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虎文化探源及民间布老虎生存状况反思

文章中指出：因为虎继熊之后成为民间信仰中的百兽之王，在《说文解字》中被定义为“山君”即山神，具有威风八面的驱邪禳解作用。将仁义品格落实到飞禽走兽凤凰和白虎，这显然是儒家道德理想在动物世界中的神话投射。至于仁义之禽兽为什么会获此殊荣，清人钱谦益《太保曹公神道碑》中的一句话可引来作为说明：“驺虞之不杀，凤凰之不搏，仁也。”不杀不搏的驺虞和凤凰，是华夏文化传统为世界的神话动物园贡献出的最佳礼品，也是以中庸和平为特色的华夏价值观对自然状态的猛禽猛兽加以改造的结果。虞，从虎从大，白虎黑纹。从字的结构约略可以探知其虎崇拜的踪迹。而虞姓为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其虎崇拜的年代也就很早了。[1]叶舒宪先生从人类学的田野发现和文字学的文化分析认定了以上结论。而考古发现也为此结论做了很好注解。“早在六七千年前，中原已经有了龙虎的造型，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墓葬中的龙虎图像是用蚌壳精心摆砌而成的。龙在墓主之右，虎在墓主之左。墓主可能是黄帝之孙颛顼。早在五千多年前崇拜龙虎风俗就已存在。”[2]宝鸡处于渭水的中上游流域，在大约7000年前这一地区主要活动着狩猎为主的伏羲部落，以狩猎为主的史前部落，在原始森林中世世代代与猛兽格斗，自然崇奉山中之王——虎，并尊为图腾物。图腾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氏族组织及其徽志中的表现，原始人类认为图腾与民族之间存在着某种血缘关系，由崇拜而产生亲和力。伏羲氏族就是以虎为崇拜物。龙和虎是远古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图腾物，虎作为凶猛的野兽与原始狩猎民族生产生活关系密切，要比虚构的龙图腾崇拜产生更早。[3]1975年6月，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墓葬中所发现的蚌塑龙虎图形，距今有六七千年的历史，被称为“天下第一龙虎”或“中华第一龙虎”，说明在原始民族社会晚期的信仰中，不止有了龙神，而且有了虎神，龙虎文化已同时存在。[4](P18)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中，就有虎与人组成的字，可能是表示灾祸。虎的别名很多，如於菟、李父、李耳、伯都、封使君、斑子、寅客、黄公——民间还称它为：神虎、艾虎、老虎、虎猫。[5](P22)从商、周到春秋、战国，历经一千三百多年，虎的纹饰主要为上层统治阶级所享用。大概从汉代以后，虎的装饰才普及到民间，逐渐成为民间的习俗，一直绵延到今天。[5](P23)也有学者指出：虎文化是直接从仰韶文化发展而来。距今6000余年。在原始社会晚期的信仰中既有虎神，也有龙神，是虎、龙并存的文化实证。虎居左，龙居右。六千年前的原始人类是把虎神摆在首位的，并非如现今报刊上所说的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并且通过考古发现的成果，学者们认为良渚文化中的神徽，正是5000多年前那一地区古人崇虎信仰的记录。而且学界认为六千余年前的仰韶文化，六千余年前的丹东后洼文化，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四千余年前的二里头夏文化，是孕育中国龙虎文化的母体。[5](P81-84)

以上资料表明，虎文化的出现并不晚于龙文化，而且民间最早对虎的崇信与先民的生活环境以及当时的具体历史文化背景分不开。虎崇拜更早于龙崇拜，因为狩猎文化更早于农耕文化，这是为客观生产规律所决定的，也是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等综合研究的结果。种种证据还表明对虎的崇信其实与人们对自然的畏惧有关，此外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伏羲崇拜也和虎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分析伏羲的来源：伏羲之羲从羊从羌的特点看，伏羲是羌族最早的英雄牧民、打虎英雄和文化英雄。他是生于西北甘谷一带的羌族崇虎民族狩猎时期的杰出领袖、民族酋长，曾活动于天水一带水草丰茂的地区，受渭河东流的启示，沿渭河向东发展，经陕西、河南又依黄河流向发展，活动于淮阳，创造了华夏文明，终葬于濮阳。而据对河南淮阳地区的田野考察发现：淮阳地区的人祖崇拜非常盛行，而且当地每年从农历二月二日开始延续一个月的伏羲人祖庙会更是盛况空前。当地传说伏羲和女娲本是兄妹，在盘古开天辟地后，老天爷安排兄妹结婚繁衍后代，女娲害羞化身为一只母虎，头戴一顶草帽，这成为今后中国汉人女子出嫁戴红盖头的起源。而伏羲化身一只公虎。当地庙会兴盛五百年来依附庙会的布老虎生意一直很好，所有赶庙会的人都想在这里的庙会上带一只布老虎回去给小孩辟邪，其实从内里，百姓将淮阳庙会上的布老虎一直作为伏羲人祖爷的化身，可以保佑子孙。从神话传说中我们可以认定：“黄帝与蚩尤之战实际上是狩猎民族与农业民族之战。战争的结果虽是狩猎民族得胜，但在生产和文化上却是农业民族征服了狩猎游牧民族。”[4](P27)其结果就是，民间对虎的崇信逐渐和龙崇信混合，进而被龙文化所取代。这是政治权利发生转化导致的结果。农业民族靠天吃饭，对雨水的依赖产生了对龙的敬畏，而一旦政局稳定，人民生活相对富足时，对雨水对农业的依靠成为主流，龙文化占了上风。加上封建王朝对龙的喜爱让龙成为皇家的专属后，龙的图腾形象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虎文化流落民间，但凭借着民间强大的生命活力获得了自由的生长。

二、各民族虎文化崇拜的表现和精神指向

虎文化在中华民族有那么悠远的历史，又是通过什么方式表现通过什么方式延续？其在民间的存在理由又是什么？在当代的中国农村，虎文化仍旧广泛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辟邪镇宅的虎，这样的虎通常会放或贴在房间的柜子上，或者贴在米缸上，或者家中的门窗上。所以表现方式就有了变化：有的是做成布老虎，有的是通过剪纸有的直接就是年画。民间的虎有的专用在端午节，这一天孩子要身穿绣有五毒的背心，图案基本上是：周围是五毒，中间是老虎，意味老虎可以驱除五毒。而且这一天的老虎图案称为“艾虎”，艾是艾草的意思，本来就有驱邪的作用。山东山西河南一带普遍有在端午节绣“艾虎”的习惯。只不过“艾虎”的造型各有不同罢了。陕西、四川、两湖、云贵等地习惯在门楣上挂木制的辟邪虎头，或在葫芦瓢上画虎头，称之为“吞口”。在山东河南当地的民间布老虎造型，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虎的眉毛大多是两片艾叶的形状。这其实与艾草能辟邪有一定关系。有的地方老虎的眉毛是两只相对的鸟儿，比如在河南淮阳一带的庙会上，老太们手工绣制的虎头鞋绣样中就有双鸟双鱼相对的图案，象征男女结合、新生命繁衍之意。而在陕西凤翔虎眉中的双鱼是隐藏在强烈的色彩和装饰中的，不细看便不易发现；运城的布鱼尾老虎，不仅虎身、虎尾是鱼的造型，而且还要极明显地在虎身两面各绣一条大鱼鱼尾相连相交。在中国民间过去铺首都是虎头，后世纪不断的演化，变换成各种造型，早已经失去了原貌。不过我们在河南农村发现，很多河南民居的大门上那些铺首很明显保持着虎头的造型，这和其他地方有显著不同。

虎在汉族人家中不仅是保家镇宅的神物而且是能保护小孩辟邪驱害的瑞兽，同时，民间传说也赋予了虎很多人性化的内容，将一只凶猛得大老虎温柔化成为能和人类和谐相处的朋友。胶东一带流行一种名叫“龙生、虎奶、雕搭棚”的儿童护身符性质的剪纸，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一虎一孩，虎做笑脸、垂尾、藏爪状，表现了母性的慈爱，腹下一孩仰面吮虎的奶头。这个画面中显示出的虎是人类的母亲的情节令人感动。也充分表现了先人对自然的无上崇敬，渴慕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精神镜像。同时民间关于这个图案和项羽的出生联系到了一起。据说楚霸王项羽当年出生相貌离奇被父母丢弃，结果受到了老虎滋养的故事。从中也可以看到民间对此图案寄予的美好寄托：能够家出虎子，如项羽般顶天立地。除此之外，汉民族的先民对虎一直非常敬畏，早在周代，年终大祭万物就包括祭祀老虎，认为老虎是农业生产的保护神，祭祀老虎是因为它能吃祸害庄稼的野猪。“大概从西周开始，我国的崇虎社会活动出现了习俗性的内容。约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灭商，基本上承继了商制，在国家的礼器上沿用商化的形制，纹饰仍是虎纹、龙纹、凤纹。其宗教活动也依然是原始巫术宗教性质，把龙、虎、凤看作通天的使者和神祗、事事问卜，一年四季都有祭祀。周王每年十二月举行‘蜡祭’，又谓‘罗祭’。‘罗’在彝语中的意思是虎，蜡祭、罗祭便是对虎神的祭祀。”[5](P68)

云南纳西族的门神是牦牛和虎，虎是始祖神灵。虎节为彝族的传统节日，虎节于每年农历正月初八落日时开始，正月十五日出前结束。聚居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小麦地冲的彝族自称为“罗罗”，即虎族。男人为“罗罗颇”，即公虎，女人为“罗罗摩”即母虎。每年春节，这里的彝族都要祭虎、跳八虎舞，过八天盛大的虎节。[6]可见，虎作为始祖神灵已经深深进入到彝族文化中。用狂欢化的舞蹈形式和广场文化的方式表达对虎的敬畏和殷勤，这是娱神的方式，自古都是如此。其目的无非是获得神灵的保佑和平安富足。“虎纹戈是巴蜀青铜兵器的重要种类。通过对这些虎纹戈形制及纹饰两方面的类型学研究以及时代的推断，可以发现其发展演变的大致过程。从文化族属上讲，四川地区发现的虎纹戈主要为巴戈，是巴文化的组成部分。巴戈上的虎纹与巴人崇虎有着内在的联系。”[7]巴人崇虎的习俗从兵器中也得到了展示。虎作为其氏族神灵自然需要在战争中给他们的子民以力量和护佑，而“虎尾”作为神灵的一部分自然带有神威，代表了神灵的力量，这符合原始巫术思维，属于接触巫术的一种表现。根据佛雷泽的《金枝》论述，接触巫术在原始社会包括现在都很流行，人们从内心里表现出对神秘生命现象的敬畏。但苗族村民不喜欢老虎。通常蔑视老虎，甚至仇恨老虎。苗族更不饲养老虎。凡是讲到老虎的故事，统统是消极的。“在武陵山区苗族村民看来，最能辟邪的不是老虎而是水牛。在苗族心目中，龙既是水也是牛，故在刺绣中多有‘牛龙’或‘龙牛’的图案。这是典型的农耕文化特征，与彝族的游牧文化截然不同。”[8]这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同时也透露出了农耕时代矛盾的存在不仅是政治政权的争夺，更有因为民族不同信仰造成的矛盾。对一方图腾的痛恨恰恰显示出民族矛盾和冲突已经到了很深的地步。与中国相比，韩国的历史虽不长，但韩半岛的崇虎文化却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从历史记录方面看，仅是朝鲜时代，就有多处有关山上有老虎栖身，都城甚至王宫内有老虎出没的记载。老虎自古以来就被韩民族当作山神来崇拜，而且老虎还被描写为审判人类罪恶的存在。“韩民族的虎崇拜习俗是从山神信仰为中心发展而来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虎崇拜习俗却是以祖先神信仰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虎图腾文化进行详考，就可发现他们大致是以老虎作为祖先神加以崇拜的特征。其中，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巴人与白虎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白虎可以代表巴人，巴人也可以自称白虎之后。”[9]其实韩国学者对虎文化的这段阐释有问题，中国很早以前的先民们对虎的崇拜恰恰也是将其作为山神对待的。汪玢玲在《中国虎文化》中指出：辽宁各地讳言虎字，皆以山神爷呼之。山神爷的生日民间定为农历三月十六日。由此其实我们可以解答学者曹振峰先生在其专著《虎文化论述篇》中一段阐释，文中写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自封为王，他的皇冠为山形冠，至于为什么戴山形冠大概是为了显示其“大也”、“始也”的威仪。金文的“皇”字，便是“大”和“始”的含义，顶上多为山形。以上这段阐释多少有些勉强。其实没有解决皇冠为何要为山形的疑问？为什么大和始就必须为山形而不是别的形状？如果从先民对虎的崇拜，虎在民间为神为狩猎民族最为敬畏的山神，我们就能很自然地理解，为什么皇帝的皇冠要为山形，为什么象征“大”和“始”了。老虎是最强大的，是先民们的保障，是一切的来源。故而为山神，故而用山形。“韩民族的虎头信仰却是其虎文化的原型。人认为老虎是令人非常害怕的动物，它所具有的威严和勇力起者咒术的作用，可以驱除灾厄。在韩民族民间信仰中，随着虎头崇拜信仰的传播，虎图腾的咒术功能也得到了强化：把人日和寅日放在同等地位上：把人日和寅日放在同等地位上来看待，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虎文化。”[9]利用百姓崇尚老虎通过民间活动取悦老虎这是两个民族在虎文化很相似的地方。模仿巫术和交感巫术的加入，让百姓在民间通过扮演老虎，穿戴老虎形状的帽子鞋子得到虎的护佑，同时也获得“化险为夷”的效果。在他们的潜意识心理中，获得了虎的力量，同时在畏惧被老虎吃掉的同时，因为取悦了老虎也获得吉祥。人类的智慧在民间获得生动的表达。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伏羲实为原始图腾神话形象，伏羲是我国西北、西南山区以虎为图腾崇拜的氏族和部落的代表。“自古至今彝族一直把伏羲作为虎祖而虔诚膜拜。彝族以虎为榜首用于历法，作纪年、月、日、时之用。凉山彝族在举行婚丧、祭祀及其它重大活动时择吉日以虎日为上吉。各地建立以虎为首的十二兽神庙，经常开展祭祀活动。”[10]纳西族则认为人虎互变，在东巴文化最古的东巴经中，皆以虎头图为卷首，巫师的棒头、纳西人居室的门楣及作为护身符的送新娘的礼物，均有虎头或虎皮。以彝族而论，其男女皆自称为虎。虎不但被视为彝人之祖，且被演化为万物之始，形成典型的虎中心之宇宙观。[11]而据有关资料表明这两个民族都是中国古羌族的分支。古羌族对虎的崇信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了流传。同样人们因此认定虎的辟邪和镇宅作用。在两扇门环处安装虎头铺首，驱邪避凶，保主人平安富贵。此外，屋中设虎像、摆布老虎、挂虎画虎字等习俗，都是希望借助虎的超自然力量来驱逐毒害，并给人们带来吉祥幸福。反应到民艺方面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布老虎工艺。不过手工布老虎不再集中于彝族和纳西等少数民族那里而是集中到了乡土气息浓厚的中原及齐鲁大地。山东民间布制玩具中的代表就是布老虎。“宝儿宝儿，你别哭，给你做个布老虎，白天拿着玩，黑夜吃麻胡”，这句广为流传的歌谣不仅仅反映出人们对布老虎的喜爱，同时也体现出它消灾驱邪的文化功能。传说麻胡非常残暴，曾蒸食过小孩，在百姓心中是魔鬼，做个布老虎，放在婴儿身旁，就能驱邪消恶。[12]如果认真分析虎文化的流变历程，概括而言应该有三个阶段：崇虎阶段、爱虎阶段、保虎阶段。崇虎阶段是人类早期社会中，人们因为狩猎生活和对自然的畏惧，产生了对山林的崇拜和敬仰，将老虎封为山神，自然就成了心目中的保护神。因为畏惧老虎进而敬拜老虎，这基本上属于人类儿童时代对自然力的无奈之举。在无力征服自然的时候借助自然的力量让人类自身从精神上获得强大的支持，这种心理的暗示行为从对龙、对熊对蝙蝠对蟾蜍种种“恶丑”动物的崇拜中都可以看到民间求取生存的智慧。所谓惹不起就供起来。获得内心的平安。到了爱虎阶段。我们发现龙成为皇家贵族的宠物后，虎被冷落到民间，但民间似乎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去接近和亲近老虎。他们通过做手工方式表达对虎的无畏和喜欢。戴在小孩头上，踏在小孩脚下，穿在小孩身上，枕在小孩头下。这样的方式让民间的布老虎显得威猛不足憨态有余，而正是民间敢将凶猛化为温柔，从过去神坛上的祭拜，到孩子的把玩，老虎地位似乎有了变化，但从骨子里它仍旧是保护神，只不过更人性化了而已。而目前是“保虎”阶段。民间关于虎的风俗正在不断消失，作为活化石的布老虎工艺也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被抹平，和当地的习俗一起消失。为此，保护布老虎工艺，对布老虎相关的风俗进行追根溯源成为必须。

三、探寻民间布老虎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民艺虎不仅是远古崇虎宗教巫术活动的演化，而且是更广义的中国古代文化在新的文化层面上的继承和展现。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经历过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佛、道二教并成为我国历史上长期主导的宗教信仰。但人们仍执着地保留着对虎神的崇敬，即使它被降到鄙野的地位，演化成民间习俗和审美活动，仍不能将它从人们的心灵割断铲除，大概这

正是中国民族特有的情愫和心理，也是民族精神的所在吧。”[5](P107)民间布老虎习俗的出现具体从什么时代开始已经无从查考，但至少可以肯定布老虎工艺的出现与民间生育习俗分不开。为了保佑小孩平安，山东山西陕西一带，孩子满月需要姥姥家送布老虎的习俗至今流传。尤其到了端午节，村头巷尾卖小挂虎，或者做小布老虎驱邪，即使到了城市化的今天，端午节或者平日的医院门口，彩色的小挂虎也依然可见，当对虎文化传统的继承成为潜移默化的习俗时就有了顽强的生命力。懂得了老虎的辟邪作用，病人就成为民俗消费的主要对象。在河南灵宝一带甚至还保留着端午节家家门前贴金牛，小孩脖子上挂黄色纸做成的药葫芦串的习俗。为什么贴金牛。当地百姓说是为了纪念老子。孩子脖子挂的药葫芦就是老子的药葫芦，为了是解救瘟疫。而由近年来的新成果证明，就连道家始祖老子也是虎的化身。他的名字是虎名，“骑青牛过函谷关不知所终”的青牛，也是老虎。老聃即虎民族酋长，虎图腾的再现，过去常讳言“虎”而谓为“牛”，骑虎又威猛不近情理，故言骑牛。[4](P147)如果真如此言，门上贴牛保平安的原因也就不说自明。这和大门上的铺首为虎头是一个道理。另一个思索应当出现：为什么当地百姓世代只流传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撒药丸除瘟疫的故事，却并不知晓“青牛”的含义？文化的解释和文化的考古其实是需要精英跟进的。有些看似古老的民间现象因为文化学者的忽视有可能被误传或者永远成为一个谜团。保护工作其实除了文化遗产的抢救和挖掘外，还需要阐释，还文化的本来面目。

然而，保虎的步伐赶不上城市化破坏的速度。至今仍存活民间的大部分虎文化现象还都保留在中国农村。但农村一旦完全城市化，那些承载文化的习俗还能存活吗？如果那些艺人们找不到了消费习俗的对象，他们还会做布老虎吗？还会剪老虎样子吗？还会做老虎的年画吗？

保护民间文化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只是孤立地只看到虎文化在乡村的衰败而进行抢救，而忽视大环境对虎文化存在的破坏力恐怕那样的抢救也是不长久的。因为“乡民艺术并不具有结构的永久稳固性，而是徘徊于传承与再造之间，在知识的不断发明与增长的过程中自我更新。惟其如此，乡民艺术才能在相对稳定的形式结构中，蕴涵着知识更新的无限趋势与意义阐释的多样性。”[13]意识到乡民艺术的不稳定性，也就是它的历史流变性，同时意识到乡民艺术可能受到的外界影响，我们似乎才能把握住它正确的变化方向。那种认为民间艺术应该自生自灭的想法是消极的也是对文化的不负责任。在历史的转型和变革期，民俗文化常受到冲击。但如果仅仅依靠自身来顺应时代，那么很多优秀的民俗文化在我们还没有来及认识它之前就会被所谓的时代“淘汰”。在一切以利字当头的时代，在开发优先保护成为空洞口号的地方政府那里，政绩化将使得无法立刻产生效益的文化遗产成为开发后的废墟。必须意识到文化遗产在相对稳定中的变化趋势，我们才能认识到大环境变化对它可能带来的损伤。民俗的整体环境变化后或者失去后，民俗得以存身的文化空间显然就会消失。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民俗的淡化或消亡。这是城市化对乡村带来的灾难，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现实。所以，留住乡村，留住乡民的民俗生活，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该认识到问题，同样布老虎工艺及其背后的文化习俗如果没有了乡村作为依托，很快也会因为城市化进程而淹没在一片废墟中。

我们无法抵挡世界性的城市化浪潮，但城市化就是最好的选择吗？那些古老的乡村为什么不能作为宝贵的文化资源保留下来。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意大利人那样，将整个古罗马保护下来收外国人的门票，让那些古老的乡村延续我们丰富多彩的民俗？而目前的情况是，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四方力量在立场和观点上难以达到统一。

作为政府，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主要是要想在保护过后尽快出效益。所以他们的保护功利性最为明显。作为专家队伍，因为深知道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因此成为政府开发的最大舆论阻力，政府甚至开始在保护遗产方面回避专家意见，无形中造成了两方对立。和政府利益最为接近的是开放商，他们天然地和政府同盟，为了最快地让文化遗产成为商品或者旅游对象，目的是让文化成为最快的消费品。最关键的是传承人了。传承人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掌握遗产的重要性，而且也只看到了眼前利益，那么最终专家将被出局，由政府和开发商及传承人合谋进行的保护事业将最为迅速地成为一场开发活动，也就是破坏性保护。目前在针对虎文化源头探索活动的中国布老虎田野普查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作为文化保护部门更多地想通过商业的开发，找到投资商对布老虎工艺进行规模化机器化生产；开发商更多地想依靠政府扶持，根据市场需要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传统布老虎进行加工改造；手工艺人看到了手工制作在市场竞争中的局限，也开始纷纷放弃传统工艺，加入到规模化生产中，长期以往，那些传统的工艺必然会失传，而走向市场的布老虎却以千虎一面的方式得到传播的同时也泯灭或者误传了当地布老虎的特点和风格。被改造的布老虎将迅速地破坏或者掩盖过去当地布老虎的造型以及围绕布老虎的当地富有特色的风俗。文化被破坏了，当地的特色就会失去，失去特色的文化其根也就难以探寻。

故此我针对布老虎目前的生存情况提出几个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不少有一定文化自觉的手工艺人，坚持对传统工艺的维护，却在市场面前屡屡碰壁。如何让她们的劳动获得更合理的市场认可，让传统文化的附加值真正得到体现？政府是不是还可以利用如政府采购等其他方式，解决其生存问题，让她们心无旁骛地让传统工艺不粗制滥造或发生变形？山西省朔州市布老虎制作和保护的坚守者李俊英正联合当地有关部门积极筹建当地的民间文艺家协会，想通过正式组织团结更多的同行来保护和传承当地优秀的民间艺术。但一个民间人士的力量能够推动当地的民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吗？个人行为和群体共识的距离还有多远？通过政府扶持，让艺人心甘情愿地将绝活传给更多人，走集体传承的道路是否可行？这样能否弥补过去家族传承的不足吗？传承人多了以后，传承人利益、知识产权如何保护？为什么品牌布老虎黎侯虎门前冷落，为何机器生产和手工生产结合的变形“威风虎”市场广大，而且效益明显好于前者？工业化真的能引领传统工艺生产吗？

在调查中可以发现，不少地方在缺少民俗文化背景、当地风俗不在的情况下，布老虎反而发展成当地的一种特色文化产业。民俗“同一化”“复制化”的情况会否影响对文化的认可？在调研中也发现，有关部门推荐的不少传承人并非最具有代表性和民间认可度的人选。那么，我们在保护、传承这项技艺的时候，是否应当对实际工作提出更实事求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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