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背后的文化僵局

摘要：美籍华裔女作家如汤婷婷、谭恩美等在文学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赢得了赞赏，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耀。但是在这些荣耀的背后，却存在着尴尬的文化僵局。首先，她们大胆地改写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却遭遇了尴尬。其次，她们借用中国文化来赢得文学上的一席之地，却又不愿意承认甚至极力否定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此外，她们积极打破西方人长期持守的“东方主义”观念，却又制造了“新东方主义”。

关键词：荣耀；美籍华裔女作家；中国文化；尴尬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8)4－0043－05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华裔作家斑斓多姿的文学佳作赢得了广泛的主流话语的读者，也为美国文学史增添了新的一页。美籍华裔作家所取得的独特成就，在美国以至西方文坛上都占有重要的一席。汤婷婷的《女勇士》一经面世，接踵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奖项提名和大小报刊杂志的报道和评论。1976年，此书获全国图书年度非小说类优秀图书奖。1979年被时代杂志称为10年中非小说类十佳优秀图书之一……直到1989年该书还列于平装本畅销书排行榜上。同时它还获得美国书评界的最佳奖和安士菲德——伍尔夫种族关系奖，以及教师奖，她的《金山勇士》获得“美国书籍奖”。不仅如此，这本书还被用作高等院校的教科书，成为文学、亚美关系研究、民族研究、女性研究、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以及政治科学等系科的研究材料。汤婷婷在文学上的成功为她带来了许多荣誉，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9年9月29日授予她全国人文学科奖章时赞扬她“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从未到过的世界，但我们又会立即感到它的真实存在”。谭恩美的《喜福会》成为美国四大畅销书之一，被译成20多种文字广为发行，她被美国《新闻周刊》称为“是一个具有罕见的打动人们心灵的奇妙的作家”。她讲述的中国母亲与美国女儿之间的故事如此打动主流话语的读者，以至于英国评论家佩勒克曾经不无感慨地说：“不知道是文学上的转机，还是读者心理上的因素，有关美国华人母女关系的故事似乎在全世界已经赢得读者专利权。”2001年3月谭恩美的小说《接骨师的女儿》面世不久，评论界就给予高度的评价。批评家基米·爱德华兹认为：“谭新近出版的小说是她几本书中最好的作品，对母女之间痛苦而复杂的感情和男女间微妙而又尴尬的关系方面的洞见，甚至超过了前一本小说(《喜福会》)。”

然而，在这些荣耀的背后，却存在着尴尬的文化僵局。由于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这些华裔女性作家从独特的视角描写女性经验，在抨击种族不平等的同时，揭露性别的不平等，抒发她们在主流文化及本族文化中的遭遇。她们在作品中宣扬女性主义，却强化了中国妇女在封建统治下的男权社会里的失语状态，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同时有意无意地把华裔男人描写成残忍低能只会欺负本族裔中女性的形象，遭到了男性华裔作家的强烈批判。其次，她们出于文化意识形态与文化策略的考虑，大胆地将神话与民间传说进行了改写。但这样的改写也同样遭遇了尴尬。第三，她们一方面借用中国文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美国主流社会站稳脚跟，在文学上赢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甚至极力否定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此外，她们一方面积极弘扬中华文明，打破西方人长期持守的“东方主义”观念，另一方面，又对中国文化、华人形象疏离、歪曲甚至丑化。

一

神话与民间传说是民族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华裔文学真实地反映美国华人社会，体认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方式就是充分利用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发挥其所具有的文化象征功能，来凸现在文化交往中中西文化在历史语境中动态的、必然的整合过程。汤婷婷对中国文化的利用是通过改写中国文化中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文学名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在汤婷婷等人看来，原原本本地照搬神话与民间传说只能是机械地继承传统。因此，出于文化意识形态与文化策略的考虑，她大胆地将神话与民间传说进行了改写，创造出另类神话。在《女勇士》中，她借用了花木兰的故事，但是她故事里的花木兰形象有了重大改变，与中国版的花木兰大相径庭，判若两人。在她的笔下，花木兰七岁开始进山修炼，修炼回家后父母在她背上刻上“报仇雪恨”四个大字，让她不要忘记仇恨。她披挂上阵、东征西讨，还在营中与丈夫团聚，生下一子。这个改写来自“木兰替父从军”和“岳母刺字”等故事。汤婷婷“嫁接”了经她改写了的岳母刺字的传说，再注入她本人深信不疑的女权主义思想内涵，创造了一个奇异复杂的文化再生品。《女勇士》中的花木兰是汤婷婷创造的中国英雄，花木兰的中国性也是汤婷婷塑造出来的。这也许是作者想展示出一种富有成效的艺术手法，推陈出新地利用民族神话与民间文学资源。

然而，汤婷婷做法遭遇到了赵健秀等人的猛烈批评。赵健秀以“神话本质上不可改也不会改变，因为它们深植于文化记忆，否则它们就不是神话”来批判汤婷婷们对中国神话的改写，认为有失真实的改写会让不懂中国文化的读者信以为真，并以讹传讹，指责她们失去华裔民族性，误用中国经典与传说，曲意取悦白人读者，歪曲华裔美国人的本来面目。赵健秀和汤婷婷原本是同窗学友，但由于对美国华裔文学和文化的不同理解，在《女勇士》发表后不久，相互之间产生了摩擦，断绝了书信来往，反目相向，甚至演变成一场文化论战。赵健秀认为在西方存在一个误区：中国妇女地位十分低下，三寸金莲、弱不禁风，而中国男人则没有阳刚之气，厌恶女人，视女人为草芥。汤婷婷、谭恩美小说中女性在中国的遭遇都凸现了中国文化的残害女性，是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的贡献。1989年赵健秀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在这个集子的后记中戏仿汤婷婷，塑造了一位叫Meijin的女作家。粤语中Meijin有味精之意，在普通话中可译为“美金”。Meijin的父母是法国人，在中国开洗衣店。她在中国南方出生长大，信仰法国天主教。她发表了《娇气懦弱的勇士》来描写想象中的、被女性化的法国祖先。“对于法国人来说，她本人的经历是对法国基本知识的疯狂的、偏执的扭曲”，但是，喜欢这本书的中国读者却认为作者的个人经历全是法国的，这本书成了他们了解法国的历史与文化的唯一途径。用这个短篇，赵健秀别出心裁地讽刺汤婷婷，抨击《女勇士》的失真，扭曲中国历史和文化只是为了迎合白人读者的口味，成为白人餐桌上的调味品。面对这样的指责，汤婷婷回应道：“有一段时间，我只是想，赵健秀干吗不闭嘴，回家去写作呢?他获得文学名誉的唯一途径就是攻击我。除此以外，他一无是处……我再也不读赵健秀的作品了”，“他们不明白神话必须变化，如果没有用处就会被遗忘。把神话带到大洋彼岸的人们成了美国人，同样神话也成了美国神话，我写的神话是新的、美国的神话。”她认为，神话属于全人类，而继承与发扬

神话的最好方式是将其世代相传。因此它通过误读、误释中国神话，创造出另类神话。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对峙。

二

文化身份在不同的场合又可译作文化认同，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身份的确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这对于个性稳定和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籍华裔女作家汤婷婷、谭恩美、任壁连、黄玉雪等人的身份确认却遭遇了尴尬，形成了一种僵局。为了融入主流文化，赢得主流话语读者，她们不得不搜寻自己的根，挖掘祖先的文化遗产，利用东方古老的文明，保持与中国的联系。她们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优势，借用中国文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美国主流社会站稳脚跟，在文学上赢得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甚至极力否定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

汤婷婷认为她的文学创作植根于中国文学，她从小听父母用广东话讲中国故事，并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学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英译本，因此，“我在我的英文小说里尽可能地捕捉中国的语言节奏。汉语有四声的语言，尤其广东话有更多的声调。她使我的英语更富音乐性。我的故事形式受中国故事形式的影响。中国的思维方式很流畅，不像西方的思维方式，它直接而精确。我喜爱《西游记》和中国传奇小说展开故事的艺术方式……”。谭恩美的作品中也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如西天王母和嫦娥的形象不时地出现在作品中用以渲染当时的环境气氛。她们取中国的传统、历史、神话等素材，把古今中外、想象与现实揉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语言风格。她们希望通过文学手段重建被主流社会消音灭迹的华裔美国历史，破除美国社会对华人和华裔根深蒂固的概念化形象，摆脱白种人对黄种人的异己化想象，建构华裔的新身份。可以说，她们找到了属于美国华裔的声音，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进行了挑战，激励了华裔女性的英雄情怀。对于汤婷婷等人中国文化犹如大地之对安泰，她们从中吸取力量。中国文化使汤婷婷等人像花木兰一样战无不胜，具有超人的力量。

华裔作家处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和中国文化背景的边缘地带，这一尴尬境地所产生的迷茫和身份危机使他们为了生存的迫切需要，拼命想忘记中国文化身份，通过与美国主流文化相认同来跻身于美国的主流社会。汤婷婷本人就一再强调她是美国人，她不认同于中国，在作品里，也能找到她力图摒弃中国文化身份的例子。她笔下的惠特曼·阿新就坚称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华裔美国人。他不但抨击白人把华裔美国人看作是外国人，而且也抨击那些华裔美国人，因为他们要么把自己视为异于美国社会的其他人，要么试图在言行上模仿美国白人。任碧莲与汤婷婷一样，在《典型的美国人》取得成功后，她对批评家迅速给她贴上的标签“她是一个美国华裔作家”总是感到很不满，她说她一直都希望人们把我当作一个美国作家。谭恩美作品中中国文化身份的不认同表现在华裔女儿们群像的言行当中：她们小时候有意违抗母亲，让母亲的期望落空，拒绝学中文；长大后从事不同于亚裔的各种工作，嫁给白人男性，搬出唐人街，以使自己在地域上、文化上远离母亲的文化，融入主流；她们甚至还尝试过改变自己的亚裔生理特征。罗丝曾经试过将自己的眼角往中间拉，为了使眼睛看起来大而圆些。甚至谭恩美本人年轻时也曾用衣夹子夹鼻子，为了看起来像鹰勾鼻。这些华裔女作家在文化和种族认同上的痛苦与无奈是可想而知的。她们想要也罢，不想要也罢，无论如何，作为外来因素的“华裔”是她们挥之不去的标记。因此，华裔的身份将会随着历史、物质、文化等种种不恒定因素左右摇摆。具体地说，只要社会中类似于种族的、性别的不平等因素存在，华裔就难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安怡的自我。

三

“东方主义”按照赛义德的描述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一种基于“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第二层含义指的是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的压迫方式。因此，基于这种不平等关系，所谓“东方主义”便成了西方人对东方和第三世界的物质、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赛义德在其东方主义研究中论述了西方如何将东方置于其意识结构中，视东方为“他者”，通过话语霸权建构一个完全是西方对立面的“东方”：缺乏理性、撩人色欲、暴政专制、异端邪教，由此证实西方文明是体现理性、道德、正义的优越文明，从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东方实行殖民统治。当今世界，尽管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形式上已经结束，东西方之间的合作交流也在增多，西方对东方(大多为第三世界国家)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操控欲望并未消失，但是老式帝国主义赤裸裸的统治和干涉已经行不通了。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新东方主义虽然是西方霸权意识在当今的延伸，但它表现出新的隐蔽的手段和特征。“新东方主义”不再是西方的自说白话，它以一种貌似宽容的姿态让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以第三世界本土资料提供者(native in－formant)的身份踊跃发言，并让他们在其话语中心占据一定的位置。来自香港定居美国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家周蕾在《书写移散：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干预策略》一书中提醒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要以自省的态度“抵制移散的诱惑”。周蕾尖锐地指出，不少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虽说看似在表现研究第三世界，却是为其在西方的学术地位和前途服务，真正的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无关痛痒。当来自中国的知识分子背对中国，向西方主流文化声称替中国人讲述中国的故事，并且得到西方主流文化欢迎并褒扬有加的时候，双方并非是出自对中国真正的关注。前者需要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ing)的话语获取西方的听众和市场，进入主流文化；而后者则鼓励前者以本土证人的身份证明东方主义的正确性，巩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换言之，新东方主义收编了来自东方的盟军，老式的东方主义的认知框架内纳入了听似真实的自我东方化话语。

由于西方人习来以久的偏见，在他们眼中东方人是纵欲、懒散、残忍、堕落、野蛮、落后的民族。华裔女作家身处第一世界的文化圈内，却又具有第三世界的血统。面对西方他们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而面对东方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由于其特殊的文化、民族身份和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她们依靠自己独特的双重民族、文化身份，利用从父辈那儿继承来的文化遗产，以白人的眼光来审视东方，对中国文化、华人形象进行疏离、歪曲甚至丑化。因此，在黄玉雪、汤婷婷与谭恩美的作品中都多少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传统

的反感与厌恶，使人产生西方优越，东方落后、原始的印象，同时也流露出西方人的优越感，有意夸大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仰慕。在她们的作品中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的饮食习惯、婚嫁礼仪等中国文化都带有一定的奇异、原始、神秘、落后的色彩，父母与子女，人与人之间缺少西方式的爱意。这一切都强化了东方人的“他者”形象。

这种‘他者’形象首先表现在她们所描写的残忍、野蛮的华人形象上。例如：汤婷婷在描写压抑女性的夫权制和家长制这些文化现象时使用的都是暴徒一类的字眼儿，来满足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在《女勇士》“无名女”的叙述中，当通奸的姑姑要生孩子的时候，整个村民都跑来袭击“我们家”，这些村民像暴徒一样，一边叫喊，一边奔跑，就“像一把巨大的锯子，锯齿上挂满了灯，成队的人逶迤而来，穿过我们家的稻田，毁坏了稻子”。他们像美国的三K党一样，行动古怪，全都“戴着白色面罩”，“披着长发”，“长发披在自己的脸上”。他们洗劫房屋，屠宰牲口，破门而入，手上提着血淋淋的刀子。结果，姑姑在猪圈里生下了孩子，然后投井自杀。

其次，这种“他者”形象表现在她们所描写的原始、怪异的华人形象上。谭恩美《喜福会》中父权制压迫下苦苦挣扎的母亲群像，弥漫着“迷信”色彩的中国文化习俗和她配以图解的、在国内图书馆都很难找到的两部儿童故事《中国的暹罗猫》和《月宫娘娘》中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官僚形象等，都在某种意义上重现了西方人心目中固有的“中国文化原型”和“中国人原型”。同样，汤婷婷的《女勇士》一书中出现的插图和书中提到的花木兰形象，使人自然联想到了好莱坞制作的动画片《花木兰》。花木兰成了中国人的代称，一个原始的、神秘的、妖魔化了的中国人形象。汤婷婷的作品传递的是西方女性主义精神，但是由于作品翻译的是中国文化，因此它必然将美国读者的注意力转向中国，容易加深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以为中国文化充满了同类相残的现象。正如黄秀玲所说：“《女勇士》的畅销一部分是因为它误导美国人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迷恋，这或许意味着想创造一个‘可以翻译的’华裔美国文学的努力注定要受到刻板印象和东方主义的左右”。汤婷婷、谭恩美等人通过语际努力，试图挖掘父权统治下的女性地位和中美之间的文化冲突。但是由于作者采取了含混的姿态，因此作品展现出来的不仅是对中国父权制度的批判，而且也包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强调了语言和文化的不对称性，强化了西方语言和文化的优越地位，因而有东方主义之嫌。

再次，这种“他者”形象表现在对中国饮食文化的描写上。如《华女阿五》中黄家每到婴儿降生等喜庆日子，主人设宴款待客人时，端上美味的猪蹄以示庆贺。黄玉雪的弟弟出生那天，她家就买了五十磅猪爪。《女勇士》中叙述者对家中吃的东西的描述都是什么浣熊、臭鼬、老鹰、鸽子、野鸭、野鹅、黑皮矮脚鸡、蛇、蜗牛、甲鱼、鲶鱼等。甲鱼经常在厨房里到处乱爬，不是躲到冰箱底下，就是藏在炉子下面；还经常养满一浴缸的鲶鱼。叙述者不但对她讲的有关中国人非同一般的食物如蝎子、蟑螂、虫子、鼻涕虫、甲虫、青蛙等表现出十分地惊讶(尽管这些东西在中国人看来也是怪异的)，而且还详细罗列了这些食物，旨在表明她对华人饮食内容的厌恶和她与华人的完全不同。因为按照《圣经》的规定，三个作家所提到的华人饮食大都在被禁之列，是对西方饮食准则的广泛而公开的侵犯。这似乎表明中国人的原始与怪异首先源于他们吃的东西。不难想象，在受西方饮食文化清规戒律的约束、怀有种族偏见的主流读者面前，黄玉雪、汤婷婷与谭恩美对中国文化特别是饮食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的“详尽”描述，不管无意还是有意，客观上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华人移民，推而广之中国人，东方人的原始、怪异，与美国人，西方人是格格不入的。她们的建构，与赛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不谋而合，进一步强化了东方人的“他者”形象，加深了白人对东方人的刻版印象。

美国华人置身于美国主流文化和华裔少数民族文化双重文化背景下，为了生存被迫采取各种策略，作出各种不同的反应，来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这种反应有时是被动屈辱的，有时又是主动奋争的。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三种价值取向上：一种是力图摒弃和隐匿中国文化身份，拼命通过迎合主流文化来跻身于美国主流社会；一种是永远难以克服中国文化的情结，竭力想保留中国文化的根，以固守华夏中国的文化身份来对抗白人主流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曲解和误识；最后一种是在这两种对立的价值取向之上，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的界定，消解文化身份的对立，强调文化之间既有碰撞和冲突，也有消解和融合，提倡文化身份认同随着语境和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疏离与认同、批判与继承表面看来是一种矛盾，在华裔文学里却是历史与现实语境制约下的一种整合。在现实的坐标上，本来海外华人与文化母国就有着割不断的血脉关系，同时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希望融入主流社会，这是现实利益驱动所致。对于这些华裔女作家来说中国文化传统是她们内在的身份标志，是精神的寄托，失去这种标志与寄托，就会成为没有文化家园的人，自然会产生深刻的危机；另一方面，她们身处现代文明发展较快的西方，也自然很容易以一种批评的精神来检讨传统文化。而且，来自主流文化的信息显示，弱势群体的成员要想成功地融合必须抛弃弱势文化。于是她们只好想尽办法去适应、去同化，为实现她们的“美国梦”而奋斗。这样就必然会导致汤婷婷等人与中国文化的一种尴尬的文化僵局。因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自然有着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一种民族认为是合乎逻辑的方式方法，往往会被另一个民族认为是“他者”行为。中美两国的文化千差万别，如果一味地将其中的差异性夸大，必将导致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冲突。

(本文是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05C279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杨洁，女，硕士，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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