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旋涡中的所谓高岗“五虎上将”（下篇）

东北高干会议已离开了周恩来的初衷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后，遵照中央书记处部署，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问题。

从北京回来后，东北局常委组成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领导小组。他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做开会准备和准备个人的检讨。罗瑞卿作为中央书记处观察员来沈阳，参加了会议全过程。

1954年3月25日，周恩来来到沈阳，随他一起来的还有马洪、安志文。马洪和安志文曾在东北局工作过，周恩来让他们来帮助开好会，把有些情况说清楚，做些检讨。周恩来的报告提纲是马洪在火车上，按照周的谈话要点，帮助整理的。

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开始时，周恩来传达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周恩来因还要出访，讲完后即返回北京。

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开好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再次强调了之前对林枫、张秀山、张明远三人的谈话精神。

会议由林枫主持，在罗瑞卿的指导下进行。参加会议的人员用两天时间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对高岗、饶漱石企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表示极大的愤慨。

之后，东北局常委对高岗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揭发和批判，对自己的缺点和思想根源做自我批评。

3月31日，林枫、张秀山和张明远先后在会上做检讨发言。

张秀山在发言中，对自己的错误检讨说：“过去，我和高岗一块工作23年，虽然也看到他的一些毛病和缺点，但认为他的本质是好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他盲目地信任。虽然也看到他夸张自负，但认为是一般的思想作风的缺点。虽然也和他做过斗争，内战时期，因为他搞女人，开过斗争会，撤销了他的政治委员的职务（我当时任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抗战时期，也批评过；我离开延安时也曾给他提过意见，来东北后也批评过几次，而且在他不虚心时，我拍过桌子。但我没有把这些问题提高到党性及政治品质的高度来看。”

张秀山还检讨说：“财经会议后，高岗的有些言论，我也同意的，并对东北局的一些同志、省市的同志，以及中南、西北局的个别同志谈过对少奇的意见。既有会议上的发言和当面谈话，也有背后议论。谈过苏区白区党的正确路线代表问题，议论过安子文同志提的政治局名单‘有薄（薄一波）无林（林彪）’问题，毛主席批评谭震林同志讲的‘三权’问题，少奇同志掌握政策不稳等。这是妨害党的团结的错误行为，是严重的自由主义。”

与会者大都认为，张秀山的检讨是符合实际的，符合他的个性，对党是实事求是、负责任的。

有人指责东北局组织部门提拔青年干部是配合高岗搞宗派，青年干部包括郭峰、马洪等。张秀山立即反驳说：“马洪作为东北局委员是东北局讨论通过的，但我是要负责的。另外，提了一些青年干部，凡是提错的，我负责任。这些青年同志自己不负责任，这些同志自己不要背包袱。”并解释说：“至于各省市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是党的领导干部。他们过去拥护高岗，服从高岗的领导，因为高岗是东北局的书记。大家只能服从组织，盲目信任。这些同志并不是高岗的宗派。”

在开领导小组会期间，张秀山对他们的一些过激的做法提出意见。他给林枫打电话说：“不能这样地追问，不能和过去延安审干一样，把青年干部逼成特务。”

也有人认为这是张秀山搞对抗。于是，会议由开始检查各自的问题，查找思想根源，变成了重点批判张秀山和张明远等人。批判和指责他们与高岗一起搞反党中央的宗派活动。有人说：高岗离开东北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

会议期间，罗瑞卿与张秀山谈话：你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是反对刘少奇的，反对刘少奇同志就是反党。张秀山不同意他的说法：“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信任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不能说，我反对（提意见）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就是反党。”为此发生了争论。

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张秀山：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张秀山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

同时，张秀山解释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

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从以后的情况看，这件事显然是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

张明远也在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就自己所知揭发了高岗的问题。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他的检查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基本上比较满意。罗瑞卿也表示他的检查是实事求是的。

但后来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有人在发言中说张明远与贺晋年（东北军区副司令员）是“高岗的亲信”，把他与其他同志的正常交谈说成是“搞串联”“订攻守同盟”，甚至把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与高岗的工作关系说成是封建帮派式的“五虎上将”关系，等等。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受了这些不实言论的影响，非常气愤和激动。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张明远的发言不时被打断，甚至根本不让他说话。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本来了解真相的许多干部也不敢替张明远说话。对于这样无中生有的而又无限上纲的“批判”，张明远当然不能接受。但几次想申辩，想说明真相，都因下边起哄而中断，甚至被轰下台来。不久，东北局就以张明远的“态度不好”为理由，不再让他参加会议，并令其停职反省了。

总结性的发言。罗瑞卿在发言中提出东北局有“高岗反党集团”。他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成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同志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并且说高岗的“活动纲领”就是所谓的“东北特殊”“东北先进”“东北一贯正确”“军党论”等。

高干会开成这样，和周恩来当初的指示相差甚远。多年以后，一位了解情况的同志对张明远说，周恩来听了罗瑞卿的汇报后曾说过，东北高干会没开好，他没想到会这样。

“五虎上将”一词上了简报，并出现在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中

东北军区副政委周桓过去与高岗关系很密切。在这次高干会上，却把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五个人说成是高岗的“五虎上将”。周桓讲这个话，在东北工作过的高级干部一听就明白他说的目的。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由于东北局领导对东北的工作方针、策略有争议，在1948年东北局高干会议上，东北局领导成员曾批评过某些同志搞“宗派”，说他们是“桃园三结义”。这次他们就把这几个人说成了“五虎上将”。

《高岗传》的作者（戴茂林、赵晓光）曾拜访过赵德尊。赵在回答他们的疑问时说：“东北高干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周某（东北军区副政委）到我家，很同情地与我谈话，让我如实地把与高岗的事情讲清楚。我当时看他很亲切，就把我到北京时高岗对我说的对刘少奇的三点不同看法说了，也说了在高岗休假期间我们在杭州吃饭的事情。但他过后就在大会上做了揭发，说我在北京捎回来了高岗的三封信，实际上就是高岗对我说的三点不同看法。他在大会上揭发我们时用了‘五虎上将’这个名称……”

郭峰也证实：

当年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检讨的不止我们五个人。周总理从北京把马洪和安志文带来参加会议，就是让他们也在会上检讨。但是，虽然在会上检讨的人不少，但最后过不了关的就是我们五个人。周桓就是在我们进行第二轮检讨时，在揭发赵德尊时使用了“五虎上将”的提法。周桓这样一提，大部分人都附和。这样，“五虎上将”虽然不是法定用语，却成了习惯用语。我们五个人之所以过不了关，也有不同情况。张秀山是高岗的老部下，两人在陕北时就共同战斗，关系比较深。张明远原来是冀热辽的干部，跟高岗并不相识，高岗是到冀热辽检查工作时发现了张明远，才将他调到了东北局。他与高岗共事的时间虽然短，但高岗比较欣赏他的才干。马洪和安志文与高岗一起去了北京，他们与高岗接触较多，高岗的有些讲话确实是出自于马洪之手。安志文能过关与他哥哥安子文事先与他通气也有一定关系，他在会上的检讨揭发比较深刻，但马洪怎么检讨也过不了关。我和赵德尊都是东北人，高岗之所以也比较看重我俩，主要是因为我俩一是年轻，二是地方干部。高岗用人强调年轻、优秀，还强调要培养地方干部。但是有些老同志对我们那么年轻就当省委书记不大服气，有些意见。

周桓的讲话被收进会议简报里。

其实，周桓对这件事也很懊悔。1979年，在经过“文革”之难后，周桓住进中组部招待所。他病卧在床时，张秀山去看他。周桓含着泪说：“秀山，是我那个话把你们害了，我对不起你们啊！”

林枫和罗瑞卿把会议情况，连同“五虎上将”这个错误比喻向中央做了汇报。

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对新鲜事物总是充满好奇，哪怕是一个新鲜提法也会让他品味再三。他记住了“五虎上将”这个比喻，并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借用了，点了五个人的名：

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专看他们这一篇检讨，那末就黑暗了。其实，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张、张、赵、马、郭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高岗有什么光明面占优势呀？他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至于我们的同志那就不同，略有黑暗，这个东西可以洗干净，用肥皂多洗几回。

毛泽东一讲，“五虎上将”的帽子是不戴也得戴了。

“五虎上将”全被撤职、降级，下放到基层单位

之后，东北地区高干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向中央的建议》。1954年5月4日，在中央批发的文件中这样写道：“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和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撤销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五同志现任东北局副书记和东北局委员及其他党内职务向中央的建议，已经由四月二十八日政治局会议批准。”

1954年4月24日，张秀山受到撤职处理，由原来行政四级降为八级，下放到盘山农场当副场长。

1955年夏，周恩来叫王震去看看张秀山的情况。在锦州火车站的站台上，王震老远就喊：“秀山！秀山！”见面后，王震把张秀山请进车厢。到了沈阳，王震硬要张秀山住在自己的房间。于是，工作人员便在王震的房间里加了一张床，两个人吃住在一起。张秀山对王震讲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的情况，他说：“因为我和高岗一起工作时间长，把我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可以，把张明远、赵德尊、郭峰、马洪打进去，实在是说不过去啊！张明远是冀东的老同志，跟高岗在历史上没有什么联系；马洪年轻有才，负责起草一些文件；赵德尊和郭峰是从原来的省委书记调到东北局当个部长，是平调嘛。郭峰刚调来不到一年，赵德尊也就是一年，怎么能变成高岗死党、反党成员呢？”

王震回到北京，把张秀山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向毛泽东做了反映。不久，毛泽东批示中组部，每月给张秀山120元生活补助费。

赵德尊仅仅当了半年的秘书长，就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成了被批斗的靶子。他在回忆录中叙述道：“那时的我，党内经历不多，经验也还很稚嫩，只记得别的什么错误都可以承担，反党的罪名是怎么也难以接受。一时间，两眼发黑，觉得天昏地暗。自己检查‘宗派情绪’等都过不了关。会后，睡了一天一夜。最后心里想：已发生的就发生了，也就过去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是……好在只是撤职、降级处分，没有开除党籍。我从六级降到十二级，到东北制药厂任经营副厂长（党内据说控制使用）。”

郭峰排在“五虎上将”的最后一位，但他又是在目前出版的有关高岗的著述中被提到次数最多的一位。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做结论时，说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这就是存在“高饶反党联盟”的证据之一。

1949年5月，年仅34岁的郭峰被任命为辽西省委书记，成为当时党在东北地区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事实上，郭峰后来担任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仅一年多时间。没有任何根据说他是高岗的“心腹”。1953年秋，中央同时调郭峰和宋平分别担任中组部和劳动部的副部长（这两个部都是饶漱石任部长），饶漱石向部里的同志打招呼：郭峰（及宋平）是新来的副部长，今后部里发的文件要先送他（指郭或宋）看过以后，再送给我。就是这样一句话，后来被歪曲成“中组部要以郭峰为核心”。其实，郭峰根本没来得及上任，就被打成了“五虎上将”成员。“高饶事件”后，他被撤了职，行政级别也从七级降到十二级。1954年9月，郭峰被派往旅大地方国营机械五金总厂，任副厂长。一名即将上任的中组部副部长突然被撤销了党内职务，下放到工厂任副厂长，内心的痛楚可想而知。但郭峰并没有从此消沉。郭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过去的盲目无知，不知居高思危……但愿历史不要重复，别人也不要再蹈我之覆辙，可是历史却又常常嘲笑那些不愿接受别人教训的人。”

张明远在被撤销党内职务的同时，还受到降级的处分，由正部级降为局级。1955年2月，他被下放到中国科学院，先后担任办公厅副主任、学术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劳动生产办公室主任、北郊办公室主任等，一干就是25年。彭德怀事件一出，张明远实际上已是被当作一个处级干部使用了，而且很少参加党的活动，上级的文件也很少让他看。他虽然被降为九级，但有些十七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或传达文件也不通知他参加。

马洪是“五虎上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1936年，16岁的马洪来到了太原同蒲铁路管理局，开始了他的铁路工人生涯，并于当年参加了牺盟会。1937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入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春的一天，毛泽东来马列学院做《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的报告。报告前，毛泽东先来到了马洪所在的二班，与马洪这位年轻的支部书记聊了起来。毛泽东为马洪提笔写下了“看报有益”和“读书是好的，毛泽东”几个字。当马洪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后，毛泽东第三次提起笔，写下了“工作着是美好的”。

毛泽东的教诲给马洪以巨大的鼓励。1939年夏，马洪被马列学院评选为“延安模范青年”，接受了毛泽东颁发的奖章。

1947年冬高岗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到冀察热辽视察工作时，发现了马洪的才干。回哈尔滨后，他就将马洪调到了东北局。马洪先后任东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副秘书长等，成为高岗的重要助手。高岗进京后，马洪随同前往，任国家计委委员兼秘书长，同时还兼任国家计委机关党委书记。不少人忘记了马洪本人的才能与努力，认为这都是高岗的信任与提拔，所以他最终成了“五虎上将”中的一员，被撤销了党内职务。1954年10月，马洪被下放到北京市第三建筑公司任副经理，主管财务和材料工作。1955年1月，又被调到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任副经理。

1956年6月，马洪被调到新组建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以该室负责人的名义从事调查研究和起草政策文件的工作。马洪在国家经济委员会一干就是10年。他不但参加了《工业七十条》等重要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曾对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直到临终时，还把一本有些破损的《工业七十条》摆在枕头边），而且取得了重要学术成就，发表出版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等学术著作和一系列论文。

“文革”中五人都遭难，新时期又都再受重用

张秀山

“文革”开始后，昔日的高岗“五虎上将”自然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

在“文革”中，张秀山曾看到红卫兵印发的“讲话”中，有毛泽东讲的：“对于×××、张秀山这些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正。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缺乏‘帮’的人，思想是不正确的。人家犯了错误，你却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敌视态度还是采取帮助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此段讲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删去了张秀山三个字。）张秀山得知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后，很激动，心想：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讲我们是“反党分子”，现在毛主席讲我是“犯了错误的同志”，性质发生了变化。

可实际并没张秀山想象得那么乐观。

“文革”开始不久，全国各地造反派成立了“全国揪斗彭、高、饶反党联盟联络站”。打倒张秀山的大字报也贴了出来，都是写张秀山与彭德怀、高岗的关系问题，说他反对毛主席，攻击党中央。因1950年率领中央组织工作代表团访问苏联，就把他说成是苏修特务。从此，无休止的批斗、审问开始了。沈阳各高校的造反派认为张秀山不再是“死老虎”，而是个“重要的大人物”，开始抢他，都想从他这里挖出他们需要的重大材料。

一次，沈阳农学院的造反派开张秀山的批斗会，因为他不承认反党、反毛主席，一个在工作中出过差错、曾被他批评过的工人就狠狠地用木床腿打他，把他的整个后背、臀部，打得大面积血肿，疼得他满身大汗，一夜都不能躺下睡觉。妻子程帆也受牵连被毒打。孩子们把爸爸抬进医院急诊室，但医院不收留“走资派”，只能回家。孩子们偷偷请来学校的医生每天用大针管抽血水。张秀山在床上躺了40多天不能翻身。在经历了数不清的批斗、殴打后，张秀山又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秀山于1979年1月被任命为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同时兼任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恢复了其行政四级的级别。

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张秀山均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6年8月2日，张秀山因心脏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张明远

张明远作为“有历史罪行”的人，“文革”开始后就被关进“牛棚”，接受“监督改造”，每天背诵针对自己“罪行”的《毛主席语录》和专为他规定的所谓“请罪词”，向毛主席“请罪”。造反派和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成立了张明远专案组。张明远每天除劳动改造外，还要给专案组写交代材料。中国科学院开批斗张劲夫的大会时，也把他拉去陪斗。由于失眠和慢性肠炎引起肝肿大，他真担心自己会病倒。在全国揪“叛徒”的风暴中，外单位来找他调查的人很多，造反派索性叫他回办公室，或接待外调的人，或自己写检查交代材料。这样，他出了“牛棚”，每天骑车到位于齐家豁子的北郊办公室“上班”，早出晚归，再没人管他。

专案组整张明远的材料，一是“高饶反党集团”问题，二是在白区的历史问题。造反派成立了“全国揪斗彭、高、饶反党联盟联络站”，要揪张明远。后来周恩来把他们的头头找去，严厉批评说：“你们这样搞，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高饶事件是主席亲自处理的，不要搞了。”此后，再没人来纠缠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不让搞，造反派和工宣队就审查张明远的历史问题。由于张明远曾长期在白区工作，又多次被捕，他们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找了所有能找到的人证，总想把张明远搞成叛徒，但最终还是未能达到目的。相比之下，张明远的妻子黄哲受的迫害更惨。她当时在科技情报所工作，仅仅因为是张明远的妻子，造反派对她百般折磨。自从对张明远夫妇实行“专政”以后，原来的工资改为每人每月18元生活费。孩子们走后，生活费也停发了。

1968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张明远的三个读中学的孩子去了北大荒和山西。黄哲带着小儿子（13岁）去了河南“五七”干校。张明远因年纪大，又是审查对象，没有资格当“五七”战士，一个人留在北京。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五虎上将”这一历史要案得以重新审视。1979年5月，中科院下达了对张明远历史问题的复查结论，张明远重新恢复省部级干部待遇。11月，组建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调张明远为副主任，分管机关党委和行政业务工作，后又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虽然流逝的时光无法弥补，但张明远还是尽自己的全力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事业多做一些工作。他经常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后总是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和对策。

1992年12月24日，张明远因病逝世，享年85岁。

郭峰

“文革”开始之初，因郭峰在生产指挥部门，没有引起造反派的注意。

1967年夏，辽东地区发生水灾，郭峰到丹东地区搞救灾。当郭峰带一名工作人员到宽甸时，当地造反派要求他亮观点，表态度。由于郭峰讲了一些支持宋任穷的话，宽甸造反派很不满意，组织人当场批斗以后把郭峰轰走。

1967年末，另一派群众组织查出1933年郭峰在吉林被捕案的材料，厄运又一次降临郭峰头上。原来监护郭峰的群众组织不再对其监护，便把郭峰送回家。郭峰刚回到家，就被另一派群众组织抓去进行批斗，并命令他在家听候处理。

1968年10月5日，郭峰在二大队接受改造和批判。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挑水，写检查交代材料，接待外调人员，核对材料。

1974年因心脏病，“五七”干校把郭峰送回沈阳住院，出院后让他回家休息，交“五七”干校后方留守处管理。

1975年初，刚刚重新工作的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对一些老同志的所谓历史问题进行一定的平反。当时，郭峰专案组经过长期内查外调，没有发现任何新的问题，特别是1933年郭在吉林被捕一事，应维持原有结论。在当时气氛下，专案组也提出郭峰有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但军宣队不同意专案组的意见，提出对郭峰要从重处理，形成了专案组与军宣队的不同意见。问题尚未解决，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充当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从北京返回辽宁，亲自掌握和控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进行。

当毛远新得知军宣队与专案组对郭峰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便主持会议给郭峰做结论。毛远新说，郭峰入党不久即当了叛徒，当了大官不久就成了高饶反党联盟集团的成员，在工作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最后把郭峰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开除党籍。毛远新主持会议给郭峰做了自首变节分子结论后，军宣队叫专案组负责人找郭峰谈话。专案组很为难，认为定性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有谁敢与毛远新的话相左。专案组人员只好硬着头皮与郭峰谈话。郭峰痛哭不已，不同意这样的结论，保留个人意见。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为落实各项政策创造了条件。1977年末，中共辽宁省委对郭峰的问题进行核查，提出关于郭峰1933年被捕一事，此次复查未发现任何新问题，维持原来历史结论，不再重新做结论的意见。1978年1月28日，辽宁省委批准了这一决定。2月，郭峰被任命为财贸办副主任，6月任党组副书记。后于1979年2月被任命为中共辽宁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1980年11月，担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郭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为党的事业辛勤工作。

2005年4月13日，郭峰因病逝世，享年90岁。

马洪

1965年，马洪担任化工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他为人厚道宽和，有长者风范，与人无私仇。但“文革”一来，各单位的头头都成了批斗对象。像马洪这样戴着“已有问题”帽子的干部都被揪出来批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使正直的马洪想不通。在经委接替马洪职务的梅行是他几十年的老友。梅行不断给马洪撑腰打气，先拉他上附近的小饭馆填饱了肚子，然后鼓足劲头，一同上台迎接批斗。

1970年夏，马洪调任北京石化总厂设计院副院长，还担任了中国第一个大型化工项目——30万吨乙烯工程的副总指挥。

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展开，马洪得以平反、复出，并担任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1982年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国务院副秘书长。1985年，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成立，马洪出任中心总干事。后该中心改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马洪任主任。1993年离休后，人们仍然可以在报刊上看到他的精彩文章。马洪与吴敬琏等人一道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经济学大师，多有著作，朱镕基即是由马洪一手提拔。

2007年10月28日，马洪因帕金森病逝世，享年87岁。

马洪的女儿马雅回忆，在爸爸的追悼会上，胡锦涛主席对我们几个子女说：“马洪同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个人很崇敬他。他一生坎坷，我们会纪念他的。”

赵德尊

按赵德尊坦率的性格，又背负着高岗“五虎上将”的罪名，自然难脱“文革”的磨难。他几次在批斗中被打得皮开肉绽，昏死过去，并于1970年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他于1978年10月回沈阳化工研究院任党委书记。

1979年2月，赵德尊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后任黑龙江省第五届、第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一直到1985年9月离休。2004年10月，他向中央及省委建议在党内弘扬郭峰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好风气，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在全国唱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做出批示，要求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倡导这种清廉自律的好风气。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发出党内通报，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开展了“树廉洁风气、做自律表率”的党内教育活动。

2012年2月1日，赵德尊在哈尔滨去世，享年99岁。（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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