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刘少奇小故事30例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刘少奇小故事30例,供大家参考。

刘少奇小故事30例

目录

1.一律称同志

2.青年刘少奇的初心之旅

3.刘少奇拜人民为师

4.换鞋

5.改编十旅

6.一卷钞票

7.夜渡盐河

8.党籍

9.寓教于乐

10.一个小会

11.错一个字就错了一个人

12.一次家庭会

13.普通党员

14.“四不准”

15.她何以能免遭厄运

16.共和国主席的钱柜

17.“这不是送给我的”

18.嗜学

19.严格要求

20.一卷“钱票子”

21.一双“特制鞋”

22.一块“上海表”

23.一条橡胶垫

24.刘少奇眼中的“好党员”

25.刘少奇的零用钱

26.刘少奇勤于学习被称为“刘九书柜”

27.刘少奇的初心

28.发动群众与封建势力作斗争

29.刘少奇教育子女为新中国学习

30.访贫赠衣衫

一律称同志

党***曾经作过决定，党内不管职位高低，都一律不称官衔，而称同志。对于这个决定，刘少奇同志是一直坚持的。

解放前不说，解放后几十年中，少奇同志担任***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等重要职务，但是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谁也不称他的官衔。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我们党内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大家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都习惯了，不必改，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

刚到那里工作的同志，不称官衔，而直唤“少奇同志”，总觉得不习惯，喊不出口，时间长了，见大家都这么称呼，就感到只有叫“少奇同志”才最顺口，最亲切。

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少奇同志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有一次，杨俊去向少奇同志报告工作，喊了一声“委员长”。先头，少奇同志好像没听见，根本不理，当叫了第三声“委员长”时，少奇同志才不高兴地反问杨俊：“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不感到别扭吗？”因为少奇同志平时很少责怪工作人员，这一问，把杨俊问了个大红脸。亏得当时王光美同志在场，向杨俊解释说：“你怎么叫他‘委员长’呀？委员长是对外的，在家里还叫‘少奇同志’。”少奇同志也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

那时侯，别的工作人员也遇到过这种局面：向少奇同志报告事情时，称他官衔，往往也是连叫几声他都没反应，但一改称“少奇同志”，他马上就答应了。所以在少奇同志那里，官衔职务一直叫不起来。

少奇同志为什么坚持不管职务高低，互相一律称同志呢？我们体会，因为这不仅仅是个称呼什么的形式问题，而是体现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干部之间平等的革命关系呀！

事实也确是这样，对人称官衔，带上个什么“长”字，总显得互相之间有隔阂，一称同志，感情就很融洽。所以，在少奇同志那里工作的人，不但彼此都互相称同志，对其他领导人，也养成了称同志的习惯，如小平同志，彭真同志，陈毅同志，富春同志，等等，都这么叫顺口了。

青年刘少奇的初心之旅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宁乡花明楼一户农家。因自幼目睹旧中国被人宰割和欺凌的境况，他和同时代的很多有志青年一样，寻找着改变中国现状的办法，历经艰辛而异常曲折。

1915年在宁乡玉潭学校读书的刘少奇领头参加反对袁世凯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此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渭璜”改为“卫黄”，以表示振兴中华民族、保卫炎黄子孙的决心。

投笔从戎一度是刘少奇想到的救国救民之法。1916年夏，刘少奇到长沙进入驻省宁乡中学读书。受武力救国思想影响，这年秋天，他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1917年10月，讲武堂在军阀混战中被毁而解散。刘少奇的从军救国梦破灭了。

1919年初，刘少奇插入长沙育才中学学习，准备考大学。5月，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长沙，刘少奇匆忙赶往北京，报考了北京大学等几所学校，均获录取。但由于无力负担学费等原因，只能忍痛放弃。

1919年9月刘少奇进入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在这里，他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等情况。1920年6月毕业后，由于没有筹到赴法的费用等原因，他便打消了去法国的念头。

经历五四运动以来思想大潮的洗礼后，刘少奇经过慎重思考，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回忆说：“我们在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随便接受的，而是经过了研究、考虑、和无政府主义者辩论之后，认为它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才确定接受的。”

五四运动后掀起了一股向往苏俄、学习苏俄的热潮。刘少奇受其影响，萌发了留俄的想法。1920年10月，刘少奇经长沙船山学校校长贺民范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进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在这里，他攻读俄文，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宣言》，同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1921年5月初，刘少奇和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几人由上海启程，一路历尽艰辛，7月9日抵达莫斯科。不久，刘少奇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国际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学习期间，国内成立中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莫斯科。刘少奇得知后，他立即认真考虑入党的问题。多年以后，他与侄女刘维孔聊起当年入党的事：“那时我把《******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这年冬天，刘少奇加入中国******，确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东方大学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懂得组织上的一些东西，讲纪律、分配工作不讲价钱、互相批评、一切服从党，这些东西我脑子里种得很深。”

成为一名******党员，是刘少奇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从此，他就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刘少奇拜人民为师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到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调查研究。下去前，他就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要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刘少奇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摘下青呢帽，露出满头银发，诚恳地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这让在场的干部群众十分感动，开始真实地反映情况。刘少奇还来到生产队，和社员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发现困难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原先的估计，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政策错误，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并客观地向党***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换鞋

少奇同志来新四军担任政委之后，不仅十分注意作战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特别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他经常到战士们中间问寒问暖。他还十分注意自己军队同当地人民群众的关系，经常到老百姓家里访贫问苦。在前线、在军营、在大街小巷、在老百姓家里……处处留下了少奇同志的脚印！只要看一看少奇同志穿的鞋子，大家就知道少奇同志是多么辛苦和朴素了。少奇同志穿的那双布鞋，帮子和面子上早已是补钉摞补钉，由于脚底前部磨通了，没法再缝，鞋尖的窟窿越来越大了，隐隐能看到脚指头，少奇同志却毫不在意，有时同志们见了不由地说：“政委，别光想着我们，也要关心自己哪，这狮子口鞋早该换换了。”少奇同志笑笑说：“这双鞋跟我从陕北到这里，可以说劳苦功高，有点舍不得丢。我补不了鞋，有机会让鞋匠补一补还可以穿嘛！”

少奇同志的这双狮子口鞋，有一次被陈毅军长发现了，在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坐得久了，把脚抬起翘在另一条腿上，结果被陈毅军长看见了露出来的脚指头。陈毅军长暗笑起来，他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早拿定了主意。这一天，陈毅军长拎着一双新鞋，指着少奇同志脚上的狮子口，用他那标准的四川口音笑着说：“你这是啥子鞋，成了特制的了，该进博物馆了呀！”少奇同志低头看了看，不禁也笑了起来，说：“打了多年交道，老交情了！”陈毅同志把新鞋往少奇同志面前一放，说：“来、换双新的。”少奇同志急忙推辞，陈毅司令佯装严肃地说：“好！我是军长，现在我就以军长的身份命令，请你立即换上这双新鞋。”少奇同志还是微笑：“你当军长，开口就是命令，做思想工作一点耐心都没有，我不服气。”说着，两人哈哈大笑起来，突然，陈毅同志指着少奇同志的“狮子口”说：“少奇同志，你看，它也张大了嘴巴在笑哪！”两个人笑得更厉害了……

改编十旅

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是皖南事变前从华北南下的的一支部队。后来，在津浦路西淮北地区，受到日伪顽军的三面夹击，艰苦奋斗了几个月，损失很大，名义上是一个旅，实际上只有两个团共六个营。环境困难，生活也很艰苦，为了使革命力量得到保存和发展，使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壮大。刘少奇根据党***指示精神，要求十旅化整为零，在淮海地区安家，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

十旅的指战员同敌人打仗很勇敢顽强，但是听说主力部队要地方化，思想就有些不通了，心里疙疙瘩瘩，脸上愁眉不展，猜测、怀疑、叹息、担心，各种各样的表现在新的形势下都出来了。

针对这些情况，少奇同志打来电话，要旅长刘震和政治部主任高农斧同志到华中局去一趟，十旅的其他同志听了这个消息，都纷纷来跟刘震和高农斧要求，希望向少奇同志说说大家的意见，不要地方化。刘震和高农斧也想得到领导的新指示，便立即策马飞奔华中局所在地……

刘少奇和陈毅正在屋里研究工作，警卫员把刘震和高农斧领进来后，刘少奇和陈毅热情地同他们打了招呼，然后便同他们谈起来。刘少奇首先分析了抗战的形势，他指出：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国民党顽固派已经开始把对着日本侵略者的枪口朝向了我们，他们继皖南事变后正准备发动对我苏北各根据地的进攻。而且，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会更加残酷地“扫荡”根据地，斗争将更加艰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要更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接着他又传达了党***有关指示精神。

“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少奇同志以征询的目光望着刘、高二人。

“坚持巩固和发展华中根据地，在淮海地区安家，实行主力地方化。”刘震虽然这么说，但显然表情中仍有顾虑。

“十旅的同志们对此有什么想法？”少奇同志继续问：

“大家的思想比较混乱，意见也不统一……”刘震和高农斧毫无保留地把部队指战员各方面的意见报告了刘少奇和陈毅。

刘少奇和陈毅仔细听着，认真分析着，待刘、高二人说完之后。刘少奇笑着对他们说道：“你们谈了大家的情况，你们自己是怎么想的，思想上通不通？”

刘震、高农斧互相望了一眼，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我们通了。”

“不见得吧、你们刚才的话里可是带着倾向性的。”陈毅直接了当地说。

“我们是通的，军长，只要符合党***指示精神，我们就通。”刘震说道。

“要从思想上真正想通才对，要学会自己动脑筋，这样才能深刻理解和正确执行***的指示精神。”刘少奇说。

“政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通的，就是战士……”高农斧的话音刚落，陈毅就接去说：“就是战士不通是不是？”

陈毅看着高农斧的窘态，笑着继续说：“战士通不通，我看关键还在你们这里，对不对？”

刘震着急地说：“说实在的，我们是耽心部队这样就会失去战斗力？使革命力量受到削弱。”

听了刘震的担忧，刘少奇根据党***的指示精神，耐心地讲解部队化整为零的作用，目的和意义，他指出：我们暂时把环境不利于我们活动的主力部队化整为零，实行地方化，实际上是为了广泛深入发动群众，从根本上是壮大人民武装，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不是失去战斗力，而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扩大革命势力，这正是为了加强我们的战斗力，要把眼光放远，要想到革命的前途。

刘震和高农斧互相看着，低下了头。

“你们是指挥员，同时也要在复杂的斗争中，善于动脑筋、想办法，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光是打仗，不懂得发展壮大自己，将来拿啥子东西去消灭敌人哪。”陈毅军长的话使刘、高两人红着脸不作声。

刘少奇看着刘、高二人的神态，微笑着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十旅地方化，绝不是削弱我们的武装，而是要到人民群众当中去生根；你们是思想不通，扎根就不深，就像种稻米一样，秧子插不到水里，怎么能得到果实，部队离开了人民群众，又怎么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呢？”

陈毅军长的话明快、泼辣，刘少奇的话精辟、透彻。刘震和高农斧像两块赤金在经受锤炼，思想的渠道终于完全通了，两个人这回再也不感到窘迫了，在少奇和陈毅面前发出了会心的笑意，笑得是那样的自然，笑得是那样的开朗。

临走时，刘少奇一再瞩咐：“你们一定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要同人民鱼水相依，紧密地团结地方政府，尊重地方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化’字上做出成绩，在‘化’字上作出榜样来。”

刘震、高农斧二人愉快地回到了十旅，他们反复把形势和党***的指示精神讲给指战员听，说明十旅化下去。是要扎根在人民群众当中，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保卫地方抗层民主政权，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经过反复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十旅的指战员终于高高兴兴地在地方安家了，他们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同地方武装配合为一体，不久，这颗树就变得根深叶茂，横连八个县、纵贯几十个区，把部队的经验带到地方，帮助地方培训骨干，扩大武装力量，发展生产。县与县、村与村，你追我赶，搞得热火朝天，对敌武装斗争如熊熊烈火，迅速燃遍了淮海平原。

整个淮海平原的武装力量，分区分点注视着敌人据点，把敌人团团围住。鬼子出来抢粮、干坏事，游击队就埋伏在大路边、三岔口，狠狠给它一击。鬼子害怕了，缩在乌龟壳里不敢动弹，游击队就晚上去轰它的窝巢，搞得鬼子颤颤惊惊，一天到晚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根据地各村联防起来，把水井填死，粮食藏起。敌人来了吃没吃的，喝没喝的，气得狼嗥鬼叫。更叫敌人丧魂落魄的是，游击队用“冷枪战”、“土炮战”等办法，打得鬼子和伪军焦头烂额，狼狈逃窜。到后来，敌人在据点里呆不住了，游击队就像吃西瓜、摘桃子一样，一个一个把据点吃掉了，只不过一年的时间，就消灭日伪军一万多人，铲平据点140多个。敌人像踩在烧红了的铁板上，再也站不住脚了，灰溜溜地躲在淮阴、沭阳、宿迁几座县城再也不敢出头露面了。

为了迎接新战斗，积极准备大反攻，按照华中局指示，十旅的番号恢复了，已经由两个团四个营发展为三个团九个营。果然是兵强马壮，实力雄厚。

一卷钞票

1942年麦熟的时候，赣榆县黑林镇大树村熊老爹家隔壁，住下了一个干部，高个子，约摸四十来岁。这干部到村没有多久，天天晌午，拿张报纸到熊老爹菜园里去看，逢着熊老爹没事，就拉家常；还帮着熊老爹薅草。日子久啦，熊老爹就和这干部成了知心朋友，熊老爹碰到这干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一家人还亲。熊老爹心里可乐呼呼的，逢人就夸，说他懂穷人们的心思。

一天，这干部到熊老爹菜园里来买菜，熊老爹正在摘黄瓜，刨小葱，忙得团团转。这干部二话没说，就帮着熊老爹一起摘，一起刨。待把菜弄好了，才从袋里摸出一卷票子。递给熊老爹，说是菜钱。熊老爹一看，就动了气。两手一推，说：“同志啊！你这就见外啦，自己种的，还能说要钱。你三天两头地帮俺弄地，别说你来拿，俺送也得送给你呀！”

这干部见老爹高低不肯要，坐下和老爹磨蹭了一会，只好拿着菜走了。到了傍晚，熊老爹想吸袋烟。摸着烟袋里有卷东西，不像烟丝，掏出一看，嗨，还不是那一卷票子！熊老爹气又来了，冲着他老伴说：“这个人！他高低要给钱，我高低不收，他又把钱放在我的烟袋里啦！”

说着，跑着就要给送回去。大娘说：“别啦！天不早啦！再去摸黑碰门的，惊动人家。明儿待他来看报，再给他不得啦？”这老爹才把票子叠了又叠，放进贴身的小口袋里。

可巧，打从这天起，熊老爹在家等了一天、二天、三天，再也不见那干部来看报了。到了第四天，熊老爹等不及了，出门找去。才出门，就见村上三个一堆、五个一圈地谈得正欢。老爹上去一打听，都说这干部就是刘少奇同志。前三天就走啦！

打从这天起，熊老爹那件褂子再也不离身了。他叫老伴给他小褂上缝个口袋，缝在左襟靠心口的地方。他把票子装在小口袋里，袋口又别了根别针。这卷票子就一直靠在熊老爹的心上，从没离开过。

夜渡盐河

1942年8月，刘少奇同志率众离开苏北，回陕西延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罪恶的侵略行动，国民党投降派进一步暗地和日寇勾结，继续推行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策略，把矛头直接指向******。因此，这次从华中回延安可以说难上加难。

大路上，少奇同志率领华中局及护送人员正悄悄地向河堤行进。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抽烟，静静的夜空回荡着轻微而杂沓的脚步声，嚓！嚓！嚓！

春之夜，晴朗而爽人。星儿缀满蓝天，闪耀着欢快的光芒。夹着花草香味的春风在夜空中轻轻飘荡，华北平原，一片宁静。黑暗中，日寇的碉堡宛如墓地坟冢，密密麻麻，远远望去，照明弹象坟地间飞动的流萤，在宁静的夜晚不时地传来阵阵枪声。有的同志缺乏经验显得有些紧张，不少人非常担心少奇的安全。骑在马上的少奇同志，显得非常镇静沉着，他低声清晰地对大家说：“这是鬼子汉奸在虚张声势，夜晚的枪弹是打不着人的。”果然，一阵枪声响过后，依然恢复肃静，空中弥漫着一点火药味，仍然是轻微的嚓嚓脚步声。

午夜时分，夜行军神不如鬼不觉地来到盐河边，离河边不远的地方。鬼子的据点像晚上守门的狗蹲在暗中，窥视着四周。

盐河岸边，停泊着十来条船，夜行军必须分批渡河，所有的牲口都卸掉了鞍子，淌水过河。少奇同志来到岸边，下马环顾了一下周围，然后沉着地登上了小船。盐河水流很急，小船颠簸得很厉害，不停地左右摇摆。少奇同志却站在一个制高点上，用手轻轻拢了拢被风吹拂的头发。少奇同志的镇定，给大家起了很好的榜样作用，虽然小船往来穿梭，但大家忙而不乱，紧张而有秩序地渡过了盐河。

当大路上又响起轻轻的嚓嚓的脚步声时，哗哗的盐河流水声渐渐远了、远了，消失在夜幕中。

党籍

刘少奇在回延安的途中，来到了淮海区党委所在地周村。

屋子里，少奇同志正在主持开会。邓子恢、金明、刘震等同志在向少奇同志汇报情况。警卫员来向少奇同志报告：“首长，外面有位同志说要找领导上谈他的个人问题。”

“什么事？”少奇同志问。警卫员答道：“他说是为恢复党籍的事。”“哦。”少奇同志用眼睛望着秘书柳岗说：“你去跟他谈一谈，详细地问清情况。”

“好！”柳岗答应着走出来，只见门外站着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正恳切地注视着柳岗，柳岗一面上前问候，一面叫警卫员搬来两把椅子，让来人坐下，然后便询问起对方要谈的问题，来人迫不及待地向柳岗谈起了自己的经历：他说自己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加入了中国******，入党后，一直在白区搞地下工作。经常活动在苏北地区，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农民运动。后来在涟水一带发动了武装起义。但是，因为力量的单薄，时机的不成熟，终于失败而被捕入狱了。由于反动当局对他的材料掌握得不充分，他也从未泄露过党的机密，所以关了一段时间，又把他放了出来，出狱后，虽然仍在苏北一带继续搞革命工作，但却没有恢复组织关系。他说：“这使我非常苦闷。一个失去组织关系的人就像孩子失去父亲，我多次找当地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仍然没有解决，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新四军进入苏北，我又马上要求恢复我的组织关系，然而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今天，听说中原局首长路过这里，我就来这儿专求你们解决。一个人最了解自己，我从参加革命入党以来一直忠于革命事业，热爱党，入狱前后也从来没有出卖革命利益，泄露党的机密，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弄清我的问题，恢复我的党籍。”他一边说着，柳岗一边认真地听着。当他说完后，柳岗把前后情况想了一下，就问道：“那么，当地组织对你作了什么答复呢？”

“这里有我的申请书和党委的处理意见。”申请人说着，向柳岗递过去一叠材料。柳岗接过材料，逐字逐句地看着，申请人焦灼不安地看着柳岗脸部的表情。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看完材料后，柳岗问道。“我在村里的小学，公开职业是教员。”

“你在狱中的情况有人能证明吗？”柳岗问。申请人面有难色，吞吞吐吐地说：“狱中情况……和我在一起的人是有的，……不过时间长了，有的记不起来，有的不在了，有的现在不知在什么地方工作。”

“好，材料我看过了。不过我个人不能立刻向你作答复，我一定把你说的情况和材料转呈给首长。你先回去，等有了答复通知你。”

申请人走了，柳岗拿着材料交给少奇同志，然后把情况说了一遍：“从材料上来看，申请人入狱后的情况都没有证明，我在问他时候，他的回答也是吞吞吐吐的，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

少奇同志燃着烟，静静地听柳岗的汇报。他沉思了一会，对柳岗说：“你明天你去找到他，再好好详细谈一次，把他的话仔细记下来。他今天和你见了面，明天可能会和你谈得更多更深些。要想办法解除他的顾虑，把心里的话向组织上讲明，这对党有好处，对解决他的问题也有帮助。让他明白，只有向组织把真实情况讲出来，组织上才有可能正确地解决他的问题。党籍问题关系一个人政治生命，我们一定要很严肃地对待，要给予极大的关切。一个人，要来革命，谁也没有权力拒绝他，我们只有以同志的态度。好好地去听他的申诉，根据党的原则，帮助他解决问题，他也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少奇同志对工作一丝不苟。想得那样细致，对问题的看法又是那样的中肯和深刻。

第二天一早，柳岗匆匆吃过早饭，饭碗一丢，就去村小学找到了申请人，申请人显得高兴而热情，心情也非常激动，一个急切想得到党的信任的人，看到党这样关心自己的事情，心里是多么的不平静啊。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柳岗一来就单刀直入地要申请人把情况说清楚一些。

经过仔细了解，才知道，原来和这个申请人一起入狱的人成了叛徒，而申请人有顾虑，怕把这些说出来，组织上会更加怀疑自己，问题更加复杂，更不容易得到解决。他说：“我确实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坏事，如果以后查到我的话是假的，我欺骗了党，我愿意接受党的任何处分。”申请人诚恳而实在地说：“如果我真的做了坏事，再三要求恢复党籍，我请求华中局首长和同志们对我进行严格的审查和全面的了解。”

柳岗把申请人的话一一记了下来，然后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了，我只要求领导上早日调查清楚，让我恢复党籍，使我心情舒畅地为党和人民工作！”

回到屋里，柳岗写了一份详细的汇报，晚饭后，柳岗拿着材料找少奇同志。天黑了，少奇同志的桌上燃着一盏豆油灯，灯花像两片豆叶靠在灯碗的边缘，油灯一闪一闪地跳动着微微的红光。少奇同志聚精会神地看着柳岗的报告，当他仔细地看完报告后，对柳岗说：“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可是目前，我个人不能代表组织来处理这个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淮海区党委也不能解决，必须经过华中局才能解决处理，同时，有些还需要经过反复细致的调查，才能下结论。”说完，少奇同志拿起笔在报告上批了几句话，建议华中局根据申请人提出的申诉和有关材料，认真进行调查，尽快落实处理。

后来，经过华中局反复调查，很快把申请人的历史情况搞清楚了，申请人恢复了党籍，他很快给华中局写了封充满感激的长信，感谢少奇同志和组织上对他的关怀，并表示今后一定更好地为党工作。

寓教于乐

经过几天的行军，刘少奇一行来到了山东分局所在地东海县的诸繁。住在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师部里，当时在一一五师的不少人曾经是延安抗大的学员，他们在延安曾听过刘少奇所作的《论******员的修养》，刘少奇讲话时的博学多识和深入浅出的道理，使得大家对他十分敬佩，同时也因为在生活中经常能够看到少奇同志的音容笑貌，所以他虽然是党的高级干部，但是大家对他都感到特别的亲切，有时总想来看看他，从他的淡话中受到教育和启发。

一天傍晚，少奇同志的房间里又坐了不少人，少奇同志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兴致也显得特别高，和犬家闲聊开了……

有个同志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凑近少奇同志，指着书里的一行字说：“少奇同志，毛主席说曹刿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这是什么意思啊？”

刘少奇接过书来一看，是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便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曹刿论战，他几乎能把左传的《曹刿论战》一节全文背诵下来，然后就一段一段地讲给大家听。末了，他问大家：“你们说说，曹刿论战这则故事说明了什么？”

大家先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听了少奇同志的问话，没有深思就争先恐后地说开了，有的说打仗全在于士气；有的说打仗就是要首先了解敌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少奇同志边听大家说，边参加分析议论，气氛很活跃。他说：“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只要战略防御工作做好了，战术对头了，就可以弱胜强。现在，不要看日本帝国主义和敌伪汉奸张牙舞爪，表面上凶得很，实际上却是外强中干。毛主席和党***正是分析了他们的弱点，才做出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只要我们坚决按照党***的指示，军民团结，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少奇同志和同志们在一起谈论，显得非常愉快，从战争问题又谈到了减租减息运动，少奇同志又结合《曹刿论战》说：“鲁国战胜各国还有个前提，就是能够取信于民，这是在战争中能够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我们搞减租减息也必须取信于民，只要我们深入了解农民，知道他们的想法和要求，尽心尽力地为他们服务，使老百姓信任我们，减租减息的工作才能做好。”

一席话，使大家不仅弄懂了毛主席著作中的话，而且还结合了现实的斗争。

一个小会

在东海县诸繁逗留期间，刘少奇同志在指导抗日斗争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每次听取罗荣桓、朱瑞、肖华等人汇报工作时，几乎都要研究减租减息斗争的情况。他根据一路上的见闻和同志们的汇报，感到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虽然已经继续开展，但是在某些地方由于宣传、组织领导工作还不够扎实，群众对党的政策并不十分了解，只凭一股热情就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少奇同志决定召集干部来开个研究会，专门研究如何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这次会上，少奇同志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了根据地减租减息工作之后，指出：减租减息是涉及到农村千家万户贫苦农民的大事，是一次政策性很强的运动，要领导好这场斗争，我们党的干部首先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好宣传工作，使农民真正明白党的政策，认识地主阶级是怎样剥削农民的，为什么要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如果使群众的觉悟仅仅停留在眼前的利益上去搞减租减息，那就失去了这场革命的意义，在减租减息过程中，党的干部要脚踏实地去组织领导，光凭热情是不够的，要正确引导群众，通过这场斗争，真正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

这次会议，使根据地领导减租减息斗争的干部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在宣传组织领导这场斗争中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

错一个字就错了一个人

1956年3月的一天，少奇同志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他把我叫去，将要开什么会，开会的时间、地点、内容和参加会议的人等都一一告诉了我。别的我都听清楚了，就是提到出席的人名时，因当时有点紧张，同时对他的口音还不完全熟悉，所以没有听清楚。这时，他马上把眼前的笔和纸递给我，说：“请你把我刚才说的话写在纸上，让我看看。”我立即写了出来，他看后把“陈毅同志”改成了“陈云同志”（因为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笑了笑说：“错的不多，只错了一个字，不过这一个字很重要，一个字就换了一个人。”听完他的话，我的紧张感立刻消失了。从此，我就在他办公桌右上角的文件上放了几张纸和铅笔，他交办什么事时，我尽量做记录，让他过目，漏了的补上，错了纠正，既锻炼了辨别湖南口音的听力，提高了自己的笔记速度，也避免了出差错。

少奇同志就是这样耐心细致地纠正工作人员的差错。有时，他看到工作人员有些局促紧张，还微笑着说几句幽默的俏皮话，使你的心情马上轻松许多，气氛也马上活跃起来了。

一次，中南海电话局总机的一位话务员，在电话中对我说：军事科学院有位首长找刘委员长。她把电话接过来后，我一听是位操湖北也可能是湖南口音的老同志，他问我：“刘委员长不是要我们去汇报吗？请你定个时间。”因为总机事先告诉我说是找刘委员长的，我也听得是那么个音，以为是少奇约好他们来汇报工作的，只是还没有定下时间。放下电话，我就匆匆忙忙去向少奇同志报告说：“军事科学院的同志不是要向你汇报工作吗，请你定个具体时间。”

少奇同志听后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反问我：“军事科学院什么人要向我汇报工作？”我顿时紧张起来了，后悔接电话时连名字也没有问清楚。我如实说：“没有问名字，以为你知道这事。”他回答：“我没有约军科的人汇报工作。”然后“你再去问问看。”

我赶快叫总机那位话务员查一查刚才那个电话是军事科学院什么人打来的。她查后才搞清楚，“是军科的一位首长找刘伯承院长的，对不起，我把‘刘院长’听成‘刘委员长’了。”我马上去向少奇同志道歉。少奇同志看我很紧张，就轻轻一笑说：“音差不多嘛，以后要搞清楚。”

这次错传电话给我的教训很深刻。后来不管什么人打电话，我都要问个清楚才向少奇同志报告。

少奇同志对秘书工作，一是重视，二是要求严格。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秘书工作好比一台精密机器上的螺丝钉，你们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机器的运转。你们一定要认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要有埋头工作、不图虚名、甘作无名英雄的精神。要完全抛弃个人主义打算，真心实意地献身于***的集体事业。同时，你们看的东西很多，知道的事情很多，甚至***的重要机密也知道，所以更要遵守纪律，严守机密。个人不能随便利用内部材料给报刊杂志写文章，积累政治资本，要懂得自己是替***工作，是***的一个助手，一颗螺丝钉，时刻要对书记处负责，要对***负责。我们这些人不要出风头，更不要做一件好事就希望别人知道。”少奇同志是这样要求我们的，也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从不炫耀自己，也讨厌别人在他面前吹嘘自己有才能。（刘振德）

一次家庭会

1959年国庆期间，少奇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参加的人有王光美同志，还有几个孩子和亲戚。

少奇同志工作那么忙，为什么要亲自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呢？原来，这些孩子和亲戚看到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就到北京来找他为自己办点事，有的不想当农民想当工人，有的不安心农村，要进城市，有的想要点东西等等。不给办，还有埋怨情绪。少奇同志认为有必要做些思想工作，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

少奇同志说：“今天，请你们来开个会。这个会议室是我主持政治局同志开会的地方。（这个会议室十分窄小，除了一个长条桌子和墙上一张大地图以外，什么摆设也没有。桌子周围坐二十来个人，就没有多余的地方，从开会的人背后，只能走过一个人。）正确处理人民的内部矛盾嘛！什么矛盾呢？你们以为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点方便，给你们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个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确处理。现在解放了，在农村也好，当工人的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完全的平等，现在还做不到。你们在农村的想进城，希望我帮忙。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是******员，不能随便行使自己的职权。你们现在吃饱了，穿暖了，就应该好好为国家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还说：“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可是国家还不富裕，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工作，建设好这个国家，不能因为你们是国家主席的亲戚，就可以搞特殊，就可以不好好工作，随随便便。要为国家争气。”

在这之前也曾有过一些熟人想靠少奇同志的关系找工作。确实，在有些人看来，帮助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就是他一句话的事情。然而，少奇同志就是不说这一句话。他说：“这样不好，我们不能乱用党和人民给的权力，不能搞特殊。”

对于一个侄女要一块手表的问题，少奇同志说：“你要一块表，我不是舍不得，也不是给不起，不是这样一个问题。我给你一块表，也不能代替你革命。古人说：‘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要继续革命嘛！我们有了权不能乱用，为自己谋利益。”那时，上海牌手表刚生产出来，曾作价60元送来给少奇同志，只要少奇同志说一句话，侄女的表就解决了，但少奇同志没有这样做。少奇同志在会上说的话，虽然语气和缓，但观点明确，态度坚决。使到会的人受到了深刻教育，心悦诚服，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少奇同志的意见。从那以后，请求少奇同志办事的人就少了。

普通党员

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的党员，包括警卫人员、护士、大夫，和少奇同志共同组成一个党小组。少奇同志经常参加党小组活动，和大家一起过组织生活。

有一次，党小组改选组长。改选的时候，大家把酝酿的意见和光美同志说了，并说少奇同志忙，不一定参加会了。光美同志说：“恐怕还是和少奇同志打个招呼好。在党内大家都是普通党员嘛。”于是，党小组就直接通知了少奇同志。当时，他工作很忙，便说道：“这个会，我虽有事不能到场，但选小组长我还是要参加的。我同意选谁，就写个条子吧。”

经过选举，许永福同志担任了党小组长。许永福同志把选举结果告诉了少奇同志，并说：“明天开党组织会，你工作忙就甭参加了。”“不，这个会我要参加。”

当时许永福同志刚调来不久，听少奇同志说要来参加党小组会，心情有点紧张。其实，少奇同志一点架子没有。开会时，他准时到会，像普通党员一样，和同志们坐在一起。那天的小组会，大家主要谈了对少奇同志照顾不周。还对少奇同志提了两条意见：一条是，他天天只工作不休息，这样会影响身体；第二条，他要出去散步，一定要和大家打个招呼。少奇同志听了大家的话，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工作忙的时候，你们总是督促我休息一下，搞点娱乐活动，这是应该感谢的。可是有时候我实在太忙，没法休息。你们一招呼，我说起话来过于简单，没有考虑到你们的心情。”少奇同志还对散步打招呼的事表示同意，保证做到。

每次开党小组会，他都从不因为自己是党的副主席而无故缺席。实在参加不了，总是要身边的同志代他向党小组长请个假。

“四不准”

少奇同志多次讲过，我这个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只是分工不同。所以他处处以身作则，不搞特殊。他经常外出视察，调查研究，每次出发前总要向身边的工作人员交待“四不准”规矩：一、每到一地，不要人家接送；二、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三、不准向人家要东西，人家送上门来的也要婉言拒收；四、参观时不要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要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

少奇同志自己严格执行这些规定。他每次外出视察，不要地方上招待。有时为了减少住宾馆、招待所的麻烦，就住在火车上，吃一点简单的饭菜。地方同志为了表示一下心意，送点土特产给他，都被他一律退回。实在无法退回的少许食品，就照价付款。1952年，他到杭州等地巡视了两个多月，走了很多地方，一次也没有接受过当地送的礼物。

少奇同志无论到哪里开会，都是自己带茶叶、带烟；接见外宾时，他不能用自己的茶叶，但烟总是抽自己的。

1961年，少奇到湖南农村搞调查，告诉随行的工作人员说：这次下去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一切轻装简行，只要两部吉普车就行了。一天，他们到宁乡县湖塘公社王家湾去调查情况。回来时天正下雨，泥泞路滑，少奇身着蓝布衣，手打雨伞，步行回到住处。住处是一向破旧房屋，窗户敞开，用布遮挡风雨。他们自带油盐柴米，自己起火，少奇同志和大家吃一样的粗茶淡饭。工作人员几次提出要给他改善一下生活，都被拒绝了。少奇听群众说，天华山上地荒无人种，就决定上山看看。当时少奇已经63岁了，山路又窄又滑，工作人员砍了根小树给他做手杖，他生气了，说：这棵树再过几年就要成材了，要爱惜它。

1964年，少奇同志到济南视察，吃第一顿饭时，他见桌上的菜很丰盛，就对当地的同志说：“这一桌够农民吃几天呀！快撤下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级来人，有便饭就行了。”酒菜撤下去，换上便饭，少奇同志这才高兴地进了餐。

她何以能免遭厄运

1960年7月初，刘桂阳接到母亲来信，说她全家由于没粮食吃，患了浮水肿病，爷爷病得卧床不起，姑妈投水自杀身亡。接到信，她马上请了假，回到湖南省衡阳县金溪公社茅冲大队老家。结果又看见叔叔连病带饿死在山上，目睹了10岁的外甥、由于吃了野菜、草棍等不消化的东西，被活活撑胀死亡的惨景。她的心颤栗了。回到厂里，一个尖锐刺心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她的脑海里——家乡农民闹饥荒、饿死人，毛主席、党***知道这一重要情况吗？如果不知道又该怎么办？她决定把耳闻目睹的情况写出来，亲自上北京交给毛主席，向毛主席诉说农民的疾苦，同时她还写了几张“打倒人民公社”的标语，准备万一见不到毛主席时，张贴出去，以引起***领导的重视，达到反映情况的目的。7月24日，她给丈夫写下了遗书，吻了吻刚满4个月的儿子，独自踏上了北上的列车。

7月26日清晨，她到了北京。为了找毛主席的住址，不知问了多少人，来来去去坐了多少次车，可就是找不到。到下午6时，不得不实行第二步计划了。她将“打倒人民公社”的标语贴在国务院北门外墙上，然后叫警卫员来看，并说是自己贴的，目的是想见毛主席，反映农民的疾苦。结果不但见不到毛主席，第二天即被押往郴州。1960年9月27日，郴县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那年她才22岁。

1961年6月的一天，几辆小车开进小刘他们厂里。党委书记把她叫进办公室，刚进办公窒，只见一位身穿中山装、清瘦颀长、坚毅温厚的干部将手伸过来，握住她的手说：“刘妹子，我受刘少奇主席的委托，今天来向你问好，你是无罪的……”厂领导介绍，他就是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同志，随同他来的还有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原来刘少奇主席知道这一案件后，批示道：“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跑到北京，还相信***，这能说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公社的认识上有错误，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但这不应该判罪。”同时还指示湖南省委，“请湖南省委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鼓励她认真向***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所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当刘桂阳知道她之所以能免遭厄运，重新获得公民权，是刘少奇主席关心的结果时，先前强忍住的悲哀，顿时化作了如雨的热泪……

共和国主席的钱柜

1963年5月中旬，少奇同志提议让光美同志去 当前隐藏内容免费查看基层工作一段时间。

光美同志走后的第三天，少奇同志把我叫去，温和地说：“振德同志，现在要请你办这些事了。”说着，他就把已经放在办公桌上的一个陈旧的小木头盒子双手端到了我面前：“光美把它交给了我，我再把它交给你。”他还是心平气和地说。

这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交给我？我心里连续发问，因为我平时并没有见过这个小木盒。这个木盒子大约有30公分长、20公分宽、10公分高。上面没有上锁的地方，也看不出它原来是干什么用的。

少奇同志似乎从我的表情上看出了我的心思，他随手把盒子盖拉开，用右手伸入盒子内翻了几下，叮叮当当地有金属的响声．然后轻轻一关，带点神秘的口气说：“你猜猜看，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又用手翻了一下。我更感到惊奇了，不起眼的普普通通的木盒子，加上他那神秘莫测的举止和语言……但我怎么也猜不出来。

“告诉你吧，这是我的钱柜，里面还有些票证，我不看了，你拿去看一看，该用什么的时候就从里面取。”还是他自己解开了“包袱”。“但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光美走时留下一个开支单子，每个月发了工资，你就照她那个单子分配一下就是了。等她回来，你再向她交账。”

少奇同志说着又把木盒子往我这边推了推，说：“好。拿去吧，从此就由你全权处理了。”

“柜子里到底有多少钱，要搞清楚，不然将来给光美同志交账时说不明白，我也要落个四不清干部了。”我一边看着木盒子，一边开玩笑说。少奇同志也开心地笑了。

“那你就拿出来看看吧。”少奇同志笑着说。

我把木盒子端到一边，拉开盖一看，几乎惊叫起来。这哪是是个钱柜啊，充其量能算个杂物盒，里面杂乱无章，什么零七八碎的东西都有：五颜六色的线脑，大大小小的衣服钮扣，长长短短的钢针，各式各样的票证……

为了不耽误少奇同志的时间，我先从中把钱捡了出来，元票和元票一起、角票和角票一起、钢镚和钢镚一起，数来数去，“总共23元8角，”我说完，怎么没听到少奇同志的反应？回头一看，他早已把全身心集中到看文件上了。

我只好再重复一遍：“23元8角！”不知他听清楚没有．头也没抬地说了声：“那好，拿去吧。”

回到办公室后，我将木盒中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进行彻底清理。我先找出少奇同志说的那个开支单子。上面是光美同志娟秀的字迹：

每月拿到工资后，请按下列数额分配：

1．给卫士组100元，为少奇同志买烟、茶和其他日用品；

2．给郝苗同志（厨师）15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

3．给赵叔君同志（保育员）工资40元；

4．给外婆（光美母亲）120元，作为5个孩子的学杂费、服装费和其他零用钱；

5．少奇同志和我的党费每月交25元（当时少奇同志每月交20元党费，光美同志为5元，比规定的要多好几倍）；

6．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需40多元。

按照光美同志的开支单子，我粗略算了一下，光以上开支每月就需400元出头，而当时他们两口子的月工资总共也只有500多元，所剩部分，少奇同志还经常用来帮助有困难的亲朋好友，难怪光美同志平时花钱那样精打细算，生活那样简朴节俭。因为稍一疏忽，就要出现“财政赤字”。这就是少奇同志的钱柜，这就是共和国主席的钱柜。

有一次，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从钱柜里拿出50元送给了他在新四军时的警卫员凌代英同志。这下我可着急了，唯恐出现断档，到时可怎么向光美同志交代啊。不久，光美同志回来了，我便迫不及待地向她汇报了这件曾使我担心了好长时间的事。光美同志听完笑了起来，“怎么样，‘财政大臣’不好当吧？”“真不好当，每天就像坐在火山尖上，时刻都得提高警惕。”我深有感触地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光美同志又感慨道。（刘振德）

“这不是送给我的”

1964年，日本工业展览会送给刘少奇同志一台九英寸半导体电视机，它体积小，造型美，图像好，工作人员很想给少奇同志留下。可是，少奇同志坚决不肯要。他严肃地说：“这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我们国家的！”工作人员只好把电视机上交了。

1966年4月间，刘少奇同志率领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等邻国。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出于友好诚挚之情和对少奇同志的尊敬，送了不少贵重药材、工艺品、纪念品等礼物。随访工作人员实在推托不掉，便代少奇同志收下了。

回国后，少奇同志坚决不肯把这些东西作为个人礼物收归己有，工作人员没法，只好代少奇同志上交给有关组织，后来，有关组织搞了个“礼品仓库”，对每一个国家送的东西都登记造册，然后分别作出处理。

嗜学

学习，可以说是少奇同志的一大嗜好，和工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不学习就无法工作。而学习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读书。勤奋读书是他自幼养成的习惯，从来没有过间断。由于学习，常常挤掉了休息时间，工作人员的劝阻是根本无效的。大家常常发现，当少奇同志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袋子里总要薄薄地装些文件或肋下夹些书报带回家里去看。这样一来，又引起保健人员的不满，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少奇同志的学习，是谁都没有办法劝阻的。那还是1951年的一件事。少奇同志因长期紧张工作以致身体虚弱。毛主席很关心他的身体健康，批准他去杭州休假。临走时，少奇同志只带了一个装得满满的皮包，不让人看。里面既不是换洗衣服，也不是食品糕点，而是几本厚厚的《中国通史》。在杭州休假的几个月里，少奇同志无心游览西子湖，也不去漫步苏堤，没有欣赏三潭映月，也未去画舫轻绕湖心亭，他每天孜孜不倦地用十几个小时扑在《中国通史》上，透过老花镜片去观察中图的过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美好的未来吸收着有用的知识。

还有个故事，那是在1969年，毛主席号召大家学些政治经济学。正巧，碰上少奇同志去海南岛治疗肩肘炎疾病。他就带上了《政治经济学》第四、五、六、七分册，还请了薛暮桥，王学文两位经济学专家当老师。

结果，在海南岛的一个月同杭州的一个月实在是大同小异，治病休假是名，学习才是真。要说这两个“一个月”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在海南岛的一个月学习中范围更大了，同他一起学习的人数更多了，学习的收获也就更大了。因为连同秘书和警卫员也在少奇同志的带动下，挤出时间来进行学习了。

严格要求

少奇同志不但关心同志们的学习，而且非常注意同志们的学习方法，从中直幼儿园调到少奇同志家里来工作的小宋刚来了不久，少奇同志就要她多腾出些时间来读书学习，并且拿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推荐给她看。小宋是个高小毕业生，有些阅读能力，回去开了个通宵夜车，不到三天就看完了，她颇有些得意地去向少奇同志还书。

“看完了？”少奇同志略感惊异地问。

“看完了！”小宋回答得很爽快。

“这书的大意是什么？你看了有什么感想，受到了什么启发？”

“大意？！感想？！启发？！天哪！”小宋当时只顾着高兴，她没有想到少奇同志这样问她。

“这……”她张口结舌回不上话来了，脸上感到火辣辣的，额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子，好一会儿才吃吃地说：“只看故事，没想那么多。”

少奇同志笑了笑，口气平缓地说：“没想可不行，读书是学习，不是看热闹，要一边看一边想，还要争取写些读书笔记才好。”

从此以后，小宋每看一本书或一篇文章都仔细地想一想。果然，过了一段时间，小宋的学习有了很大提高。

一卷“钱票子”

1942年麦熟的时候，山东省临沭县大树村熊老爹家隔壁住下了一个高个子、约莫三十来岁的干部。这位干部到村后，每天晌午都会拿张报纸到熊老爹菜园子里去看。逢着熊老爹没事，他就唠家常，还帮着熊老爹薅草。日子久了，比一家人还亲。熊老爹心里乐呵呵的，逢人就夸，说他懂穷人们的心思。

一天，这位干部到熊老爹菜园里来买菜。熊老爹正在摘黄瓜、刨小葱，忙得团团转。这位干部二话没说，就帮着熊老爹一起摘、一起刨。待把菜弄好了，才从袋里摸出一卷票子递给熊老爹，说是菜钱。熊老爹一看，就动了气，两手一推，说：“同志啊！你这就见外啦。自己种的，还能要钱？你三天两头地帮俺弄地，别说你来拿，俺送也得送给你呀！”这干部见熊老爹不肯要，就坐下和熊老爹磨蹭了一会儿，只好拿着菜走了。

到了傍晚，熊老爹想抽烟，摸着烟袋里有卷东西，不像烟丝。掏出一看，嗨，这不是那卷票子嘛！熊老爹气又来了，冲着老伴说：“这个人，他高低给钱，我高低不收，他又把钱放在我的烟袋里啦！”说着，就要给送回去。大娘说：“别啦！天不早了！再去摸黑碰门的，惊动人家。明儿待他来看报，再给他不就得啦？”

熊老爹把票子叠了又叠，放进贴身的小口袋里。可巧，打从这天起，熊老爹在家等了一天、两天、三天，却再也不见那干部来看报了。到了第四天，熊老爹等不及了，就出门去找。才出门，就见村上三个一堆儿、五个一圈儿地谈得正欢，上去一打听，都说那干部就是刘少奇同志，三天前就走啦！

这一下，可把熊老爹乐坏了。他一口气奔回家，捏着那一卷票子，对老伴说：“你晓得这卷票子是谁的？——刘少奇同志的！”当下，熊老爹就叫老伴给他小褂上缝个口袋，缝在左襟靠胸口的地方。打从这天起，熊老爹那件褂子再也没离过身。

一双“特制鞋”

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工作越来越忙。他穿着一双补了补丁的布鞋到战士中询问战士的疾苦和战斗情况；到老百姓中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抗日；到前线观察敌情，日夜奔忙。没几天，他脚上那双布鞋就张开了“狮子口”，脚趾头都露了出来。同志们见了，既敬佩又难过，都劝他换一双新鞋。他笑了笑说：“别看这鞋有些破，它的功劳可不小啊！跟我从陕西到了这里，有感情啦。让皮匠补一补还可以穿嘛，不用换！”

1942年冬天，新四军军长陈毅拿来一双新鞋。他指着刘少奇脚上的鞋说：“你这双鞋成特制的了，该换一下啦！”刘少奇却说：“缝缝补补，穿了五年，舍不得丢啊！”陈毅微笑着说：“我以军长的身份命令你，赶快换一双新鞋！”刘少奇也笑着说：“你是军长，我是政委。现在战士们这么苦，我们要和他们同甘共苦。你当军长，一开口就是命令，一点耐心都没有，我要反抗。”“哈哈哈！”两人同时大笑起来。

一块“上海表”

有一次，刘少奇到上海视察工作。他在火车上休息时，摘下手表，放在茶桌上。旅途中，由于火车颠簸，那只上海牌手表滑下茶桌掉进了痰盂里。卫士长李太和趁机说：“反正这表也够旧的，早该换新的了。正好到上海，买块新的得了！”刘少奇却摇摇头说：“这表捞出来洗洗还能戴，即使出了毛病，到上海修理正好方便。”

李太和帮忙把刘少奇的手表捞出用水洗过后，刘少奇看看这表没有毛病，于是又继续戴上。

直到去世，刘少奇还戴着这块从痰盂里捞出来的“上海表”。

一条橡胶垫

1952年以前，刘少奇住的是一幢旧式房子，共有三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会客室，还有一间是卧室，因年久失修，都已十分破旧。后来，管理部门给刘少奇调了好一点的房子，但他的办公室仍然简单：办公桌、书架、文件柜、一对沙发、一把藤椅，没有地毯，更看不到什么摆设。

有一天，管理员看到刘少奇办公室和楼道走廊的地板比较滑，走路容易跌倒，于是，趁他到外地出差，就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铺了一条地毯。刘少奇回来后很不高兴，立即让撤掉。身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为了安全，不是讲排场。刘少奇说：“不管是不是讲排场，反正用这个太浪费，太贵。”后来，管理人员只好换上了橡胶垫条，刘少奇走上去试了试，说：“这个好，这个东西便宜，结实又耐用，走路也不滑，铺这个就行了。”

刘少奇眼中的“好党员”

1940年7月1日，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迎来了建党19周年。应《抗敌报》等的邀请，刘少奇撰写了《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一文。

刘少奇指出，建设一个好的党，需要大家争做一个好的党员，要做到三条：

第一，要尽心负责地为党工作，爱护党的每一个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样；

第二，为党的与劳苦大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是最值得的；

第三，要做一个终身的好党员。

这三条标准，是革命战争年代对好党员的基本要求。

1951年3月，在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报告提纲中，刘少奇又提出了******员标准的八项条件：

（一）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一切党员必须承认此点。

（二）中国******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三）现在的人做一个******员，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

（四）一切******员进行革命斗争，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去进行。否则，就不能做一个******员。

（五）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一切自私自利的人，不肯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人，都不能做******员。

（六）一切党员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否则，就不能做******员。

（七）一切党员都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不能这样做的人，都不能做******员。

（八）一切党员为了能够并且更好地履行以上各项，都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

这八条标准，经过整理和修改，被写进《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成为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后来***又提出了******员的“十条标准”，成为******人的行为规范。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党员都有严格的标准和要求。

今天，广大党员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按照******的要求，做到“四讲四有”，即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做一名合格的党员。

刘少奇的零用钱

1960年，老一辈革命家刘少奇同志率团去苏联参加会议，按

规定，国家发给他5000卢布的零用费，但到了莫斯科后，没花一个戈比（1卢布合100戈比），而是把钱全部交给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刘少奇勤于学习被称为“刘九书柜”

刘少奇从小就喜欢读书，由于他在家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称他“刘九书柜”。

早年求学期间，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他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从苏联回国后，尽管他长期斗争在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

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他的“坐功”是有名的，有时坐着读书，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动也不动，进入一种陶醉、忘我的境界。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刘少奇的初心

刘少奇一生以人民勤务员自勉，以让人民尽快过上“富裕和有文化的生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夙兴夜寐，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常牵挂在心，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作头等大事。他惦记着东北林区的工人，要求有关部门供应胶鞋、白酒等保暖物资。他惦记着唐山煤矿井下的工人，关切地询问井下供氧量怎么样；得知井下用机械运煤、安装了送风设备时，他很高兴，说以前用驴子运煤要占用氧气，影响井下工人用氧安全。农民当面向他反映看不上电影，他记在心里，没多久，就把外国友人赠送的一台放映机，转送给河北抚宁的农民。在经济困难的日子里，他与群众一块苦、一起干。他回家乡调研44天，吃住在老屋甚至猪场，铺禾草睡门板；他从老屋门前尚有的半塘水，知道旱情并不严重，主要是工作有错误，这让他夜不能寐，内疚不已。当着父老乡亲的面，他脱帽弯腰，低下花白的头，鞠躬致歉，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他坚决不让办旧居纪念馆，决定把老屋分给农民住，说：“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10年、20年，等有了比这个更好的房子，愿意搬再搬。”

发动群众与封建势力作斗争

刘少奇同志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想方设法保障群众的利益。他了解到大树村的“双减”运动开展得不太好，又发现驻村工作团几次发动群众与封建势力作斗争没有成功，源于以熊老七（熊丙伸）为首的封建势力还相当嚣张。熊老七是大树村的头号大地主，霸占良田几百亩，经常欺压贫雇农，还勾结汉奸武装为自己撑腰，村民敢怒不敢言。刘少奇决定，发动群众一起攻下熊老七这座“封建堡垒”。

熊方文是贫雇农中“双减”运动的积极分子，刘少奇便把他请来做动员。刘少奇先以安源路矿工人团结战斗取得罢工胜利的例子来启发他，接着拿起桌子上的筷子，形象地比喻说：“一根筷子很容易断，一把筷子就不易折断了。”然后又问：“打人是伸着巴掌打重，还是握着拳头打重？”熊方文说：“还是握着拳头有力得多呀。”

在刘少奇的启发下，大树村的贫苦农民建立起第一个雇工组织——职工会，并向本村地主提出增加工资和减租减息要求。刚开始，地方封建势力的地主老财们不答应，还勾结汉奸武装吊打职工会会员，企图把农民运动镇压下去。雇工们采取罢工手段，也未能打击熊老七的嚣张气焰。经过准备之后，职工会组织了七十多名长工扛着扫帚、铁锨高呼“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口号，涌进熊老七的院中。熊老七见势不妙，闩上堂屋门，企图拖延顽抗。雇工宋广田找来一把镢头把窗棂砸断，加上八路军驻该村部队对职工会的支持，熊老七不得不开门，接受职工会提出的要求，第二天便和雇工签了减租减息合同，并每人增加工资粮四百五十斤，布一丈二尺。斗倒熊老七，对当地和附近地区的影响很大。后来，大树村职工会又帮助董康邑村、旦头村等十多个村开展“双减”运动，都取得了胜利。

刘少奇教育子女为新中国学习

1949年7月，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正在莫斯科学习的刘允斌、刘爱琴接到大使馆通知后，急切地赶到代表团驻地看望久别的父亲。

刘允斌、刘爱琴是刘少奇和前妻何宝珍的孩子。在恐怖危险的环境下，为便于从事革命工作，刘少奇夫妇先后将两个孩子送他人抚养。刘允斌被送到湖南宁乡炭子冲亲戚家，打猪草、放牛，过着清贫的生活。刘爱琴被托付给武汉一个老工人，后来由于这个家庭失去经济来源，又被送人做童养媳。何宝珍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第二年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刘少奇到达延安后，组织上派人找到两个孩子并送到延安。刘少奇和孩子们仅仅生活了1年，1939年又把他们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这一别就是10年。

兄妹俩到达代表团驻地时，刘少奇正在外面与苏方会谈，还没回来。两人在房间里焦急等待着。没过多久，一个高瘦的身影跨进大门，爸爸回来啦！他们顿时扑了上去。刘少奇盯着他们看了又看，见两个孩子经过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艰苦环境的磨炼，变得成熟起来，感到非常欣慰。孩子们见到日思夜想的父亲也很兴奋。刘少奇还要忙着会见客人，暂时让两个孩子先住下来。

两个孩子的到来给刘少奇很大的欣喜，他从忙碌中设法抽出身来和他们聊聊天，了解每个人学业和生活情况。刘爱琴告诉他：“我已经从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毕业，正准备上大学，打算和哥哥一样，报考莫斯科大学。”刘少奇微笑地说：“你的想法不错，不过新中国即将成立，我们自己的大学也会招生，我看你不如回国上大学，可以多了解国内情况，这对你有很大好处。”当时刘允斌已由莫斯科钢铁学院转到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攻读核放化专业，他告诉父亲，核放化专业与核技术研究关系十分密切，这门专业学好了，能为祖国的核研究和核工业发展做出贡献。刘少奇听完他的话，勉励他继续学好知识，将来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当时一些干部子女也在苏联学习，刘少奇多次接见这些年轻人，向他们讲述国内革命形势、党的历史和先辈的故事。他们有时会对一些问题展开讨论。有一次，刘允斌、刘爱琴等人向刘少奇提出一个问题：中国革命为什么取得胜利？刘少奇点上香烟，沉思一会儿，看着他们认真地说：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以前我们党也犯过“左”的、右的错误。因为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有人民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我们才真正找到革命斗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道路。我们的胜利，离不开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支持，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解放战争中还有几百万人民解放军战士的英勇战斗；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认识到蒋介石集团的虚伪残暴，和我们站到一起……这些都是取得胜利依靠的力量。年轻人听了他的话，进一步了解到党的革命理论和斗争形势。

8月28日，刘少奇结束访苏任务后，带着刘爱琴一起回到北平。他嘱咐刘爱琴：“中国的事情你还不懂，要虚心向同志们学习。”为提高她的中文水平，刘少奇把她送到师大女附中，一边学习中文，一边教俄语。刘爱琴每周教学18节课，教学水平也不错，学校想给她和别的俄语老师一样的薪水。他们在征求刘少奇意见时，刘少奇不同意，说：“她除了教俄语还有学习的任务，不能和其他老师相比，每月给她够吃饭的就行了。”结果刘爱琴的月薪比别的俄语老师少一半。

每当刘爱琴回家休息时，刘少奇都会抽出时间关心询问她教学和学习情况，还让王光美找书给她看。这些指定的必读书中，多数都是毛主席的著作。他对刘爱琴说：“文字上可能念不下来，但是都应该看的，就拿它当课本吧。”还强调要她做笔记，写出读书心得，并告诉她：“你觉得写得好的送给我看看。”

过段时间，刘爱琴把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心得体会给父亲批阅。刘少奇刚看完，刘爱琴着急地问：“是不是写得挺好啊？”刘少奇点点头说：“还可以。”接着，他指着笔记本问女儿：“毛主席说中国社会有五个阶级，你看看这里有几个。”刘爱琴连忙接过笔记本看了一下，自己只写了四个。“不仔细，丢三落四。丢了哪个？”刘少奇笑着问她。“是半无产阶级吧？”刘爱琴想起来了。刘少奇半带批评地说：“把半无产阶级都没有算上，看看！”随后，刘少奇指着笔记本上凌乱的字迹说道：“写字要一笔一画，要写得工整，让人家看得懂。不能这样，外国字不像外国字，中国字不像中国字。”他细心地把笔记中错字和白字都指出来，并教给女儿正确的写法。在父亲的督促和关怀下，刘爱琴认真地学习了党的理论知识，中文水平也得到锻炼提高。后来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经济系，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远赴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在那里勤勤恳恳工作20年。

刘允斌遵照父亲的教导，继续留在苏联攻读研究生。每天他总是最早到教室，花大量时间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经常熬夜学习到凌晨，以致体力不支，大病了一场。刘少奇得知后，既牵挂他的身体健康，又对他这种拼命式的学习感到担忧。他给儿子写信，告诫他要改变学习方法，从祖国的需要和自身的发展合理安排学习与生活。刘允斌牢记父亲教诲，身体逐渐好起来，学习成绩优异，获得副博士学位。在父亲的要求下，他学成回国进入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从事核燃料研究，后又肩负重任调入偏远的内蒙古二0二厂，领导创建新型热核材料研究室，为我国核燃料后处理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成为我国杰出的核化学专家。

访贫赠衣衫

刘少奇每到一处，总喜欢利用饭前饭后休息时间或阴雨天气，到群众家中去了解情况。这天，他要去看看庄南头的乡农救会委员、雇农朱学广。朱学广租种了地主家5亩地，一家5口人难以糊口，加之去年秋天遇到干旱，收的粮食交了租子后所剩无几。不是这次向地主借粮度荒，早就断炊了。

乡间小路，路窄泥烂，刘少奇一步一滑地向前走去，到了朱学广家门口，鞋子和裤脚上全是泥巴。朱学广正在家里搓绳。

刘少奇和两个战士走进屋里，环顾了四周，停在屋角的小床前，床边堆放着几件破旧的单衣，床***有一条破棉花胎子，里面挤着3个小脑袋，好奇地望着这几位不速之客。刘少奇微笑着问道：“太阳几丈高了，怎么还不起来呀？”朱学广接过话说：“不瞒你胡同志，家里穷，每天只熬一点元麦糁子粥吃，没钱给他们做衣服，下雨天冷，会着凉，孩子起来，又没事做，不如就叫他们焐在被窝里了！”接着，他拍拍床边说：“胡同志，床上暖和，就在这边坐坐吧！”刘少奇在门口的长凳上坐下，两个战士也随之坐到他的身旁，他转身向一位战士小声讲了几句，这位战士一转身，立刻离开朱学广家。“学广，你们为什么这样穷的？”刘少奇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胡同志，是命生得苦啊！”

朱学广带着自卑的口气说道。刘少奇哈哈大笑：“学广，不是命苦，而是万恶的旧社会和日本鬼子给我们造成的。”接着，刘少奇向他讲述封建统治阶级怎样剥削农民，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烧杀抢掠的情形，朱学广听到这里，好奇地提出：“那我们怎么办？”

“起来革命，跟******走，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

“跟着******——”朱学广重复了一句。

“对，******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打碎旧世界，建立新社会，你们自己有田地，不再向地主交租，就吃不愁，穿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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