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省域差距研究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战略、城乡二元结构及重点学校政策等制度性因素影响，区域差距作为教育差距中重要的表现形式，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着力分析当前我国省域间基础教育在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配置方面的差距，尝试分析影响省域教育资源差距的实质性因素。

关键词：基础教育；教育资源；省域差距

中图分类号：G4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7）01007004

长期以来，由于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战略、城乡二元结构及重点学校政策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教育的区域性差距作为教育差距中重要的表现形式，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据百度百科资料统计，2014年中国高中排行榜中排名第一的是湖北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河北衡水中学、北京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紧随其后，浙江共8所高中进入百强榜，而西藏、青海无一入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这一论述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政府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教育区域差距在教育不公平的各种表现中具有重要影响，并把加大对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教育资源投入作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的重点。2013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2015年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讲话中特别强调：“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可以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国家意志，基础教育作为起点公平的教育，缩小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差距已经成为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的重中之重。毋庸置疑，探讨教育公平问题，弄清楚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省域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教育资源主要包括教育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师资水平作为“软”条件是体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核心要素，经费投入和物质资源作为“硬”条件是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的重要支撑。笔者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鉴于省份间教育资源配置既具有差异性和存在差距，也具有共同性以及便于区分省份差距的区域性，根据维基百科中国传统地理大区划分原则，从东北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各选取两个省份作为分析样本，同时鉴于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将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作为分析样本，对不同区域的12个省（市）的基础教育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资源配置所存在的差距现状进行分析，努力客观地呈现当前我国省域间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差距现状。

一、省域间基础教育的人力资源差距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2015年9月9日，习近平给“国培计划（2014）”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的回信中同样指出了教师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发展教育事业，广大教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推动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师队伍素质能力不断提高，让贫困地区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并希望教师成为“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可以说，教师作为教育人力资源其差距状况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就如同两点之间有且只有一条直线的真理一般，毋庸置疑。

第一，从教师数量来看，不同省份、不同层次学校的师生比存在较大差距，同一层级学校省域间的差距较为突出。如普通小学阶段师生比黑龙江为11.28，而浙江为19.05；普通初中阶段差距更大，黑龙江为9.60，云南为15.38，而全国比例最高的贵州为18.23，差距近一倍；普通高中阶段北京为9.00，重庆为17.54，而全国比例最高的贵州为18.25，与北京的差距超过一倍。尽管从东北、中部、东部、西部等区域来看，区域间的生師比差距并不明显，但省域间生师比差距却客观存在。

第二，从教师质量来看，省域间差距表现明显，以省域为单位的区域间差距同样明显。作为体现教师质量核心指标的学历层次和称职水平，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相关省市的专任教师学历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显著高于河南、云南、新疆等中西部省份。

学历层次方面，如北京小学阶段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为85.2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47.97个百分点，而云南只有29.07%，而全国最低的海南这一比例仅为16.05%，不到北京的1/5；初中阶段专任教师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分别为97.31%、97.33%、91.28%、89.68%、92.42%，而河南这一比例为64.75%，湖北为68.24%，其中研究生学历方面，北京为10.13%，上海为5.97%，远远高于新疆的0.48%、云南的0.54%等，北京与贵州初中学校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师资比差距达30倍以上。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小学阶段具有专科及以下学历的教师比例，全国有26个省市这一比例在50%以上，其中贵州高达77.22%，海南高达83.95%，而北京和上海分别只有14.97%和29.63%；初中阶段这一差距同样存在，初中阶段具有专科及以下学历的教师比例，北京只有2.70%，上海只有2.67%，而河南则高达35.25%，贵州为32.82%。

职称水平方面，省域差距同样较为明显。如小学阶段专任教师中小学高级和中学高级比例，天津为79.50%，辽宁为79.25%，而新疆为38.53%；初中阶段专任教师中中学高级比例，全国为16.00%，辽宁高达41.62%，天津为31.86%，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表中最低的重庆只有11.83%，全国较低的西藏这一比例为4.03%，山西为8.26%，甘肃为7.43%。但从这组数据来看，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职称水平与省域经济发展的关联度似乎并不明显。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是因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职称评价标准以及具体获批数量主要由各省份自主决定，在总盘子一定的情况下，以“水涨船高”视角来看待教师职称，其比例受其他因素影响更少。但教师的学历层次与师生比受影响的因素更复杂，能否吸引高学历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中以及能否聘任足够数量的教师，一方面要取决于地方因经济发展水平、人文环境等因素所汇聚产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府是否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招聘更多的、高学历的优秀教师。

二、省域间基础教育的财力资源差距

从表3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基础教育阶段的各级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经费省域间差距很大，以省域为单位的区域间差距同样明显。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相关省市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经费整体上明显高于河南、湖北、云南等中西部省份。上述数据仅仅是省域间平均数之间的差距，如果考虑到省域内的校际差距，即便是同一地域内的不同学校差距也已很巨大，如果把作为极端两头的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较少省市的薄弱学校与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较高省市的优势学校之间的差距进行比较，差距显而易见。目前其差距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同一级教育的省域间差距。这种差距是教育投入的最大不公平，因为扣除物价等因素的影响，同一级的学生在理论上应该被同等的公平对待，而现实投入的不公平必然导致包括物质资源在内的其他可供学生享有的硬件资源方面的不公平对待，如北京普通小学生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为21 727.88元，上海为19 518.03元，而河南只有3 913.95元，北京普通初中生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为32 544.37元，上海为25 445.47元，而河南只有6 453.79元，北京普通高中生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为36 763.03元，上海为30 186.34元，而河南只有5 617.66元，北京普通小学生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是河南的5.55倍，即便考虑了物价的省域差距等因素，如此巨大的差距本身既是不公平的重要体现，也为制造更大的不公平创造了条件。学生因为出生地的不同在接受义务教育之初便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必然造成弱势学校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处于弱势地位的学校相比强势学校往往并不是“巧妇”。

二是同一省域的不同级学校在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方面的差距。这种差距因为不同阶段教育的资源配置本身需要的差异性使得差距存在具有合理性，但在现实教育投入过程中，投入机制重高等教育轻义务教育、重重点学校轻薄弱学校的既有做法需要进一步调整，从而避免在合理性的庇护下产生不合理的问题。

三、省域间基础教育的物力资源差距

四、结论

随着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教育资源这块蛋糕的总盘子越来越大，但并不意味着教育不公平的状况得到本质上改变。当前教育不公平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在时间的纵轴上教育整体状况得以好转，但在具体时间点上的关涉个体发展的实质性受教育公平状况并未彻底好转，各级教育中体现教育质量和水平的各项指标的省域间差距仍非常突出。就基础教育资源的省域间差距及差距产生的原因，笔者分析如下：

第一，在人力资源方面，教师数量与区域经济、教育资源分布没有直接相关性，各级教育中专任教师的学历水平与区域经济、教育资源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各级教育中专任教师的职称水平与区域经济、教育资源分布有一定相关性，但并不显著。如教师质量上，学历层次和称职水平方面同样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北京、上海等东部地区相关省市的专任教师学历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显著高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称职水平同样呈现这一差距。这种差距的出现，对教育公平所产生的影响是直接且重要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距，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教育人力资源作为千百万种资源之一，和其他资源一样，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其在“马太效应”作用下获取其他资源的能力也越强，从而形成良性互促；另一方面，教育人力资源又有别于其他资源，教育人力资源能够直接作用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或间接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各地方政府在能力范围内愿意为此而努力。此外，这种差距也与政府所配套的各种政策以及既已形成的城市化格局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第二，在财力资源方面，各级教育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间存在巨大差距，中学生生均经费普遍高于小学生。各省教育财政投入的差距从目前教育财政投入机制来看，是必然的结果，因为省份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教育投入的总体水平。但这种投入机制对于教育公平而言，是影响省域教育经费投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认为，要缓解省域间教育不公平，促进省域间教育公平，需要对现有教育投入机制作出相应的调整，加大基础教育阶段中央统筹和转移支付的力度，减小省域和县域经济水平对教育的影响，从国家财政层面加大对经济薄弱省份的教育投入，避免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而造成个体受教育的不公平，因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是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但省域经济发展薄弱的不利结果让作为儿童的受教育者承担是不合理的，也有失公平，不利于促进全体公民的全面发展。

第三，在物质资源方面，当前无论是小学阶段，还是初中阶段，代表教育质量的关键性物质资源差距明显，小学生生均教学用计算机、生均教学仪器产值等方面的区域差距达到十倍以上。尽管在运动场地等物资资源方面各区域所表现出的差距并不明显或没有差距，但对于教育质量有着更为重要影响的关键性物质资源差距如此之大，使得我们必须承认，促进教育公平，缩小教育差距任务还非常艰巨。笔者认为，物质资源的差距相比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差距而言，可改善和可缓解的难度要小得多，但在可改善的前提下，差距依然明显，意味着薄弱省份不是不想改变，而是客观条件不容许他们如愿以偿，对于物质资源的配置最大的阻碍取决于经费的投入，这就回到第二个问题笔者的主张。

此外，伴随就近入学政策等制度因素影响，个体对接受教育的区域性没有选择权，任何受教育者无论是出生的地域还是上学的地域，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3年的相关数据可以清晰地得出，因个体没有选择权的区域教育资源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可能影响一个人成长和发展，阻碍正常的代际流动，与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相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因此，改变省域间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意義重大。

（责任编辑：侯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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