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之死与鲁迅父亲之死

文化巨人鲁迅说过一句偏激的名言：“中医都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这句话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其中包含严肃的历史内涵。追究起来，有两件事情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是鲁迅父亲的死，二是鲁迅治牙病的切身感受。关于前者，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里有沉痛的记述。看得出，父亲的死在少年鲁迅心里结下了永远的痛与恨，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与文化观。在鲁迅笔下，给父亲诊病的绍兴城两位中医名士贪婪、冷漠、冬烘、愚昧，简直一无可取，什么“舌乃心之灵苗”、“蟋蟀一对”、“败鼓皮丸”之类，都是打着“天人合一”的幌子自欺欺人，散发着酱缸文化的臭味，令人想起《狂人日记》里那个抨击中国历史的词——吃人。

应当说明的是，鲁迅对中医的抨击，是以西医作为正面参照的。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感慨绍兴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言外之意很明确：假如当时有西医，父亲很可能得救。鲁迅对西医的崇拜，除了时代背景的因素，更有自己切身的体验。鲁迅从小受牙病困扰，自称“牙痛党”，据说来自父亲的遗传，其或蛀，或破，后来发展到牙龈出血，无法收拾的地步，试尽各种难验方均无效。一位善人曾向鲁迅传授如此“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有神效。可是结果依然无效。中医名士对之束手无策，便以“牙损”打发了事，更有心理阴暗的长者，竟以“阴亏”相诬（因为肾主骨，齿为骨之余），令鲁迅有口难辩。此病从此成为他的耻辱。直到20岁那年，鲁迅到日本留学，在长崎找到一名牙医，花两元钱，用一个小时，就把牙龈出血的毛病治好了（《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后来选择西医作为人生事业，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救治像父亲那样的被中医耽误的患病国人。

然而，历史真会捉弄人，崇拜西医的鲁迅最后竟死于西医的误诊！

关于鲁迅的死因，一直存在争议。事隔45年之后，上海组织23位著名医学专家、教授会读鲁迅的胸部X光片，得出结论：鲁迅并非死于肺结核病，而是死于自发性气胸（肺气肿）。这就是说，主治医师将肺气肿误诊为肺结核病导致的哮喘，采取了不当的救治措施，导致鲁迅死亡。死于肺结核，还是死于肺气肿，在当时是有质的区别的，前者属于不治之症，后者却可以挽救。据此，有人断定当初给鲁迅治病的须藤是个庸医，甚至抨击为庸医杀人。一位崇拜鲁迅的医学工作者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调查研究，指出主治医师须藤的失误：从鲁迅1936年10月18日3时30分气喘发作到19日凌晨5时25分去世，共有26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当时美国肺科专家邓医生就在上海，须藤没去请教，却请来肺科医学水平并不高明的松井医学博士一道会诊，一致诊断为支气管哮喘转为心脏性哮喘——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误；四个月前鲁迅拍摄过胸部X光片，假如须藤有心，请一位高明的肺结核病专家来会诊一下，或许能够避免误诊。

以上质疑言之凿凿，无可辩驳，然而仔细一想，终究属于事后诸葛亮。现实生活中，如此高明的神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平心而论，须藤即便算不上出色的医师，也不会是草包，否则鲁迅不会多年一直请他给自己看病。（要知道，鲁迅本人就学医出身，有相当高的医学修养。）那么，这一切应当如何解释呢？

公平地说，须藤的误诊属于正常的医疗事故，而不是草菅人命的渎职。误诊在西医是家常便饭，且不说在医学尚不发达的当时，即使今天也是比比皆是。前不久，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发表博文《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引起很大震动，根据他的研究调查，医生的诊断有三成是误诊：如果在门诊看病，误诊率是50%，如果住院会诊检查，误诊率是30%。廖新波认为：只要当医生，没有不误诊的；比之于中国，西医本家的欧美的误诊率则更高，美国是15%—40%之间，英国是50%左右。由此可见，误诊是西医与生俱来的副产品。现代西医借助科学利器监测、控制、消灭病菌，防止病毒扩散，既是它的强项，也是双刃剑;而将人体视若机械，缺乏整体的、有机的把握，发生误诊是自然的事情。在全盘西化、崇洋之风甚嚣尘上的时代，这一先天的局限无形中被遮蔽，导致一出出悲剧。一批思想激进的文化巨人在摒弃中医之后，前赴后继，死于西医的误诊之下，鲁迅便是其中之一。不亦悲乎！

鲁迅之父死于中医，鲁迅死于西医，高度概括了近代以降的中国历史：如果说前者象征着古老衰弱的中国封建文化的破产的话，那么，后者象征“全盘西化”的破产。历史完成一个轮回。

（愈小小荐自《知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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