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原型的“遮蔽性记忆”

关键词：《静夜思》 霜和月 孤独人生感受 母亲温暖爱抚 象征

摘 要：依照艺术符号学的方法来看《静夜思》，“霜”是李白游子浪迹天涯孤独人生感受的象征，“月”无疑是李白对母亲温暖爱抚的记忆符号；月亮为母性的象征，是一种悠远的文化传统；李白是在这种文化传统基础上写他的《静夜思》的，因而，李白的月亮就是李白母亲的无意识象征；李白的“床”是今天称作“马扎”的坐具，李白是在一个阔大的院落里坐在马扎上，看到一片明月光，联想和想象到故乡和母亲的，因而，李白的“举头望”和“低头思”是有一个在院落里不断徘徊的外部行为动作的；而如果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故乡和月亮又是李白对母亲子宫的无意识联想和想象。

李白的《静夜思》，是我们中国人妇孺皆知、皆诵、皆懂的一首小诗，但我们真正理解了这首诗吗？我们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了这首诗由明月引起了对故乡的怀念，但我们始终没有思考诗人为什么由月光想到了“霜”，又由“霜”想到了“月”，并由“月”想到了故乡？诗人为什么这么联想呢？

霜和月是诗人生命感受的象征物

从艺术符号学的角度看，诗中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情感（也包括潜意识愿望、集体无意识愿望）表现的符号。诗中没有绝对纯粹的自然景物，诗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情感表现的符号。所谓主观情感的自然化，自然现象的主观化。诗中所出现的所谓自然景物已经是诗人表现情感的象征物。艺术符号理论家苏珊·朗格说：“任何一件艺术品都是这样一种形象，不管它是一场舞蹈，还是一件雕塑品，或是一幅绘画、一首诗，本质上都是内在生活的外部显现，都是主观现实的客观显现。这种形象之所以能够标示出内心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乃是因为这一形象与内心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含有相同的关系和成分的缘故。”①依照艺术符号学的方法来看《静夜思》中的“霜”和“月”就不是自然界中的“霜”和“月”，而是李白表现他情感的“霜”和“月”——“霜”和“月”是表现李白情感的艺术符号。但是，“霜”和“月”究竟表现李白什么样的情感呢？

从描写月和故乡来看，这是一个游子思乡的诗作，而从霜和月的对举来看，霜是代表游子浪迹天涯孤独的人生感受的，而月则是代表对故乡的怀念的。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几回沾叶露，乘月坐胡床”（白居易）;“关山秋来雨雪多，行人见月唱边歌”（张籍）；“汉月正南远，燕山直北寒”（董思恭）；“月皎昭阳殿，霜清长信宫”（李白）。唐诗中有多少这样的句子呢？露和月成为一种对仗结构，因而，霜和月表现的是一种相反相成的符号意义。如果说，露和霜是寒冷的漂泊人生感情的无意识符号，而月则是温暖和家园的无意识情感象征。霜（露）和月是情感的无意识象征，是诗人为表现他们漂泊人生感受而创造的原型性象征和原型性结构。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诗人为什么会由月光联想到霜呢？这当然与月光的清冷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诗人的漂泊的人生感受有关。漂泊异乡为异客的李白，此时的心情是孤独和寂寞的，正是这种孤独和寂寞的漂泊人生感受使他由月光联想到了霜，因而，霜就成为李白漂泊人生感受的客观同构物（象征物），表现着李白的孤独、寂寞、凄清、寒冷、困顿、失意、抑郁、创伤等。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有明月，有故乡，诗人之所以联想到了明月和故乡，那是因为，生命感受中有“霜”的缘故，漂泊异乡为异客，是漂泊的人生感受使诗人想到了故乡即家园的温暖、爱抚、安慰、呵护、温馨、慈爱等，因而，月是李白漂泊人生旅途中对故乡怀念的象征性符号。霜和月与故乡的意象是一种对应、对照的结构，也是一种前因后果的结构关系。

不仅有明月，有故乡，有“疑是地上霜”和“思故乡”的内在心理活动，还有“举头望”和“低头思”的外部行为。这“举头望”和“低头思”的外部行为恰恰是内在心理活动的外化形式。这“举头望”和“低头思”的外部行为显然不能是在屋内我们今天的床上，这就牵扯到了对“床”的理解。有人说，唐代的床并非是指我们今天睡觉的床，而是把“井栏”称为床的。如果这样理解，李白就是月夜里在井栏旁徘徊——由月光想起霜又由霜而思念起故乡的。有人说床——井栏也是李白对故乡怀念的象征物，因为有“背井离乡”的说法，井就是故乡的象征符号，李白想起了故乡就来到了床——井栏旁。但我以为，这种说法，有两种东西不大好解释：一是就整首诗来看，李白对故乡的思念是一种见景生情的无意识行为，而不是有意识为之的；李白是由“明月光”、“地上霜”而引起了对故乡的思念而不是想起了故乡才特意到井栏旁去的；二是李白另外诗中“床”的理解：《长干行》中有“绕床弄青梅”，如果把床理解成井栏就不好解释了。那个苦苦思念爱人的妇女，回顾和爱人“青梅竹马”，是“折花门前剧”，即在门口做游戏的，而做的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即对成人的结婚和结合仪式的模仿游戏。“郎骑竹马来”，这个“竹马”就是男孩胯下的竹竿，而“绕床”的床如果理解成井栏就不好解释了，因为“青梅”是女性的象征，在井栏弄青梅显然是不对的。人们读“绕床弄青梅”很自然地理解成了今天的床，但这也不对，因为唐代是一般不把睡觉的今天称为床的用具称为床的（但《诗经》中也有写到床的），而是称为“榻”的。那是什么东西呢？最近有学者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把当时李白写的床解释为：“是一个马扎，古称‘胡床’。”所谓胡床是“游牧民族的兄弟们翻身下马，从马背上打开一个捆扎的东西，坐在屁股底下，这个东西就叫马扎，意思是马背上扎捆的东西。至今这种家具我们还在应用，出去乘个凉，聊个天，拿个马扎最方便”②。马未都先生以杜甫《树间》“几回沾叶露，乘月坐胡床”和白居易《咏兴》“池上有小舟，州中有胡床，床前有新酒，独酌还独尝”为佐证论证李白的“床”是胡床即马扎是有说服力的，李白的床为“马扎说”可成定论。我认为马未都先生“胡床”的考证对解释李白的两首诗是有重要贡献的。“绕床弄青梅”，是在马扎前进行的，那“弄青梅”的游戏确实是把马扎当作睡觉用的床了。如果把李白“床前明月光”理解成马扎不仅全诗通顺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诗的意象和意境的空间更丰富、更阔大、更厚重了。那是在一个院落里，诗人先是可能坐在马扎上，看到了眼前的月光，联想到了霜进而联想到了明月并进而联想到了故乡。这是诗人写了出来的，但还有诗人没有直接写出来却包含在诗中的，那就是与诗人的联想和思念包括潜意识心理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外部行为活动。诗人的外部行为活动同样表现着诗人的内心世界，或者说诗人外部行为的意象使诗人的内心活动有了更充分的表现。诗人由霜联想到明月和故乡，由“举头”望明月，引起“低头”思故乡，那就不是坐在马扎上了，而是在院子里踱步徘徊了。因而，那举头望明月和低头思故乡，就不是在睡觉床上或井栏周围的举头和低头，而是在院落里较大空间的举头和低头；那举头望明月和低头思故乡，也不是一瞬间的举头望和低头思，而是较长时间的往返徘徊不断地举头望和低头思；那举头望明月和低头思故乡，更不是外部行为的简单复写，而是由无限联想、无限怀念、无限忧郁形成的反复徘徊中的举头和低头。而这种状态的举头和低头意象，才使诗人对明月和对故乡儿时的种种记忆一幕一幕地浮现在心中；而只有这样的举头和低头的意象，才使诗人对故乡无限怀念的刻骨铭心、梦牵魂绕的情感表现得悠远、强烈而又深沉。

月亮是李白恋母情结的表现符号

李白在院落里流连、徘徊，“举头望”和“低头思”的外部行为是他由月亮联想起了故乡内部心理活动造成的。然而，李白由月亮引起的所思的仅仅是故乡吗？

诗人的联想和想象常常是由他的潜意识决定的，因而诗人创造的诗的意象就是潜意识的象征符号。月亮的意象凝聚着童年时期的记忆，这记忆首先是引出了故乡的思念。但是，童年时期故乡记忆永远不能磨灭、永远刻骨铭心、永远鲜亮如初的内容是什么呢？显然是母爱。童年时期母爱的记忆是和月亮意象融在一起了，母爱的情感感受是融入到月亮意象的记忆之中了。这种记忆方式可能源于人情感的意象性记忆方式。人的生命感受和情感以及潜意识常常是融入到一种意象和情景中去被记忆的；当那种相似或相同的意象及情景再次浮现时，包容和承载在那意象中的情感、感受和潜意识也就同时复活了，用原型理论家荣格的话说就是，相似的情境激活了原型。而这个道理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当人的原型性心理需要表现和表达时，它也就需要相应的意象和情景的创造。从这个角度来看，李白的由明月思故乡实际是对母亲的思念。

明月是母亲原型的替代性符号，还可以由以下道理来说明。每个人都深深地思念自己的母亲，从刚刚认识母亲的儿童到耄耋老人，每个人都有一个恋母情结，尤其是在不顺的时候，儿时遭遇冤屈母亲给予安慰爱抚的心理经验就会发生作用，人就自然形成了对母亲爱抚的情感需求。但一般来说，儿童思念母亲特别是受到冤屈时思念母亲是人之常情，而一个成年人遇到冤屈、挫折、孤独时思念母亲，好像就不太容易被理解，这对成人来说，好像是不合适的，成人不应该有儿童似的心理需求及其表现。然而，事实上成人的儿童式的对母亲心理需求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成人的儿童式的对母亲的心理需求和这种心理需求表现的不合时宜。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既表现这种心理需求，又合乎常理，人们有时就不自觉地采用了替代性的方法：用一种事物象征了成人对母亲的思念。精神分析法指出，某些着实重要的印象，由于遭受“阻抗作用”的干扰，不能显身，故只好以替身的形态出现。我们只是一己的这些替身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内容有什么重要性，而是因为其内容与另一种受压抑的思想间有着连带的关系，为了形容这种现象我特地创造了“遮蔽性记忆”这个名词。③“一个相当早期的重要经验由于遭受阻抗，不能直接出现，而用后来另一个无关紧要但是与之有点关联的印象来代替；因为遮蔽性记忆的出现，在探索隐蔽者之后，我们可以称这一种为侵占式的或接入式的遮蔽性记忆。”④李白在他人生漂泊中感到孤独寂寞、困顿寒冷时联想起的月亮，其实就是对母亲思念的“遮蔽性记忆”。

月亮之所以成为李白思念母亲的“遮蔽性记忆”，那是因为月亮意象与母亲这“另一种受压抑的思想有着连带的关系”，而这种“连带的关系”是由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决定的。

月亮与母亲“连带的关系”是在更为遥远的女神崇拜即生殖崇拜文化模式中形成的。在女神即生殖崇拜文化模式中，人们不仅要塑造女神的形象——这形象常常是突出女性丰乳肥臀、鼓腹大阴的生殖特征的，人们还要以那种特别能够生殖和复活的动物和特别能够繁衍的植物来作为大母神原型的象征，比如猪、熊和蛙以及柳树等等。猪之所以被先民所崇拜是因为猪的肥硕和多产；熊之所以被先民所崇拜，是因为熊的冬眠春出自然习性代表了人们死而复生的愿望，而柳树之所以被先民崇拜，是因为柳树在春天最先复活，并且柳叶形似女阴。除此之外，人们还以其他事物象征大母神。月亮之所以被先民所崇拜，就是因为月亮的“有容乃大”代表了大母神巨大的子宫，月亮的盈亏也代表了女神的死而复活。为了强化月亮的大母神的象征意义也是为了强化大母神的生殖能力，在神话故事中，人们还让蟾蜍和兔子住到月亮上去，那是原始先民“互为认同”原始思维方法的体现。“互为认同”是原始先民女神崇拜的普遍规律，那是要以蟾蜍和兔子的特别能够繁殖的特性说明月亮符号的象征意义，也是以蟾蜍和兔子的繁殖能力增强月亮的生殖功能。我国新石器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中都有蛙形象的装饰符号，“其腹如鼓，通体呈半圆形，背上有圆形的黑色斑点和网格图案，一望而知是蟾蜍的形象”⑤。先民之所以想象住在月亮中，那是因为蟾蜍的圆形（包括多产）与月亮的圆形有关，因而，蟾蜍的图像就成为月亮崇拜的一种象征符号。而兔子与月亮的关系是“兔子的繁殖因为在时间上跟月亮周期的一致而受到人们的崇敬”；“兔子的不断繁殖象征着月亮的自我更新”。⑥

月亮还和女性有着更天然的“连带的关系”，月亮的圆缺和女性的信水时间恰好是重合的，因而人们称女性的信水为“月经”。能够作为女性和大母神象征的月亮，自然也就成了母亲象征的文化符号。以研究《月亮神话》而著称的哈婷指出：“原始人认为，女人一定有和月亮一样的本性，这不仅因为她们和月亮一样，都有‘膨胀’的趋向，而且还由于她们也有与月亮的月周期一样长的月经期。在许多语言里，表示月经的字与表示月亮的字，不是相同就是联系很紧。这一事实说明，女人和月亮普遍地被认为存在着密切的关系。”⑦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大地是属于阴性的，月亮是属于阴性的，女性也是属于阴性的，因而，大地是被称为“地母”，月亮是被理解为“月母”的。被称为中国第一女神的女娲，其实也是月亮女神，在汉代就出现到唐代还有表现的伏羲女娲图中，下部绘有月，中有玉兔、桂树、蟾蜍。⑧李白是在这种普遍文化传统基础上写他的《静夜思》的，因而，李白《静夜思》中的月亮就是李白母亲的无意识象征。月亮是李白回归母腹的原型性象征。

然而，月亮意象除了李白在人生孤独寒冷寂寞时对母亲的无意识思念之外，还有没有另外的甚至包括李白自己也不很明晰的潜意识愿望呢？

精神分析法认为，人有一种愿望——这愿望又常常是恋母情结，是被压抑在意识之下的，这种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虽然是被压抑在自我意识之下，但并不是被消灭了，而只是使人意识不到它的存在罢了；而且它时时活跃着，寻找着适当的时机宣泄被意识压抑的潜意识愿望。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的宣泄并非是以本来的面目而是以伪装的形式来实现的，因为只有伪装才能躲过意识即超我、理性、道德等的稽查。在这种时候，诗人的联想就必然是由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决定的了。

按照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人当然是男人的潜意识总都有一种恋母情结。这种恋母情结是这样形成的：刚刚出生的人并非完整意义上的人，因为他来的时候并不带来理性、意识、道德等观念，而完整意义上的人是一个社会的人、文化的人、理性的人，而刚刚出生的人只是一个具有人的可能的动物（放在狼窝里就是狼孩，放在人的环境里就成为人孩），因而刚刚出生的人是带着动物的欲望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还没有来得及被社会化和文化化的人是以最原初最自然的动物本能与母亲接触的，精神分析专家曾非常正确地指出：“人类心灵的最持久的性格派生于这一事实，即在所有动物中，我们人类处于母亲怀抱中的时间最长。人类出生得太早，他们出生时还不是成品，还不能对付外部世界。结果，他们在这危险的宇宙中的全部防御体系就是母亲，在母亲的保护下，他们的宫内期在体外延长了”；“母亲怀中的至福是子宫内美好环境的再现。”⑨按弗洛伊德的说法，这就使儿童和母亲具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受，弗洛伊德称之为人的最初的性感受。但这是不符合文化和道德习俗要求的，随着儿童的渐渐长大，带有这种感受的儿童与母亲的亲切关系就被强行终止，儿童对母亲的爱恋就被压抑在潜意识之中了，“恋母情结”就这样自然地形成了。“情结”是由一种心理创伤构成的，这心理创伤就是愿望的被压抑造成的。愿望被压抑在潜意识之中，依弗洛伊德的说法，就像大锅里的开水那样滚滚沸腾着，没有疏泄口就得爆炸，因而，被压抑的潜意识愿望对人具有一种情感动力的巨大能量，时时在暗中支配着人驱使着人规定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但人又意识不到是这种情结作用的缘故。人不仅意识不到情结的支配作用，而且也意识不到自己是在不自觉地以伪装的形式实现着被压抑愿望的满足。这就造成了这种现象：人们觉得他是在进行其他活动，然而，这活动最深刻最基本的心理动机却是愿望被压抑造成的情结；这样，其他活动就成了潜意识愿望满足的替代活动，而这活动中的事物就成了潜意识原型的象征物。

李白《静夜思》中的月亮和故乡，以及对月亮的举头望和对故乡的低头思，就是人的这种被压抑愿望伪装满足的普遍规律造成的。无疑，月亮是母亲原型的象征，举头望和低头思是恋母情结的伪装形式，是“恋母情结”这一“人类心灵的最持久的性格”导致了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如果说，《静夜思》的这种恋母情结的分析，还不会有太多人反对的话，那么，要是把《静夜思》的精神分析推到极端，就恐怕不会得到普遍的认同了。

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是同样可以适用于对文学作品分析的。弗洛伊德认为梦中出现的事物就是潜意识愿望的象征，而这种事物即符号象征意义的考察是既可以在神话、童话和民间传说中得到证实，又可以在民俗中得到确认的。根据这种方法，我们来进一步探究月亮的象征意义，就会看到月亮不仅是我们上面分析的母亲原型的象征，而且还具有另外的更深入的象征意味。

前面我们分析李白的恋母情结时，说到因为先民的生殖崇拜，把月亮看成是大母神的象征，那是因为月亮“有容乃大”的圆形形象，和先民理解的母亲子宫圆形形象是同构的，因而月亮就变成了大母神的象征。先民不仅把月亮看成是母亲子宫的象征，而且是把好多圆形的形象事物看成是母亲子宫的象征，比如圆形的陶罐、建筑和坟墓等。据考古发现，在中外古代好多墓葬中常见以陶罐做陪葬品的现象。陶罐并非作为装东西的器皿而是作为巫术的文化符号而被使用的。其实陶罐当初就不是作为器具而是作为巫术象征符号被创作出来的，而陶罐所象征的就是女神的子宫。有研究者曾十分细心地研究出，制作陶罐的泥土中还伴有谷物的壳子，并认为那是巫术同类相生思想的表现，谷物的壳是谷物果实的子宫，用很多谷物的子宫制作陶罐，就使陶罐所象征的子宫具有了更大的生殖能量。那么，为什么形成了人死后要用象征子宫的陶罐作陪葬的习俗模式呢？那是人死而复活愿望的表现。因为陶罐是象征子宫的，人死后以象征子宫的陶罐作陪葬，是一种巫术仪式，表现的是人重新回到母亲子宫，重新开始孕育和再生的过程。用陶罐作陪葬是人向生而死的循环过程的巫术方式的体现。对女神研究作出极为重要贡献的金芭塔丝在《活着的女神》中指出：“在新石器时代的宗教信仰中，死亡和转化轮回的过程是循环往复的”；“诞生是一个循环的一部分，这个循环当中也包含了死亡，就像女神的子宫显而易见赋予了我们生命，它也把我们带回到死亡。在象征的层面上，个体回到了女神的子宫当中等待再生”；“所以我们可以有‘作为子宫的坟墓这一看法。阴户和子宫的形象——自然形态的和几何形态的——属于支配地位。它们或是在坟墓建筑中被发现，或是作为坟墓自身的象征。”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巫术的思维方式，人们也是把“有容乃大”的自然界的月亮也作为母亲子宫的象征的。有文化人类学家曾深刻揭示有些民族把月亮的盈亏当作女神的死而复活的神话来看待和讲述的。当然，人们不能把天上的月亮作为子宫的象征来陪葬，但在人们的意识和无意识中，把月亮作为子宫的象征则是确定无疑的。

人们把月亮作为母亲子宫的象征，更主要与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愿望有关。人有一种最原初的生命体验，那就是从母亲子宫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的由温暖到寒冷的转变过程。人不愿意离开熟悉、安全、舒适、温暖的子宫，但人又不得不来到这个他不情愿来的世界。来到这个陌生寒冷的世界及其痛苦过程使人一生下来就产生了要回到温暖舒适的子宫——最原始“故乡”的强烈愿望。人一出生的开始，就经历了“离家”的精神历程和产生了“回家”的强烈愿望。这是人的最初始最深刻的生命体验，它不是由知识性的记忆而是由生理性的体验而保留在人的生理心理结构中的，因而它是一种最原始最原型的人生体验。人的后来的“家”的概念，当然有亲人和爱的记忆，但最原始的原型记忆当然是潜意识的还是母亲子宫的记忆。正因为有了这个内核性的最本能的“离家”和“回家”的体验记忆，以后人生历程的离家才有了牵魂动魄的更强烈的回家愿望。以后的离家和回家只不过是人出生时“离家”和“回家”生命体验的无意识重复。这样看来，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母亲子宫的象征。

《静夜思》“举头望明月”和“低头思故乡”，在意识层面是对家的思念，而家在李白最初始的生命体验中曾经是代表母亲子宫的，因而在潜意识层面李白对家的思念则是对母亲子宫的怀恋。李白由“霜”即由生命感受的寒冷、孤独、失意思念起家乡，潜意识中其实就是对母亲子宫温暖、庇护和舒适的怀念。由“霜”和“月”及“故乡”所对举的象征，在最根本的象征意义上，就是人离开母亲子宫的“故乡”漂泊流浪的生命感受和再次回到“故乡”强烈愿望的表现。回归故乡并非是生命的复原，因为生命不可能复原，而是表达再生的渴望。

李白回归故乡的情感愿望还有另一种更深层的意蕴：人的永恒回归集体无意识愿望的表达。上面我们说到的原始时代人死了用陶罐作陪葬品，就是永恒回归的文化仪式。永恒回归的文化仪式是人类最初的情感愿望，它构成了一种神话模式，并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在这种文化仪式消失了的时候，这种集体无意识愿望仍然要需求表现方式去表现它。回归需要一个神圣的空间。月亮或家或潜意识中母亲的子宫，是李白“神圣的空间”。以研究永恒回归神话而著称的伊利亚德说：“一个神圣空间的揭示使得到一个基点成为可能，因此也使在均质性的混沌中获得方向也成为了可能，使‘构建‘这个世界和在真正意义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成为了可能”；“每一个神圣的空间都意味着一个显圣物，都意味着神圣对空间的切入”。{11}李白《静夜思》中的月亮是李白神圣的空间，李白是借这个神圣的空间，表达他永恒回归的潜意识愿望。因而，《静夜思》也属于永恒回归的神话模式。李白的向月而死——看见水里的月亮就向月亮跳去——是传说，但这传说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结合起来，就太富于深刻意味了：那意味既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性的回归“故乡”，又是李白的浪漫的奇异想象的诗性的回归“故乡”。那是人类永恒回归的神话模式借李白向月而死的变形创造。

天体中的月亮，是文化的月亮，象征的月亮，神话的月亮，承载人们复杂情感的月亮。《静夜思》正是因为如此地表现了人们的集体无意识愿望，才被无数的人们传诵不衰、反复吟唱不已的吧？

作者简介：杨朴，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

①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滕守尧、朱疆源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② 马未都:《马未都说收藏·家具篇》,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页。

③④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上海文学杂志社,第36页。

⑤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西文化的趋同与差异》,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页。

⑥⑧朱尔斯·卡什福特:《月亮的传说》,余世燕译,希望出版社,2005年版,第132页，第30页。

⑦哈婷:《月亮的神话——女性的神话》,蒙子、龙天、芝子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⑨坎贝尔:《千面英雄》,张承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第4页。

⑩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叶舒宪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

{11} 伊利亚德:《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第4页。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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