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与共产党员道德修养
时间:2022-05-30 08:49:01 浏览次数:次
道德修养是共产党人增强党性的重要途径,也是共产党人党性锻炼的终身大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要求广大党员要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贡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其中专门提出“讲道德、有品行”,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的重要要求,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是全面从严治党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要“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在道德修养方面成为民众的表率”①。当前,必须大力加强共产党员道德修养建设,才能真正落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加强共产党员道德修养,需要从正确的思想源泉汲取养料。从现代价值哲学视角检视当前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源泉,可以看到,其中既有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被不断弘扬的集体主义价值体系,又有发轫于先秦被后世发扬光大的儒、道、法、释等各种传统思想流派孕育的古典价值体系,还有改革开放后从欧美国家涌入的各种西方价值理念。面对多样价值观长期并存共在的思想场域,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整合,才能做到正确选择,兼收并蓄,取其精华,扬弃糟粕。这是一个大题目,未可尽述,本文主要论述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作为共产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源泉,其修养的内容和规律等。
中华优秀民族传统道德,是指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②这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不断改造创新的动态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毫无疑义,这是一座道德“富矿”,值得我们努力发掘,为正在深入进行的共产党员道德修养建设服务。
这里,需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与共产党员的道德价值观念形成过程之间的联系问题,或者说是共产党员如何承袭和对待其民族之本位道德传统的内容和修养规律问题。唯其如此,方能说得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
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精华丰富璀璨,其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如何概括?笔者认为须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作依据,结合当前滋养党员道德修养的实际需要进行概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③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据此,笔者认为可将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
个人与社会、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强调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从《诗经》提出“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到贾谊《治安策》提出“国耳忘家,公耳忘私”,都不断强调着一种为国家而献身的精神。儒家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重死而持义不挠”(《荀子·荣辱》)
在剥除这些思想为封建国家服务的消极一面之后,其中渗透着一种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公利而应当牺牲个人私欲的强烈要求。也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和“廓然大公”的高尚的道德要求。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林则徐书写“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都显示了强烈的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献身精神。总之,中华民族是坚持正义,崇尚浩然正气,勇于舍生取义,舍身求法,追求真理,廉洁奉公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情操的践行者。我们近观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时期,能看到以身作则、带病实干、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能看到甘愿吃苦、忘我工作的时代楷模孔繁森;能看到廉洁从政、艰苦奮斗的为民书记郑培民;能看到生命一分钟、敬业六十秒的好干部牛玉儒;能看到一辈子追求理想、一辈子为人民服务、一辈子无私奉献、一辈子清贫的杨善洲,他们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增添了新的内涵。
2.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修身之道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首要本质和品格。《周易大传·乾象》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墨翟认为,只有自强才能生存,才有人生,才有前途。他说,“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治,不强必乱”(《墨子·非攻下》),荀况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荀子·劝学》),这种自强不息,生生不已,锲而不舍,韧性战斗的精神,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从长期社会实践中不断汲取强大的力量,勇于战胜艰难险阻,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的品格。中国共产党人中从来不缺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典范。1934年,毛泽东正处在被排挤出领导集团的逆境,且革命形势危急,但他绝不消沉,他的精神、道德亮色在他的《清平乐·会昌》中展露无遗:“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正是这种自强不息、踏遍青山人未老的道德品格,造就了缔造新中国的千秋伟人。
勇于革命,革故鼎新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坚持不懈和奋进不已。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勇于改革和革命著称于世,富于革故鼎新传统。《周易·杂卦》说: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周易大传·系辞上传》说:“日新谓之盛德。”以不断革新为盛大的道德。《周易大传·革彖》高度颂扬改革和革命:“天
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
(义)大矣哉!”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三大历史性事件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这是革新、改革和革命精神的划时代的弘扬和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和革故鼎新的道德品格得到彰显。
3.仁民爱物,民为邦本的律己操守
仁爱精神是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核心、宗旨和根本,是立身处世、为政治国的指南与规范,为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化突显了人性的灵光,提升了人生的价值,展示了人格的伟大,在人类文明进化史上具有普遍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孔子首先把人同“仁”联系起来,并把“仁”解释为“爱人”。孔子还把“爱人”,由“家族之爱”推广于“天下之爱”“泛爱众”。“仁者爱人”是一种早期的人本主义思想,“仁爱”既是一种人我关系的准则,也是实行这一准则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都是从“仁”出发的。“仁”既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原则,又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品则。儒家还认为,“仁”是“生之爱,爱之理”“天地之大德曰生”,因而提倡“仁民爱物”“民胞勿与”“敬德保民”“利民”“富民”
“恤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民为邦本”,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华优秀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种人本主义道德原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注意到,孔子论“仁”颇多,《论语》中“仁”字出现了109次。孔子在回答樊迟、颜渊、子路、子张等弟子问“仁”时,对“仁”的含义有不同角度的回答。归纳起来,孔子以“仁爱”为总纲所提倡的有:礼让、勇武、保民、爱人、尊亲、利国、讲功、精神、慈惠、安富、恤贫、节用、团结、互助、庄重、诚实、刚直、宽厚、谦虚、勤敏、公正、廉洁、善良、忍耐、朴素、同情、信义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这些正成为滋养共产党员道德修养的宝贵养料。我们还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以人为本”的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理念存在渊源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掷地有声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④他还在许多重要场合提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⑤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思想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使其创造性地转化、发展为建立在全中国人民利益基础之上的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
4.诚信修睦,崇尚正义的素质修养
中华优秀传统道德视“诚信”为立民的根本。“诚”
即真实无妄。孟轲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在孟子看来,真实无妄是天的道理,思想真实无妄是做人的道理。诚实不欺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王船山说:“诚也者,实也,实有也”(《尚书引义》卷四)。“诚”是世界万物和人类社会所普遍固有的真实无伪,实有不虚,所以人的行为规范必立其诚。
“诚”的意识体现于语言中就是“信”。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又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
渊》),把“诚信”看作是立民的根本。“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信能“成己”“成物”“赞天地之化育”(《中庸》),达到人和人、人和天地万物的调协和谐。古人的论述对现代人仍然具有极大的警醒作用。一般而言,个人只有坚守对别人的承诺,才可能发展相互间的友谊关系,达到做事的目标,甚而得到别人的关心和帮助。社会团体、基层组织、企业、群体村落和社区都有讲“信用”的问题,在其内部要讲信用,在处理与外部各方面的关系上也要守“信”,否则就难以生存,更不能遭到正常的发展。在国际关系中,不守信之国在道义上将遭到他国的强烈谴责,而守信之国则能获得他国的信任、尊重和帮助。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若都能讲“信”,这个世界就将充满着和谐、幸福和欢乐,古人将之称为“讲信修睦”。
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崇尚正义。《中庸》说:“义者,宜也。”宜即应该。所谓“义”,就是人的行为应该遵守的原则,即正义。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把劳动、服务天下和为国家民族捐躯看作应天顺人,替天行道的神圣而崇高的正义事业,是天下之公利。儒家强調“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认为要“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主张“义然后取”。在这些论述中,“义”主要是指整体利益,“利”主要是指个人的自私自利。这里必须指出两点:一是对于一般的
“利”,孔子不但不反对,而且主张国家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二是封建专制君主总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但是,剔除被冒充为“公利”的即封建统治者的私利,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崇尚的见利思义、舍生取义、廉洁奉公,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它具有为人类的整体利益、为社会的进步、为历史的发展、为真理和正义而无私奉献,进行大无畏斗争的正气。被捕时敌人从他身上搜不出一个铜板、在狱中艰难写出《清贫》《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把自己用20多年时间辛苦创办的活立木蓄积量价值已超过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当地政府的杨善洲,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共产党员的典范代表。
5.尚和合群,追求大同的道德理想
“尚和”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孔子曰:“和为贵”(《论语·学
而》)。“尚和”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保持和谐的环境,维护共同的整体利益,增强民族凝聚力。“尚和”美德作用于内部,提倡“敬业合群”“礼让谦恭”,在群体中生活、工作的人,要做到人和人、人和天地万物的调协和谐。“尚和”美德作用于外部,就是“克明俊
德”,“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道德化,和睦调协,和平相处。墨翟主张“天下兼
相爱交相利”“视人国若己国”(《墨子·兼爱上》)。
这种反对别国侵略扩张,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在尚和合群的基础上,中国古人曾提出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于其中,不分远近亲疏的互爱互助,每个人都努力完成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整个社会没有任何争斗、欺诈和不公。这就是古人眼中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爱,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把古人“尚和合、求大同”的道德理想,“协和万邦”的道德化操作,提高到了为世界命运和人类前途奋斗的水平。在全球就业存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的形势下,“一带一路”倡议实施5年多以来,已为沿线国家创造24.4万个就业岗位。中国正在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二
共产党员道德修养的构建、形成和巩固有其自身的规律——在加强党内教育时,要正确处理“大化”和
“自化”的关系。
共产党员道德教育,强调以德化人。这里“化”字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上行下效,化道成俗,使道德要求成为党内风尚,即“大化”。二是指党员个体接受道德教化,心正意诚,去恶从善,修身而自化,即“自化”。
《忠经》讲“大化而化成”“自化而化行”,我们可以借用这个原理来解释、概括党内和个人两个方面的道德态势,合起来就是“以德化人”的两层意思。“大化”
和“自化”是相互联系的,一般说来,“大化”是党内优化道德风尚的客观要求,也是党员个体成德自化的根据;“自化”是党员个体对道德的自我要求,即“内
德于己”而成德,是党员个体的内在自觉和自律的过程。
在加强党内教化时,首先,社会实施道德教育的基本手段,如理论宣传、舆论引导、典范榜样或先进人物的弘扬,以及借助于文学、艺术、风俗礼仪,乃至传统节日开展教育等,均应恰当地运用起来,以期“大化而化成”,形成优良的党内风尚,使共产党员成德自化不缺正确的依据。其次,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共產党员的心理成熟程度优于一般人。这一特点使他们对任何外部事物的敏感性和自主选择性较为突出。因而,对于共产党员来说,某种道德观念或原则要获得他们的自觉认同和主动选择,就必须具体内化为他们的内在心理、情感、认识、意志和行动的一部分。这同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教育讲求“自化”、“内德于己”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借助传统伦理在个体人性品德修养方面所创造的丰富的德性修养做法,如慎独、慎欲、慎微、慎交友、“吾日三省吾身”等,来改造某些抽象原则规范的宣传教育,以消弭空洞的道德说教导致的消极后果。
大德之行,必有大治。共产党人从中华优秀传统道德中汲取营养,带头身体力行、积极倡导共产主义道德,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形成良好氛围,带动社会风尚向好的方向发展。
注释:
①习近平:《用权讲官德 交往有原则》,《求是》2004年第19期。
②栾传大:《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研究与实践》,《东方传统伦理道德与当代青少年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505页。
③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国政府网2014年2月25日,http:///politics/2018-12/31/c_1123931806.htm.
(作者系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审)
(责任编辑 熊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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