本上已不存在相关理论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对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冲击和破坏是空前的，在“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三年不算账，钱也跑不到外国去”等谬论的传播和影响下，财政部的会计制度管理机构被撤销，各级主管部门的财务会计管理机构被撤并。许多单位的财务会计工作陷人无管理、无控制的状态，企业、事业单位财会人员被大批下放劳动，财务会计工作处于十分混乱的半瘫痪的状态。与此同时，财务会计理论界的一些著名专家、教授被错误地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劳动，有的甚至遭受人身迫害，所有会计杂志被勒令停办。由财政部主办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会计》杂志，在其第7期刊登的暂停出版启示可以说明当时会计杂志的遭遇：“为了使编辑部集中力量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请示领导批准，本刊决定从1966年第8期(总第26期)起暂停出版。”(转引自陈信元，金楠，1999)。绝大部分财经类大中专院校被撤销、停办。在这种状况下，可想而知，有关企业效绩评价的研究和实务自然也陷于停滞甚至倒退阶段，相关指标的选取和运用更是无从谈起。1976年，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逐步克服了“左”倾错误的危害和影响，清除了各种诬蔑经济工作的谬论。党中央和政府提出，不能以阶级斗争替代经济管理。经济界在党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着手进行整理和恢复工作。被下放的财务会计理论界的专家、教授和财务人员陆续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各种财务制度逐步得到恢复。企业效绩评价的工作也逐渐得以恢复。如1975年国家拟定了“工业企业八项经济技术考核指标”，这八项指标包括产品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流动资金、成本、利润和劳动生产率(张蕊，2002)。可以看出，这时所使用的指标和第一阶段所采用指标基本类似，都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这一方面反映经济理论与实务发展的停滞，另一方面也反映计划经济影响的长期性。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大会做出把我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活跃的政治气氛和党中央将经济工作放在首位的决策使许多财会专家和教授欢欣鼓舞，开始投身于相关研究并进发出勃勃生机。

(三)1978年至1993年

在此阶段，国家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但计划经济的烙印始终存在。这一时期的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便也有这种时代特征。1982年国家经委、国家计委等六部委等六部委制定了“企业16项主要经济效益指数”，这16项指数是总产值增长率、产品产量完成情况、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率、产品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降低率、产品优质品率、万元产值消耗能源和降低率，产品销售收入和增长率，实现利润和增长率、产值利税率和增长率、销售收入利润率和增长率、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和加速率、产成品资金占用额和降低率，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额和降低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增长率、职员重伤死亡人员和降低率。1991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将经济工作的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上来，防止片面追求产值和速度，忽视经济效益的现象；同时提出在工业企业的考核上要淡化产值指标，强化效益指标。为了贯彻中央精神、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办和国家统计局在1992年提出了6项考核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指标，包括产品销售率，资金利税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流动资金周转率、净资产率(后改为增加值率)。通过对采用指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国家由重视企业产值向重视企业经济效益转化，另一方面，计划经济色彩的指标依然存在。所以，这些指标的设置都是为适应国家管理国有企业而作的局部调整，其基本框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四)1993年至1999年

这一时期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强凋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进一步加强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财务成本会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的研究。当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有现代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与之相配合。所以基于财务信息分析使用问题，包括集资分析、用资分析、效益分析、财务状况分析等是当时的研究热点之一，理论研究也促使实务的处理更为合理化；另外，这一时期，经济理论界对西方已有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学习也达到了空前，所以许多计量经济学的统计处理方法也开始被借鉴到指标体系的构建中。1993年7月，财政部颁布实施《企业财务通则》。《企业财务通则》中规定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由8项指标组成，它们是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资本金利润率、销售利税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企业财务通则》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微观财务管理朝着科学化发展。其中所涉及的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也首次从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获利能力对企业进行全面评价。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必须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根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财政部在反复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于1995年制定和颁布《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试行)的通知》。这套指标体系包括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或速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10项指标。同时，国家统计局会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根据新的形势，对1992年颁布的工业经济效益评价体系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6项指标调整为总资产贡献率、资本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销售率等7项指标。这一时期我国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逐步科学化、规范化。

(五)1999年——至今

建立新型的国有企业效绩评价体系，推动企业效绩评价由单一指标考核方法向综合效绩评价考察过渡，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政府间接监管的必由之路，这已经成为各方面的共识。为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尽快建立我国科学规范的新型国有企业效绩评价体系，财政部针对以往国有企业效绩考核和评价方法中的问题，在充分借鉴国内外企业效绩评价现有

成果的基础上，对建立新型企业效绩评价体系进行了多年研究和探索。1999年，财政部结合国家计委、经贸委、人事部等有关部门会同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和国家计委联合颁布了《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及其操作细则，这标志着我国企业效绩评价指标首次体系化，《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规则》通过8项基本指标、16项修正指标和8项评议指标三个层次对企业的资本效益状况，资产经营状况、偿债能力状况和发展能力状况四项内容进行评价，初步形成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效绩评价指标体系。2002年财政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中央企业工委、劳动保障部和国家计委等部门对企业效绩评价体系作了进一步修订，重新颁布了《企业效绩评价操作细则(修订)》，使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日趋完善，指标也由原来的32项降为28项。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国家部门不断对所出台的企业效绩评价指标进行修正，另一方面，企业对自主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需求也进一步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拥有自己的指标体系，我国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也开始向多样化阶段发展。

三、中美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对比分析

通过对中美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历史演进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企业环境决定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

企业环境指影响企业各种活动的内、外部客观因素的总称，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与企业经营活动一样，企业效绩评价体系无时无刻都受制于企业环境，企业环境决定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而在这里起更大作用的又是外部环境。在美国，产业革命的爆发，给了企业逢勃发展的机会，作为18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企业，其发展是将本求利，只要确保企业所获收人大于成本，便可获利，所以企业长期关注对成本指标的计量与计算。到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自由经济的发展带来更激烈的竞争环境，此时成本指标无法满足企业需求，企业不仅关注投资收益率的获取，更关注投资收益率的变化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于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开始风靡。非财务指标的加入，EVA、BSC的采用，都是源于满足竞争的需要。可以说，美国经济的竞争环境构成了决定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外部环境。我国建国初期至1966年间，由于主要受苏联模式的影响，高度集权的模式决定国家是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主体，企业无权自主选择相关指标，国家所确定的指标也是集权经济的一种反映。1966---1978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导致政治环境动荡，此时的企业效绩评价自然陷入停滞阶段。1978年拨乱反正后，国家开始重视发展经济，所确定的相关指标也更能反映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在90年代表现的更为突出。具体表现在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相结合，如财政部(1995年)颁布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试行)，既符合改革后企业税收制度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要求，又在某些指标的设置上参照了国际上通行的指标体系没置方法；注重综合评价，国家从1993年制订的指标体系便开始关注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资本保值增值情况，企业偿债能力，企业对国家贡献情况等多方面反映企业效绩，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环境要求的结果。所以，企业环境决定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有什么样的企业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

(二)中关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制订主体差异

制订主体是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制订者，制订主体决定了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服务的对象。制订主体不同于评价王体，评价主体是评价行为的组织发动者，有评价需求的主体，均可是评价主体。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均有评价需求，所以均可成为评价主体。美国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制订主体始终是企业自身，这决定了所采用的指标体系服务于企业对其效绩整体状况把握的需求；而我国长期以来，国家职能部门始终是评价指标体系的制订主体，可以认为，这是为了保证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国家，满足出资人监管需要，国家不可能作为评价主体，那么只能是其职能部门或国有企业的监管部门——财政(国资)，组织(人事)、工委、经贸等部门成为制订主体，而且正如前述，由于各个部门评价重点与要求不同，在1978－1999年间，便出现了多个制订主体同时并存的现象，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评价效率。而且还忽视了其它利益相关者如雇员，经理人，顾客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评价需求。

(三)中关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客体差异

评价客体是指对什么进行评价，是评价行为的对象(财政部，2001)。我国企业效绩评价主要针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在美国，企业效绩评价的对象不仅有国家公营企业，大量的是对私营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公司进行评价。这是由两国经济体制的差异带来的，随着我国企业的国际化，以及不同形式企业本身对企业效绩评价的需求，企业评价客体范围势必却来越大，中美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客体差异也会越来越小。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历史演进的主线是：计划经济时期以实物产量指标为主体，改革开放初期以利润总量指标为核心，90年代以财务比率为基本内容，发展趋势是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评价体系。美国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历史演进的主线是：早期以成本指标为中心，后以杜邦财务分析体系为主体，现在的效绩评价指标体系以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为特征。所以，从中美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历史演进来看，企业效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差异性会越来越小，发展趋势逐渐呈现出趋同性。

(编辑　程瑞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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