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

编者按：

本刊自去年第一期推出刘小川的“品中国文人”专栏以来，受到读者的普遍关注与好评，至今已连续刊登十期。就时间顺序而言，本期的《屈原》本应是“品中国文人”的开篇之作，但因作者对初稿不甚满意，几易其稿，故延至本期发表，亦作为这个专栏阶段性的收尾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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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是《诗经》后约三百多年的一部诗歌集，屈原是其中的主要诗人。宋人黄伯思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屈原在今天是家喻户晓的、却也是谜一般的人物。在靠近这个谜团之前，我们先来看他的只能是粗线条的生平事迹。

屈原是战国后期楚国人。

屈原所处的年代，秦国虽然强大，但还没有强到横扫六合的地步。楚国和齐国、秦国实力相当。其他几个诸侯国，燕、赵、魏、韩，由于接连吃败仗，割地求和，只能采取巴结强国的战略。事实上，战国七雄，这时候只剩下三雄，秦、齐、楚，类似后来的三国鼎立。三雄拼上了，拼实力也拼谋略。

楚国地处长江中下游，版图涉及今之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一度还扩张向西南，其富庶和辽阔一望而知。自西周立国以来，近千年的经营，人口众多，大小城郭无数，生活习俗迥异中原。首都郢都，繁华冠绝当时。

繁华的背后却潜伏着危机。

屈原是洞察危机的先知。

楚国先后出现了两个先知式的大臣，一个是楚悼王时代的吴起，这个人既是军事家，又是改革家，他先于秦国的商鞅发起变法，其策略和改革方向跟商鞅一样，也是抑制贵族，广纳人才，鼓励士卒沙场建功业，以强兵的方式强国，收效很大。他的个人命运也和商鞅相同，被贵族杀掉了，死得很惨，乱箭穿身。令他在九泉之下不得安生的，是他的变革事业被楚国强大的贵族领主势力全盘否定。这一点商鞅比他强：商鞅生前制定的变革路线，在秦惠王的时代得以延续。

屈原是吴起的后继者。

屈原出身王室贵族，祖上曾有莫大的荣光。《离骚》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朕是“我”的意思，到秦始皇，朕才为皇帝所专用。高阳是古帝王颛顼的别号，也是楚国远祖，被周成王封于楚。

屈原生于秭归（今湖北秭归县），距郢都（今湖北荆州附近）有一段距离。家道中落，于是读书蓄志。也许父亲伯庸常常指着郢都方向教导他，鼓励他，甚至刺激他。他十九岁过后才离开秭归赴京城，重返祖宗居住过的繁华都城。

战国盛行雄辩术，口才非常重要，一般读书人，光有“肚才”不够，还得善于表达。策士通常是辩士。辩才无碍通仕途，庶人也能成为大贵族的门下士。秭归是座小城，但不算闭塞，青年才俊不少，常常聚在一块儿讨论、辩论。

屈原口才好，《史记》有记载。从他的诗句看，他长得高大俊美，佩长剑，戴高冠，身挂鲜花香草。

当时楚威王还在位，太子熊槐，即是几年后的楚怀王，这两位至高无上者充满了诗人屈原的想象空间，伏下日后强烈的离愁别绪。

屈原二十岁赴郢都后，写下名篇《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诗人与楚国血肉相连。诗句却轻快。年轻的屈原格外阳光。

屈原为什么能从小城秭归迁入郢都，原因不详。

屈原来到了郢都，没过多久，就做了王太子熊槐的侍读。

屈原博学多才，外表出众，楚王和太子都对他印象不错。古人注重相貌，除了悦目之外，还认为相貌的背后潜伏着命运。

屈原在一个叫兰台的地方侍读，长达五年，他和后来执政长达三十年的楚怀王朝夕相处。

侍读不单是陪读，也含有帝王师的意思，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佳位置之一。未来的君王必须读很多书，以应对天下大势。按宫廷的规矩，侍读通常有若干人，轮流陪太子读书，可是有些人几天就走掉了。兰台这地方竞争激烈，竞争的结果是互相拆台。一群侍读中唯有屈原，把太子熊槐送上了国王的宝座。

熊槐的年龄和屈原相近。庄子后来描绘他：“形尊而严，其于罪也，无赦如虎。”

未来的国王脾气也大，不知赶走了多少侍读，单留屈原侍读到底。两个年轻人互相吸引，君臣，师生，朋友，关系是多方面的，一起读书也结伴游玩。想想那位熊槐，大约也是目光炯炯的有志青年。不过，他作为雄视天下的楚威王的儿子，压力又特别大。楚国持续的富庶与军事扩张，已经引来秦国的虎视眈眈。谁都想一统天下。战国七雄，尤其是秦、齐、楚三雄，谁也不服输，打一阵又好一阵，一面是刀光剑影，一面是耍不完的外交手段。和平共处并不是大势所趋，恰好相反，弱肉强食才是逼到眼前的现实。如果熊槐沉溺于声色犬马，屈原这样的人，能长期呆在他身边么？

不过，庄子对楚怀王的评价，“其于罪也，无赦如虎”，会令人联想到屈原未来的命运……屈原初入朝廷，可谓一帆风顺。学识好，口才好，仪表堂堂，即将登上王位的熊槐视他如手足。

楚怀王五年（公元前328年），二十九岁的屈原当上左徒，相当于副宰相。《史记·屈平贾生列传》称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王甚任之”的意思是：楚怀王很信任屈原。

令尹为相，左徒为副相，根据也在司马迁。当时的令尹，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强于后世的宰相。左徒仅设一人。楚怀王继位五年，年轻的屈原得此显赫之职。

屈原年纪轻轻得高位，也有人不高兴，对他侧目而视。应该说，这些人都不简单，有朝廷重臣如靳尚、上官大夫，令尹子椒，有怀王宠妃郑袖，后来加上她的宝贝儿子子兰。

郑袖子兰能量大，各有好戏上演。子兰平生做的一件大事，是怂恿他父亲楚怀王到秦国去送死。而郑袖作为宠妃，美貌出众。郭沫若先生写话剧《屈原》，安排她勾引屈原，强行跟屈原亲嘴。

屈原“与王图议国事”。政治家的大事，不外乎对内和对外，屈原于二者，都有明确的主张。他是联齐抗秦派，敌友分明，目光长远，而且始终如一。在当时的楚国，这些品格远不止是道德意义上的，它关乎国家存亡。目光长远的人，才能够始终如一。而鼠目寸光之辈，注定要朝三暮四，即使他不是小人，是庸人，他也一定会瞻前顾后东张西望的。

秦国的崛起，和商鞅变法的彻底性有直接关系。屈原要在楚国加以仿效，修法度，抑“心治”，削减贵族的既得利益；“举贤而授能”，不拘一格降人才，以强化王室集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王室不集权，仗也没法打。楚威王时代，楚国军队打到西南、打到中原饮马黄河，不过，老子强悍不可一世，儿子却可能是个软蛋。

楚怀王继位不久，和秦国打了一仗，打输了，失掉大片国土，国内很恐慌。军队打不赢是有原因的，贵族不肯削减特权，国家的财力无法集中。军费不足，平时养兵难，战时又不能鼓舞士气。庶民出身的战士，即使他奋勇杀敌，屡立战功，也不能晋升为将军。庶族与贵族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楚威王后期，这些毛病都已经暴露出来了。这是危险的信号。

可惜，能嗅出危险的人，总是太少。

楚国打仗打输了，也是一件好事：变法的声音大起来了。

屈原变法度，“造为宪令”，并不是孤立的，将军们支持他，比如楚军名将庄乔、昭睢。变法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是全方位的，一旦推行，就不是和风细雨。

朝野上下，拭目以待。

上官大夫是个老资格的贵族大臣，自视甚高，脾气火暴。司马迁讲他和屈原争宠，“心害其能”，很不喜欢屈原有才华，有“官运”，何况还是个破落贵族！贵族通常是看不起破落贵族的。上官之所以能被载入史册，只因他和屈原斗，既是贵族的一员，又是他们的代表人物。楚国的贵族势力盘根错节，上层人物的腐朽由来已久。这个有过辉煌历史的老牌的南方大国，到战国后期，贵族领主的骄奢淫逸是常态，固步自封成宿命。锐意革新的人，必成众矢之的：当初弄死了一个吴起，现在又来了一个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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