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与中国装饰艺术的传承

中国装饰艺术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历代传承，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传承过程中，具有原始文化特征的象征思维贯穿始终，在封建社会后期甚至有加强之势。这与中国人重祖传、重礼制的观念，以及源于农业文明的平面循环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相联。这使某些象征数千年不变，相关的装饰母题也就世代相传。在近代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现代的工业化对传统文化产生巨大冲击之时，民间装饰中的象征文化仍然生机勃勃。由此可见，象征不但是中国装饰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使之长期传承，并保持鲜明民族特色的要素之一。

一、原始艺术的本义是象征

象征是受到人类文化学关注的文化现象，它是人类相互交流的基本方式之一，往往用特定的事物或形象，暗示另一形象或某种特殊意义。在约定俗成的前提下，特定象征物与象征义的联结，会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而渗透到文化的各个方面。然而，象征思维却早在人类最初产生观念——个人和集体的生命观时即已发生。或者说，当原始人类意识到生死和生殖两方面的问题，并进而寻求人的生存与自然和宇宙的关系，而又无法用科学方法去解释这一切时，就产生了象征思维，即用直观的图形、符号和色彩，表现天地、祖先、生命、生殖等等。旧石器时期中期出现的宗教思想，与象征思维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黑格尔称原始社会的艺术为“艺术前的艺术”。他在《美学》第二卷序论中说 ：“按照我们在这里所用的字义，‘象征’无论就它的概念来说，还是就它在历史上出现的次第来说，就是艺术的开始，因此，它只应看作艺术前的艺术”。这是从艺术产生的序列而言，推断史前的艺术必然是“象征型”的，其后，才有“古典型”和“浪漫型”艺术的发生。而通过对原始社会精神世界，尤其是原始思维特征的分析，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原始社会的精神世界比现在要狭窄得多，但却充满了神秘离奇的色彩和奇特的形象。他们有自己的逻辑和认识方法。当时的上层建筑明显地依靠经济基础，必然产生与生产水平相应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即原始社会的精神文化。它包括互为矛盾又互为渗透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朴素的自然观——围绕着生存和生产必须的自然知识，通过试误、调节、选择、适应的过程逐步积累经验，对原始经济的发展、原始人类的生存繁衍，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神秘的自然观——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称此为“集体表象”，这是一种与个人心理状态无关的感情，是社会集体成员所共有的、世代相传的心理。他们认为有一种“超自然力”主宰整个物质世界和每个人以及集体的命运，它既无形又有形，往往附着在某些物体身上或自然现象中。“原始人用与我们相同的眼睛来看，但是用与我们不同的意识来感知”①。这种神秘自然观以准宗教的形式普遍存在于原始人之中，形成图腾崇拜、自然崇拜、死人崇拜、祖先崇拜、灵物崇拜和偶像崇拜等等。这些崇拜对象以及巫术法器的装饰，必然以象征性的图形、符号或色彩来表现。从我国新石器时期的出土文物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如象征食物繁殖和丰盛，可见河姆渡遗址陶器上的稻禾、家猪刻纹（图1），这与当时稻作农业发达，并饲养猪、狗等家畜等现象是紧密相联的。象征人类的繁衍，可见生殖器崇拜。除母系社会常见的丰乳大腹女神像之外，新石器时期遗址已多处发现男根图像和陶祖。其中，河南汝州洪山庙遗址1号合葬墓的彩陶瓮棺，出土三件绘有白地棕彩的男根，每两个逆对称成组，呈带状装饰于器腹。另一件彩绘男人体用泥条塑出夸大的男根，头部涂红。从瓮棺中二次葬的骨骸检定，死者都是生育期的女性②。以上象征反映了原始生命观最基本的两个方面，恰如《孟子·告子》中所说 ：“食、色，性也”。以生命观为基础的象征又有神秘化的趋向。如天体的象征有日、月、星辰，其中日神“三足乌”源远流长。图腾本身就是象征，像人鱼合一、人鸟合一者皆是。人造物也含有象征义或被用作象征物，如斧钺类的利器成为权力的象征（图2）。

总之，原始艺术是原始思维的产物，有着鲜明的象征性，这是世界各民族都具有的共同特征，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然而，这一特征在我国并未随社会形态而改变，它在装饰艺术中长存数千年，从一个重要侧面塑造了中国装饰艺术独特的民族形象。

二、象征思维的一脉相承

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和漫长的封建社会，到19世纪中叶才走入近代。在这样长的时段中，原始社会的许多象征和装饰母题，经过先秦哲人的补充和强化而代代相传。新生的装饰母题也在象征思维的作用下成为新的象征物。而宗教艺术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性又向世俗装饰渗透。以上三方面的交叉融合，使得中国装饰艺术的象征性特点十分突出。

原始社会象征性装饰母题的延伸有不少实例。如图腾崇拜本是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期的现象，龙只是众多图腾之一，在商周青铜器上已不是装饰主体。但《周易》在乾卦中突出了这一神物的地位，即以“九五”之爻“如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象征人君。因此，以龙象征帝王的观念得以确立，并在元、明、清三代成为皇帝独享的象征物。这一现象也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人对龙纹装饰的重视，只是象征义已经转化。龟的象征也极为古老。在原始社会龟应是某些氏族的图腾，其图形在彩陶中多次出现。从安徽凌家滩新石器时期的玉龟及腹中的玉版，可以推测当时将龟作为“天圆地方”的宇宙象征。因此，商周以龟腹甲作占卜的神具，视大龟为“国宝”，“诸候以龟为宝，以圭为瑞”③。龟卜消亡后，“千年龟”是长寿的象征，为道家所推崇，龟纹或龟背纹是常见的装饰母题。元代以后，民间忌讳龟纹，但明清宫廷中仍置有巨大的青铜神龟，至今尚存。此外，三足金乌象征日、蟾象征月、虎豹象征勇武、葫芦象征多子等，都可从原始象征中找到渊源。

在原始装饰母题代代相传的同时，新生的装饰母题也层出不穷，它们往往在象征思维的影响下，主要表达某种象征义。如自汉代起盛行的“二十四孝”，用二十四个传说中的孝子人物为范例，以石刻、木雕、砖雕、漆画的形式广为流传，象征儒家忠孝思想。又如，先秦时期出现的麟、獬豸等神兽 ：前者象征“设武备而不为害”的仁兽，在民间则是吉祥神兽，有广泛影响，明清两代都作官员的补子。后者为一角神羊，“见人斗则触不直”，“性忠直”，汉、唐、宋各代执法官都服獬豸冠象征执法公正，明清两代用于御史的补子，现在有些法院门前的石雕独角兽即是獬豸。在外域文化影响下，引进了一些新的装饰母题，同时也接受了它们的象征义。如唐代常见的葡萄、石榴，在埃及和西亚都象征丰收多产④，在中国不但具有相同的象征义，并增加了多子的内容，石榴还被称为“多子丽人”。

宗教艺术的象征性，同样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装饰艺术。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崇尚长生不老，长生不老之人曰“仙”，民间流传极广的八位仙人称“八仙”，象征庆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艺术也与世俗装饰融为一体，其中象征符号，自唐朝初年武则天定其读音为“万”以后，就成为集合性的吉祥符号，在宫廷民间各类装饰艺术中广为流传。本是密宗供具的八种吉祥物，也被赋予广泛的吉祥象征义，在装饰中称为“八宝”或“八吉祥”。

以上种种现象告诉我们，中国装饰艺术在传承和变革的过程中，始终不懈地与象征联为一体，十分重视装饰的精神内容的显现。

三、中国装饰艺术的象征通道

中国装饰艺术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游离于中国古代整体文化的进程之外。特别是“早熟”的传统思维方式、完备的礼仪制度以及古老而丰富的民族风俗，都直接或间接地促使装饰艺术与象征的结合，从而形成一条贯穿古今的象征通道。

首先，古老的农业文明在数千年间形成的思维定势，使诸多原始象征跨越时空而再生。中国长期处在自给自足的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文明形态中。崇尚恒久而少变，相信四季循环、周而复始的自然法则，使“反古复始”的意识深入人心。《礼记·祭义》说：“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礼记·器》也说：“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这里的“反”同“返”。意指万物本于天、人本于祖，所以祭天祭祖是最大的祭报，并用玄酒（水）、疏布（粗麻布）、陶匏（粗陶器）、草席等人类最初使用的器物为祭品、祭器，目的是提醒一代又一代人君不要忘本。这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教化，它使反古复始的思想意识弥漫到各个领域，形成文化传承的主体。我们不妨注意汉代以前中国装饰纹样的母题，绝大部分是象征性的神人和神兽，较少有植物。这正是原始社会象征思维延伸和发展的结果。“原始人将动物放在自然界底第一列。动物与人相近的地方（会动、会发声，有感情、有身体与面孔），动物较人占优势的地方（鸟能飞，鱼能游，爬虫能脱皮，能变换生命，且能避居地内），同时再加上动物是人与自然界底中间系结，即常在体力、机警、诡诈等方面超越于人，又是人的必要食品——凡此种种，都使动物在蛮野人底世界观里占到特等地位”④。动物是原始人获取食物的第一选择，也是大多数图腾崇拜的对象。彩陶纹样中，可明确辨认的图形多数是动物和人；青铜器更有大量的动物和神兽 ；一本《山海经》也全是神人和神兽。它们都具有象征义是可以确认的。

其次，完备的礼仪制度使装饰艺术成为标示社会等级的象征，从而在封建社会长盛不衰。礼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封建社会的行为规范，目的是建立尊卑有分、等级有差、长幼有序的社会秩序。而物质文化与之相配合，势必以建筑、器用、服饰、车马及其装饰的差别来标示不同的社会地位。西汉大儒董仲舒在对答汉武帝的册问时说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⑤。装饰既是明尊卑、异贵贱，也就是象征尊与卑、贵与贱。历代帝王登基，都要在前代基础上修订舆服制度，自汉至清，未见中断。如《元史·舆服志》所记，“仁宗延佑元年十有二月定服色等第。诏曰：比年以来，所在士民，靡丽相尚，尊卑混淆，僭礼费财，朕所不取。贵贱有章，益明国制，俭奢中节，可阜民财，命中书省定立服色等第”。帝后外的所有职官命妇，皆“不许服龙凤文”。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禁百官庶民用龙之始。按服制元代官服以花径大小分等级。一品大独科花，径五寸 ；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 ；三品散花，径二寸无枝叶等。此外对品官的帐幕，车舆、鞍辔的质地、色彩、纹饰也各有规定。对庶人的限制最多，以示与贵族百官的差别。

第三，永生不灭的民俗，保存并发展了象征性装饰，使之成为民族装饰风格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民俗活动极为丰富，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各个方面，都有特定的象征物、象征色彩、象征符号或数字。它们不但源远流长，而且贯通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时空的远古和现代，对装饰艺术影响极为深广。我国的文化象征，“大致不外两大系统，即祈福纳吉的生存观念系统和子孙繁息的生殖观念系统”⑥。对照原始社会的生命观，足见它的古老 ；对照封建社会自帝王至庶民的祈望，足见它的广泛。红色的象征即为一例。山顶洞人在死者周围洒赤铁矿粉象征生命，河南汝州洪山庙彩陶瓮棺在男根头部涂红则象征生命的延续。在五行观念盛行后，朱色（大红色）是南方火、日的象征，为五色之首，同时是贵族用色。如车有朱纹，车轮涂朱称“朱轮”，皇帝对重臣行九锡（九种赏赐）之礼包括赐“朱户”，贵族宅邸又称朱门、朱邸。明代四品以上高官品服皆为朱色。明清以后，上层社会和民间也大量用大红色象征喜庆。明代起“披红挂彩”行婚礼已见于多种文学作品（《三言二拍》、《红楼梦》）。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在《杀青》中提到，用细料所造上好柬纸“其纸敦厚而无筋膜，染红为吉柬”。现在，中国民俗以红色为一切吉、喜、庆典的象征已经确立，并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色彩。国旗、国徽均以红色为主色，北京奥运会徽也用红色“中国印”。此外，明清以来用谐音、寓意象征吉祥的装饰纹样遍及社会上下，其中的大部分还保留在现代的装饰中。

总之，象征不但是中国装饰艺术的重要特征，也是装饰艺术长期传承的精神动力。

注释：

①[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②袁广阔：“洪山庙一号墓男性生殖器图象试析”，《文物》，1995年4期。/③《礼记·礼器》。/④[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上海，1987。/⑤《汉书·董仲舒传》。/⑥刘锡诚、王文宝主编：《中国象征辞典·前言》，天津教育出版社，天津，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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