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写的家谱

一

山东青岛是我出生的地方。四岁时随母亲来到哈尔滨，南岗秋林的大直街便成为我自小长大的地方。青岛虽美丽，但我丝毫没有印象，倒是大直街留给我的记忆竟然深如海洋，在头脑中一辈子抹不掉！

那时，家在秋林公司东面一百多米的地方，对面是一座淡黄色很典雅的二层小楼，前脸雨搭的地方宽大，可停放轿车，最早叫“苏联民会”，后来叫“南岗区党委”。记忆中，叫“苏联民会”时，门前停留的小汽车都像驼背的“罗锅”，车屁股处都背一个烧木炭的“锅”，只有把“锅”里的水烧开，车才跑。我经常好奇地站在街对面，看木柈如何被烧着，噼噼啪啪地响，然后那车蜗牛一样地“爬”走。

再往东便是一个圆顶的教堂和一片墓地。过了墓地再往东又是一个尖顶教堂，过了尖顶教堂便是我上小学的地方——铁岭小学校。1957年我上了小学一年级。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很多的时候我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背着书包蹦跳着穿过墓地，走过教堂，耳畔听着当当悠扬深远的钟声和教堂里传出脚踏风琴伴奏的“赞美诗”，或做“弥撒”的悦耳琴声去上学。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和许多儿童在篝火晚会高兴且发自肺腑地唱着《少年先锋队队歌》，戴上了红领巾。“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这是我幼稚的喉咙从胸腔里发出的第一支歌曲！

二

父亲那时在伊春林区一个叫乌马河小镇的旅店做杂役兼会计。1957年哈尔滨发生了特大的洪水，母亲领我去伊春看望父亲，铁路沿线一片汪洋。浑黄的江水淹没了村庄，只露着飘摇在水中的树冠和电线杆头。在乌马河的小旅店我第一次清楚地见到了我的父亲。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居然都少了半截！光秃秃的两个半截指头很好玩，断指处的肉不见骨头，圆圆的肉头很光滑，略微带点儿老茧。父亲穿一件对襟的黑褂子，褂子左侧的上衣兜揣一块怀表，银白的表链拴在衣服的纽襻上，似乎很有派。母亲在小旅店很高兴，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拆被褥，缝缝补补，去河边洗衣服……

父亲既抽烟又喝酒。父亲的烟锅子很特别，不是铜的铁的，而是一个比核桃大，比拳头小的树根抠的烟锅。这样的烟锅让我好奇。父亲喷云吐雾的同时，还不时用拇指按烟锅里的红火炭，一明一灭，有时甚至发出嘶啦啦的声响。我佩服父亲，他不怕烫手吗？

母亲做好下酒菜，却从来不上桌，往往这时她把我拉到父亲跟前伫立。父亲则用筷子夹一粒花生米或一块煎蛋送到我嘴里。偶尔高兴，还用筷子头沾点酒抹到我的嘴唇上。我的双唇立马感到辣辣的滋味。父亲笑了，他用断指的手慈爱地抚摸我的脑袋……我的脑袋和头发便有了另一种感觉。虽然嘴上辣，但我心里却暖融融的。

这样幸福的情形实在不多。不在父亲跟前的日子，母亲做的饭菜则经常是玉米面饼子和芥菜疙瘩咸菜。经常吃得胃胀胃痛返酸水。

父亲的断指让我奇怪，我疑惑地问母亲。

母亲说，父亲十多岁时跟着大人铡草，不小心让铡刀把指头铡了。当时，父亲还将掉到地上血淋淋的手指往手上安，见无论如何安不上，一股子犟脾气上来，竟然将两个铡掉的手指头扔到场院附近的河里。

我听得头皮一麻一麻的。

三

转过年的秋天，也就是我上小學二年级时，班主任老师见我学习很好，便把我送到市少年宫的鼓乐队，课余时间学习敲鼓吹号。鼓乐队作为国庆十周年大典的前导队伍。全校就我一人去了少年宫。心潮澎湃，感到无上荣光。

这一年，家里发生的大喜事多如牛毛。

先是母亲苦口婆心地劝说父亲从乌马河的小旅店辞职回哈市，说一家人烂是一窝，肉是一块。总不能东是东，西是西地分居过日子。大家在一起团圆不说，过日子还省钱！

母亲那时已经参加了街道人民公社的被服厂。她每天去铁岭街附近的哈医大卫生系院子里缝被褥。每天她都高高兴兴地上班，甚至中午饭都自带干粮。她的地位变了，由家庭妇女变成了劳动工人。她骄傲且自豪地对父亲说，我一个大字不识一笸箩的小脚女人都能参加工作，你个大男人，怕啥？

犹豫不决的父亲说，我走哪里，你跟腚撵到哪里。从青岛一直撵到哈尔滨，又从哈尔滨撵到乌马河。行啊，听你一次吧。团圆的日子也是我巴望不得的！

父亲说母亲跟腚撵他是有原因的。

父亲十四五岁随兄长离开山东老家贫瘠的土地，走南闯北，始终没混出个人样。不是站柜台，就是当杂役。最悲惨的时候，他连一把（十个）鸡蛋都买不起！这种日子不知是怎么混的。

母亲说起1949年阴历腊月，她离开老家农村，挺着个大肚子即将生我时，去青岛找父亲。没想到父亲一见她的面，不但脸上没笑容，反而冷漠地问母亲：你来这里干什么？

母亲反唇相讥说，俺是你的女人。俺不找你，找谁？

那时，母亲并不知道父亲连自己都无能力养活自己。他没有了工作，整天游荡，靠兄长给他点钱过日子。

母亲由于营养跟不上，生下我，竟然挤不出一滴奶水！对于嗷嗷待哺的我来说，白瞎了她那两个诱人的奶头，也白瞎了我的嘴。

无奈，她只好用高梁面糊糊当奶喂养我。难怪我稍微长大后，整天胃里返酸水，总有一股火烧火燎的感觉。由于打下了高粱面的底子，以至于成长中的我，身材始终如高粱秆一般，又细又高，单薄的身子好似经不起风吹，强风一吹，忽闪忽闪的似乎很容易折断。

大脑壳小细脖，光吃饭不干活。小时候，光腚娃娃们经常这样奚落我。

一事无成的父亲那时根本没拿妻儿当回事儿。他觉得自己在外面闯荡不容易，只要能挣钱养活一家人，那么，他就算完成了一个男人的任务。他连自己都混不成个样子，也就根本没有能力置房子置地，甚至连自己的“窝”都没置上。当母亲领着我们去青岛，而后又来哈尔滨寻找他时，他是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家搬。家在腿上，腿就是家。只是这个家很凄凉悲惨，就他老哥一人！

母亲千里迢迢地带领我们兄妹来哈尔滨时，住的房屋居然是父亲的兄长——我叫做“四大爷”家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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