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史经验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摘要：从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解析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的腐败现象，可以发现，系统的开放性是腐败现象产生的结构性原因，系统所处的非平衡态环境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外部原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的动态特性相匹配，反腐倡廉建设也体现出相应的特性，如整体性、自组织性、适应性、合目的性等，使系统在保持开放和社会生态环境处于不平衡态的条件下，维持系统的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这个过程体现出的活力、恢复力、组织性恰恰是系统健康有序的表现。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经验；政治生态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图分类号：D2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8）04-0034-07

从生态论、系统论、控制论的角度解析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包括局部执政和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腐败现象，可以发现，系统内部因子、要素的腐败，子系统内部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混乱无序与系统的属性、系统的动态特性、系统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山清水秀，更致力于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良好的政治生态既是执政生态系统外环境的“山清水秀”，也是内环境的“山清水秀”。苏区和根据地的政治清明、政府清正、官员廉洁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形成鲜明对照，同样的，新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执政生态新气象与旧中国也形成鲜明对照。总结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党推进“五位一体”建设不无裨益。

一、系统的开放性是腐败现象产生的结构性原因

系统论中通常把系统分为三种：开放系统，指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系统；封闭（或闭合）系统，指与外界只交换能量、信息而不交换物质的系统；孤立系统，指与外界不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系统。严格地说，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孤立系统，只有近似的孤立系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从一开始就是耗散结构系统，尽管各根据地（每一个根据地都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持续受到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军事“围剿”，但与外部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一直没有中断过。系统的形成和演化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也是系统的自我净化过程：正如耗散结构理论揭示的那样，系统的演化是以形成高熵“废物”为代价而造出高度有序的低熵产品。这好比矿石变成钢铁、小麦变成面包都要产生污染物、废弃物，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系统的耗散结构属性是腐败现象产生的结构性原因。

红军时期，有一些人“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这种现象被毛泽东称为享乐主义、流寇主义，如不加以约束党内军内就会产生腐败堕落、贪污腐化。尽管各苏区被敌人重重封锁，但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始终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外界保持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例如，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已发展到10余万人，赤卫队员有20多万，苏区人口有300多万，每年食盐进口额就需要900万元，布匹进口额也需要600万元。地处赣江上游的江口是赤、白交界的地方，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在1933年下半年贸易鼎盛的时期，江口贸易分局每月进出口贸易总额达数十万元，有时甚至上百万元。中央苏区所需的盐、布、药品等，60%-70%是通过这里进口。“苏区没有发行过硬币。共产党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纸币是互相通用的。在苏区以外做生意和支付走私者的报酬都需用银子或国民党的钞票。”由于存在着巨大的物资消耗和商业贸易，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中掌握金融、经济、贸易的机关和干部同样存在“权力寻租”的机会和可能。鉴于当时在一些地方发现，贪污活动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苏区工农民主政府在各县、区政府机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运动，查出并惩办了一批贪污分子。不是说物质条件贫乏就没有腐败现象，只要系统存在开放的边界和新陈代谢，就一定会有腐败变质因子产生。

抗战中后期，中國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的规模、层级、制度化水平、组织化水平都有很大提升，党员和军队都达到百万级的序参量水平，耗散结构系统的开放性、有序性、整体性、稳定性、可靠性、适应性各项动态特性都是历史最好，党面临着胜利的考验、在更大区域执政的考验、物质条件改善的考验。“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1939年12月10日，陈云同志在谈到干部问题时指出：“还有一种人，他本来是我们的同志，但是在根据地的和平环境中腐化变质了，也去做坏事了。有人以为共产党内没有坏人，这是完全不对的。在革命运动中，特别在大发展时期，革命队伍里会混进坏人，少数本来革命的人会变质，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的任务是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与各种坏人作斗争。”系统的规模和层级扩大了、提高了，开放性增强了，意味着腐败变质因子的绝对数量也会上升。1941年，彭真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报告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时说：“边区党是在一个革命高潮中飞速发展起来的，是在抗战和抗日统一战线中发展起来的，各样各色热情的人，甚至投机分子都涌进了党。”彭真特别指出：“要在极艰苦的生活中去锻炼，特别是干部”。就是说，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发展党员、纯洁党组织，甄别党的干部。陈云还专门批评过那种关门主义的“纯洁”思想：曲解党性为脱离社会的“纯洁”。具体表现为：“许多党员不愿结交党外朋友，不敢向党介绍党外人士，以为‘洁身自好’即为最高之党性，战战兢兢，惟恐有失于党性之纯洁。”这种封闭系统的办法好像可以维持党的纯洁，培育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实则堵塞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交流，让系统趋向无序与混乱，最终演变成毫无生机的“死结构”。

二、系统所处的非平衡态环境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外部原因

研究环境对系统演化和运行的影响是系统论、生态论的基本方法，非平衡态又是耗散结构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构成政治生态的基本特征。所谓政治生态，就是政治体系及其行为与其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及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执政生态是执政党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有机统一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理论、方法和价值观研究执政规律产生的学术范畴。由于执政生态系统是政治生态系统的子系统，政治生态系统又是社会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对于执政党和执政体制、执政系统而言，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环境就组成执政生态系统的环境系统。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生态是被当作执政系统的环境因素来看待的。对于耗散结构系统而言，外部环境，尤其是社会生态环境（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对系统内部的执政生态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而造成这种组织成分构成的原因却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例如，1930年，赣西南根据地党员有3万余人，党员成分中农民占80%，工人占10%，知识分子及商人占10%。红一方面军中“红军的指挥员与战斗员的成分，上级干部仍是以知识分子出身的多，但他们都是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出来的，下级干部多工农成分，战斗员中的成分每军产业工人都有一小部分（一百到二百人多系安源工人），手工业工人有一部分，最大多数为贫农，中农亦有一部分，但富农地主出身的仍有极少数。”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中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此种农民固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但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份来改变红军倾向的。”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与苏联红军在组织成份上最大的区别，是由环境的非平衡态决定的。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都是来自中国旧社会的各部分，而今天中国存在着剥削阶级和他们的影响——自私自利、阴谋诡计、官僚主义等各种恶浊的东西。我们有很多最好的党员不容易受这些东西的影响，但是也还有某些党员不免要带来一些或者反映一些旧社会中的恶浊东西，这有什么奇怪呢？正如—个人从污泥中爬出来，他的身上带有污泥，这有什么奇怪呢？这完全不奇怪，是一定有的。共产党的队伍中如果完全没有这些恶浊的东西，倒是奇怪的，倒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正因为党的组织因子来自旧的社会生态环境，受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需要在革命的实践中洗刷身上的污泥浊水。可以说，每一个党员身上都有污泥浊水，都需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冲洗。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所处的非平衡态环境迫使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要位置，对于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周恩来在《九月来信》中提醒红四军前委：“关于经费支配亦要顾及群众组织，与其共同支配，一切经费的开支应多用在群众工作之支付上，绝不要大半作为党费开支，养成党之腐化。”1929年5月，江西省委的报告中专门提到警惕“革命委员会中的腐化危险”。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有利于党的思想纯洁、组织纯洁，有利于拒腐防变、防微杜渐。系统所处的非平衡态环境决定了组织发展的不平衡、党员成分的不平衡。赣西南根据地是较早建立的苏区，1930年时辖区群眾有三四百万，而党员只有三万余人，数量上明显不足，不足以完成党交给的政治任务。其内部组织“发展不平衡——赣西比赣南好”，省委要求，“一定要加紧赣南工作，这在党的发展上和组织工作上都应注意”。抗战期间，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但系统所处的非平衡态环境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党员成分、党员分布、组织功能依旧是不平衡的。1941年，彭真同志向中央政治局报告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时说，边区党“从成份上说，则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党员绝大多数，而产业工人成份极小的党。”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和党内生态环境对党的建设提出严峻的课题——“党内教育是一个异常严重的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正视社会生态环境对党执政生态的影响，正视消极腐败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首先就是要让共产党员在斗争的实践和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和锤打自己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

三、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反腐倡廉的基本路径

理论上讲，如果一个生态系统的潜能能够得到实现，条件稳定，功能阈限（阈限：当超过后可使危及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增加的任何条件，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没有超过极值，受干扰时具有自我修复能力，能维持其组织且保持自我运作能力，对外界压力或胁迫因子有一定弹性，则系统是健康的。反腐倡廉，及时清除系统中的腐败变质因子是维持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健康有序运转的必要条件。从生态系统健康的内涵出发，衡量一个生态系统是否健康可以从活力（vigor）、恢复力（resilience）、组织性（organization）三个特征来评价。活力表示生态系统功能，用新陈代谢或初级生产力来测量；恢复力也称抵抗能力（resistance），根据胁迫出现时维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能力；组织性根据系统各要素、组分间相互作用的多样性及数量来评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的动态特性相匹配，反腐倡廉也要具有相应的特性，如整体性、自组织性、适应性、合目的性等，才能在保持系统开放和社会生态环境处于不平衡态的条件下，维持系统的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这样的特性依赖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和随机涨落，与系统的开放性和不平衡态相互结合，才能产生非平衡系统中的自组织现象和协同效应，促进耗散结构系统的形成。这个过程体现出的活力、恢复力、组织性恰恰是系统健康有序的表现。

1.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性

（1）反腐倡廉是针对整个大系统实施的，不是个别系统，也不是只针对子系统、分系统。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是系统的基本特性，也是系统论最基本的观点，反腐倡廉也不例外。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当时，在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印刷厂、造币厂、中央互济总会、县区政府中都发现贪污腐败分子，既有“老虎”也有“苍蝇”。例如，1934年初，监察机关查出，江西省会昌县高排区特派员钟阶廷伙同区苏维埃主席把没收地主的一对金耳环（重八分）贪污后，私自分赃，一人一只。又如，石城县教育部副部长周梓林一贯贪污腐化，曾经有前科，但不思悔改，贪污伙食费70多元大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获得空前发展，整党整风运动都有着反腐倡廉、提升系统的工作效率和健康水平的使命。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讲到“精兵简政”时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统一的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精兵简政”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其实也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个部分，体现出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理念，也体现出系统的协同效应，就是说，各子系统的协同行为产生出的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从而形成整个系统的统一作用和联合作用。

（2）对于涉及财政经济的要害部门、关键部门的反腐倡廉对于系统全局有重要影响。例如，总务厅、财政部、国家银行、贸易局等部门就是工作重点。美国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认为，苏区支持商人的对外贸易，“与苏区做生意有利可图，加上银元的刺激，出高价的激励，使得商人们不惜一切穿过封锁线，与苏区不断地进行贸易”。“铁匠、粮商、米商，受到保护，甚至放贷者都获准做生意，但受到严密监督”。尤其是伪造纸币、私运现金出口和运进假钞是受到严惩的。1933年4月28日苏维埃政府颁布的现金出口登记制度规定：“凡携带大洋或毫子往白区办货在二十元以上者须向市区政府登记，一千元以上者，须向县政府登记，取得现金出口证才准出口。……向银行或兑换所兑换大洋的，也要有现金出口证为凭，无出口证的，显系在苏区内使用，则一律兑换国币及毫子。”与这些商人打交道的人员都是财政经济金融口的政府官员，也是不法商人拉拢腐蚀的主要对象。1933年4月，国家银行内部就揪出两个贪污腐化的蛀虫袁雨山、刘道彬，两人担任银行出纳职员期间贪污公款、生活腐化，最终受到严惩。1934年3月，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还曾经破获一起用木刻印版伪造一元一张苏维埃国币的经济犯罪案。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及安塞县政府挖出了合作社中的两个“老鼠”，一个是主任，一个是会计，合伙贪污270多元，导致合作社连年亏空，在群众中信誉大减。

2.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自组织性

所谓自组织，是指系统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条件下，其内部子系统之间能够按照某种规则自动形成一定的结构或功能，它具有内在性和自生性，体现出自主性和组织性。产生自组织的必要条件有两个：一个是系统必须是开放的，保证外界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入，这是自组织发生的外部条件；一个是系统必须是包含大量子系统的宏观系统，且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这是自组织发生的内部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具有这两个基本条件，反腐倡廉建设体现出很强的自组织性。

正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全党具有铁的纪律，从而保证了反腐倡廉工作的各项制度得以严格执行，各根据地、方面軍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普通党员绝大部分在自觉遵守各项纪律、清正廉洁、奉公守法方面都做得很好，在苏区和红色根据地中塑造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早在井冈山时期，“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针对所有干部战士提出的，蕴含着丰富的反腐倡廉意义，体现着人民军队的性质。例如，“打土豪要归公”，不仅红军官兵要这样做，地方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及赤卫队、暴动队也是这样执行的。每次外出打土豪筹集的款项和缴获的物资都要交给专人管理，并登记造册，上报上级有关部门备案，不准随便乱拿。党和政府、军队的纪律对违纪者有严厉的惩罚。1932年7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训令中指出：“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当宗旨观念、纪律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遵章守纪就具有内在性和自生性，即使在残酷的、分散的、孤立的、游击的战争环境中，缺乏上级监督的情况下，干部战士中的绝大多数也能自觉自律，奉公守纪。当党的领袖和普通党员、战士一样同甘共苦的时候，更能激发出元素、因子、子系统、分系统的内在性和自生性，子系统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就能产生大系统在廉洁自律方面的高度协同。风成于上，俗化于下。领导干部地位高、权力重、影响大，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具有重要的示范导向作用，因此，更要带头遵守各项纪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不仅廉洁自律而且是全党的楷模和典范。如井冈山时期，“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而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早期常常赤脚走路，有一个冬季专吃南瓜生活，另有一个冬季，专吃犁牛，永远不叫苦，很少生病。”这样的例子在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不胜枚举，留下很多经典的故事，如“一根灯芯”“朱德的扁担”等。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报告中讲到“苏维埃区域的好现象”之一是“没有盗贼乞丐：上海这些资产阶级的狗巡捕林立，窃盗扒手、乞丐到处发现，苏维埃区域，没有一个窃盗乞丐，晚上睡着无从关门，由西南到闽西，许多农民门上贴着‘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园无荒土，野无游民’的对联，这亦是确实一种事实。”这里描述的苏区社会生态环境体现出群众在维护良好政治生态方面的自组织性，这样的环境留给贪污腐败分子活动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很多反革命分子、腐化变质分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就暴露。1932年5月，瑞金县一个叫朱多伸的人，过去是劣绅，曾恃强凌弱，压迫群众，霸山骗田；他还冒充宁都、瑞金、石城三县的巡视员，吞没公款，克扣罚金；私扣军火，从中牟利。经司法机关查实后被抓捕归案。反之，如果领导干部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组织上又没有进行很好的监督和管理，生活上的腐化往往是政治上变质的前奏，给革命带来的损失将会是巨大的。党的历史上有过不少这样的沉痛教训。如顾顺章、向忠发，其变质就起源于个人生活的奢靡腐化，起源于不断违反党的各项纪律。解放前夕，重庆地下党之所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关键是地下党主要负责人被捕叛变，而叛变就起始于其私生活的腐化堕落。

3.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适应性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不仅是一个自适应系统，更是一个学习系统。自适应系统具有正反馈和负反馈的内部调节回路，学习系统还有“学习”机构或回路的输入调节称为补偿调节或者“前馈”调节。这种方法实际上是提前预测干扰并作出对策，它一旦行动起来，就无需回顾控制的结果。补偿调节或前馈调节要求直接接收外界干扰的信息，同时还要具备干扰对系统产生影响的知识。由于党所处的不平衡的社会生态环境，系统对党员成分、思想、素质、能力等影响到清正廉洁的因素有着清醒的判断和认识，系统对党性修养、党性锻炼的强调，以及预防性的制度设计就带有补偿调节或者“前馈”调节的性质，在反腐倡廉建设上体现出很强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变革能力。换言之，只有不断加强学习，主动适应系统所处社会生态环境的开放性、不平衡性、复杂性、多样性，才能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实际效果。

（1）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抓好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抓得比较好，“革命理想高于天”是那个激情燃烧岁月的真实写照。没有理想信念支撑，二万五千里长征连一公里都走不了；没有坚强的党性和奉献精神，小米加步枪不可能打得过飞机和大炮。传教士R·A·勃沙特在记录他被红二、六军团抓获后生活（1934年8月至1936年4月）的回忆中描写过红军的思想理论建设。红军占领永顺后，“我们再次看到那些红军战士是多么勤奋，在这里，他们除了忙着打草鞋缝衣服外，还抓紧时间武装思想，一边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一边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除了勃沙特的记录，埃德加·斯诺对中央红军的采访也证实了党的思想建设和政治教育的制度化、常态化。“每一连每一旅都有一个列宁室，那里是一切社会和‘文化’的中心。列宁室是各部队单位中的最好房间”。斯诺也参加过红军的政治集会，他发现“各人都坐在他们随身带来的砖头坐位上面（你常常可以看见这些学生到学校的时候是一手挟了笔记簿，一手拿了砖头的）”。每次集会都有一个主题，气氛热烈，有演讲、讨论，甚至争论。斯诺最终明白了红军的“革命意识”，“正在这个意识上面，建筑了他们主要的精神堡垒”。正是党和军队中這种持续的、一致的、可预测的、明确的、开放的思想政治工作塑造了人民军队的军魂，让带着旧社会烙印和痕迹的农民、小生产者、流氓无产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游民等在党和军队这个大熔炉里得到思想的锻炼和改造，最终成为革命战士。这样的战士具有强大的拒腐防变能力。

（2）加强制度性结构性设计。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在反腐倡廉建设上比较注意制度建设，主要是三项制度：监察制度、巡视制度、审计制度。

首先是监察制度。苏区设立的行政监察机构主要有各级工农监察部（委员会）、控告局、各级检举委员会、突击队、同志审判会与群众审判会，这些监察和纪律检查机关的工作人员充当着“清道夫”“转运工”的角色，他们负责将党内军内的腐败变质分子、意志不坚定分子、投机分子清除出党以维护党的纯洁和系统的有序运转。例如，条例规定各级检举委员会的任务是：检举和考查通过选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委员、各级政府委任的工作人员，以及各地军事机关、地方武装、独立师团、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部队的指挥人员，把其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官僚腐化动摇消极分子洗刷出去。这套监察制度体现出很高的开放性、群众性、参与性，很多贪污腐败案件都是群众举报，监察机关查实，群众法庭审判。1933年4月，国家银行内部的两个贪污腐化的蛀虫袁雨山、刘道彬就是由中央工农监察部查明问题真相的，经过群众法庭审判受到严惩。

其次是巡视制度。从源头上看，巡视制度源于中国古代的巡回监察制度，如汉朝的刺史制度、唐朝的巡按制度、明朝的巡抚制度。在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建立了巡视制度，派出巡视专员到各苏区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生产等各领域的巡视。1929年5月20日，江西省委的报告中专门提到“经常派巡视员到各地巡视”。如1929年10月25日，巡视员谢运康给中共福建省委的报告中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前四个都是军事方面的，最后两个是“赤色区域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特委工作——扩大会议、训练班、特委迁移、巡视安排。报告称：“本来人少，兼以目前形势比较严重，因此我还不能出去，暂时在特委，一面顾到杭委（注：上杭）工作。要过一时期后，才能到龙岩、永定去巡视，按期回来。”当然，由于苏区内部政权建设、党的建设的差异和不平衡，有些地方的巡视工作不深入，“大半只是出席会议做报告了事，检查工作亦是形式主义多”。1930年10月13日，赣西南特委会议记录中指出巡视工作存在的问题：“特委有巡视员，县委行委有巡视员，但不是经常的，有问题发生即派人巡视。”这说明，巡视还没有完全做到常态化、经常化，不是事前巡视，而是事后巡视。因此，赣西南特委自我检讨：“巡视工作——不仅赤色区域，在全国工作上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赤色区域执行这一工作非常容易，特委没有计划的很好的来做。”但巡视制度的建立，确实对苏区的各项建设起到督促、纠错、推进作用，具有正反馈和负反馈调节的双重职能，对于惩处贪污腐化分子也具有一定震慑效应。1933年，中央苏区有一个区的没收地主豪绅委员会主任袁太松被群众举报贪污谷票，后来县财政部派巡视员调查，查明袁太松共贪污谷票二千多斤。于是把这个腐败分子撤职、拘留，依法惩办。

再次是审计制度。为了实行统一的财政体系，健全预算决算制度，加强财务管理，防止贪污浪费，严格财政纪律，监督各级财政部门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合理地节约使用资金，中央决定在各级政府和红军内部建立审计委员会和稽查员，审计委员会的稽查员归各级政府直接领导，不受财政部门制约，有权监督检查各项收支的执行情况。1934年3月，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审查互济总会的收支时指出，互济会的财政状况有下列严重缺点：一是拿救济费做机关开支；二是会费一塌糊涂；三是各种捐款没去检查；四是开支项目不适当。最终，在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和来自监察委员会通讯员和中央互济总会主任的举报相印证，揪出来一个大老虎——中央互济总会财务部长谢开松。此人生活腐化，工作消极，贪污公款，吃拿卡要，最终受到严惩。

4.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合目的性

所谓合目的性，指的是生态系统通过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子系统对环境变化的相互调整，保持或增加有序整体中的负熵因素，从而达到系统适应环境这一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中的负熵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合格的、优秀的党员干部因子。我们的党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生活在非平衡态的社会生态环境中，难免沾染封建主义落后思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如果不能进行很好的思想改造和理论修养，就有可能蜕化变质成为异质因子，成为党的肌体上的病毒。刘少奇指出：“如果把我们的党比做一个人的肌体，那末，这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肌体，它完全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消除那些局部地、暂时地沾染到的病毒，而且在消除病毒之后，更会增加身体的免疫力。”就是说，对那些思想品德败坏、无可救药的蜕化变质分子、腐败分子，要坚决从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处置不合格党员要按照稳妥、慎重的要求，做到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处理恰当、手续完备，不定比例、不下指标，认真执行规定，严格审核把关。对被劝退和除名的党员，党组织要做好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在内的相关工作。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生态系统能够成功地发展出耗散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保持系统开放的同时不断强力清除阶级异己分子、官僚腐化动摇消极分子。1941年，根据冀中区的统计，在9万党员中，被洗刷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太落后分子共2730人，占党员总数的3%多一点，其中叛变者138人，逃跑脱党者406人。北岳区洗刷的不合可靠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彭真同志评价道：“这些人滚蛋，对党非常之好，从党的血液中清除了毒素，梅毒，渣滓。这对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责任编辑 陆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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