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闭的狂欢：中国古代性史的另一种表达

摘要：被誉为第一本科学分析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书籍，《中国古代房内考》可以说是高罗佩最负盛名的一本书。他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纠正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很多误解之处，为让西方读者更加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做出了巨大努力，为中国文化而正名做出了杰出贡献。本文旨在通过对高罗佩以《中国古代房内考》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性学研究进行分析总结，以打破国人对性学讳莫如深的态度为出发点，从而给予中国古代性史另一种表达。

关键词：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性史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223-03

一、 六艺与秘戏——高罗佩其人及其中国文化研究

作为外交家和语言家的高罗佩更为人所熟知的另一身份是汉学家，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研究涉及范围之广，是其他很多汉学家所无法做到的，尤其是在中国最为黑暗和落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充满误解和歪曲的时期。高罗佩所著的《中国古代房内考》和《秘戏图考》开创了研究中国性学的先河，文化研究并非易事，尤其是性文化研究这令很多人讳莫如深的主题。当绝大多数汉学家只是把中国文化当成研究客体时，高罗佩却将全情投入其中，凭着对中华文化的钟情与倾慕，获得了汉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性学研究并非他的唯一成就，书法、古琴、律诗都是他感兴趣的领域，发表过《米芾<砚史>》英译本、《中国琴道》、《稽康及其<琴赋>》等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著作或翻译。在其成名之前，就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向往，曾做过有关《诗经》和志怪故事的各类研究，《五柳先生——论陶渊明》、《中国古今边塞诗》、《中国棋艺》、《中国的砚台》、《宋画的哲学背景》等，所涉及的领域之广，辨析的程度之深，都令人不得不佩服，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丝毫不亚于《周礼》中所要求的“六艺”。

因为对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热爱，他在英译了清末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狄梁公四大奇案》）后，又在此基础上用英文写成了令其声名远播的《大唐狄公案》。这部作品让高罗佩风头渐劲，积累了广泛的读者，这才有了他此后有关中国古代性生活史研究的作品《秘戏图考》和其后续作品《中国古代房内考》的成功。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性史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古代性生活史学研究的空白，还以翔实的内容，独到的观点，丰富的取材来证明中国人的性生活不仅正常健康，而且丰富多样，意在纠正西方读者认为“中国古代人性生活不健康”这一由来已久的偏见。

“房内”是中国古代对性行为一种避讳的说法，因中国本土对“性”这一内容的保守，国内对性学的研究一直讳莫如深，总觉得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启齿，极特殊又极隐私的话题，直至今日，性学研究也未能脱离此类窠臼。高罗佩因一本古董店的明代春宫画《花营锦阵》而萌生了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念头，随后便创作了《房内考》的前身《秘戏图考》，因为此类资料的缺乏，高罗佩不得不经过极为艰难的探索和资料搜集过程，李约瑟的影响和他自身早期对中国风土人情的经验积累，都促成了这本著作的诞生。尽管高罗佩的研究因各种原因仍有局限，但毫无疑问，他正是那个无怨无悔，无所畏惧的中国古代性学研究探路人。

二、 炉鼎与莲花——高罗佩中国古代性史研究的局限性

邱洪艳在《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研究》①一文中总结了高罗佩《秘戏图考》和《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存在的局限性，认为这两本专著许多主观臆测的成分，或是因为作者的错误理解而导致描述不准确；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偏好与热情，使得其观点有时并不客观；以及作者对参考文献的选择比较单一，集中在道教文献，而忽略了儒家和佛教，以及其他流派对性学的观点表达，不能完整地表述中古古代的性观念等——她的研究较好，较全面地列举了高罗佩中国古代性学研究的纰漏。

高罗佩在书中认为，尽管中国的男人可以拥有三妻四妾，但在夫妻生活中有满足妻子的义务，而得到满足也是做妻子的权利——事实上，随着妇女地位的下降，妇女最终沦为男性的性奴隶和性工具。台湾学者王溢嘉在《中国文化里的情与色》②第四章“倾斜的床榻——性别与权力的演色”中较为客观地论述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所处的从属地位，并在第七章“金莲要小，牌坊要大——對女性的肉体烹饪与心灵料理”和第八章“呐喊与呻吟——性文化暴力统治下的忠言”中分别论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矛盾心理和暴力统治。此外，将性爱比作为战场上的对抗，也是中国古代性生活中颇具男权隐喻的一点。施晔在《从物质层面探讨中国古代性风俗的扛鼎之作——高罗佩<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的性文化史意义》③一文中如是说：“性交的战阵或军事隐喻源于道教采阴补阳的房中术，这种理论也称‘采战’，一个‘战’字便形象地将房事视为战斗，将男女视为对垒的双方。”“他们将女性视为假想敌，渴望以房中神术降服占有她们，并从她们身上吸取所谓的阴气采补，这便是将性事幻化为剑拔弩张的战事描写的隐秘原动力。正因为此，男性绝不乐意让女人得悉其自私的采战术”。著名性学家刘达临与胡宏霞合著的《云雨阴阳：中国性文化象征》④一书中对两性关系的演变做出过极具价值的总结，认为随着朝代的更替，政权和统治者发生了改变，封建社会由盛转衰，性也由开放转向被禁锢，“在钳制与压迫的情况下，首受其害的则是妇女”。高罗佩在开篇就总结了中国在殷商以前是母系社会，其证据来源于汉族的起源，他在论证不同朝代性关系时所引用的例子，如：山涛之妻夜窥嵇康和阮籍，古代男子如厕要女子伺候等，都产生了错误的理解，前一个例子中，他牵强地想要证明山涛之妻与嵇、阮二人有不正当的性关系，后一个例子则是将“更衣”简单地理解成了脱衣服，并没有了解此词在《晋书·王敦传》里代表的是“如厕”之义——这种误解，使得他在分析中国古代两性关系时，忽略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剥削与压迫的事实。

亲华思想使得高罗佩在行文过程中可以避免了中国古代性文化当中相对糟粕的性变态部分，他认为中国人的性生活很健康，不像西方人一样存在着反常和病态，然而这并非事实。清朝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⑤里曾记录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其中不乏性变态的内容，如一候选官开口要会馆主人的母亲安排幽会，关注母亲不知是出去钱财还是享乐的目的，亲自“下海候教”；又如授业解惑的严师看到自称狐仙的女子就出言挑逗，颠鸾倒凤，而这不过是他的学生们为了让他出糗而请妓女扮演狐妖的计谋等。更不要去说在王椷《秋灯丛话》⑥里那对在进香朝圣路上偷偷逃入山洞乱伦，最后却屁股交叠在一起分不开，丑态百出的叔嫂；还有民国初年柴萼（柴小梵）《梵天庐丛录》⑦中所记载的人犬相交的丑事。同样在王溢嘉的书里，在第十二章“变色的性——性变态的文化风貌”中就集中地论述了中国古代存在着的性变态行为，而房中术一直以来就被看做是道教养身修行的功法之一，也被认为是一种古典临床性学，各种五花八门的药物壮阳法，采阴补阳的神鬼传说，被称为“抱鼎铸剑”以女体作为炉鼎的男女双修功夫，乃至锻炼和操纵肉身的传说，或多或少都与道教的修真传说联系紧密，本身就与性变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人对房中术一度痴迷成狂，为了达到所谓养生的目的，做出过不少令人发指的残酷又丑恶的行径，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⑧里曾记载过一个叫孙太师的人，为了替当权者炼制春药，阉割虐杀了数十百童男——“乃调热剂饮童男，久而其阳痛绝胀闷，求死不得，旋割下和为媚药，凡杀稚儿数十百矣！”而痴迷房中术王莽则借着这个幌子公然行淫乱，元顺帝时期广征民女用以作为统治者和僧徒们施行房中术的工具，都不是个例。

固然一般研究认为，佛教的禁欲主义和宋代盛行的程朱理学是对道家房中术的两个沉重打击，但高罗佩多是从这一方面入手的这种研究却并不客观，他对儒教两性话题的关注，仅仅引用了《礼记》和《左传》中几个事例，而忽略了儒教对中国人性的影响也是中国性文化独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他也没有注意到佛教密宗双修合练对中国古人的性观念影响，也没有注目于较少受到政治道德约束，真实性可能更高，更具有研究价值的稗官野史。“莲花”作为一种常见的文艺意象，其作为“女阴”的象征源流是印度密宗佛教；“唵嘛呢叭咪吽”的梵文直译是“啊，莲花中的宝贝，阿门！”其中的性隐喻自然不必赘述。性与宗教的联系一直十分紧密，正如刘达临教授在《爱经与秘戏》⑨中所说“宗教化的性，无非表现在纵欲和禁欲两个方面。在不同的宗教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中国，提倡性修炼的宗教是佛教密宗，自唐代传入中国以来，影响极其广泛，并传入了尼泊尔、日本、朝鲜等地。徐珂在《清稗类钞》⑩中对密宗佛教“欢喜佛”的源流解释为，原本并不存在，因为藏地民众信佛过于虔诚而坚守独身主义，导致当地人口锐减，宗教领袖于是发明了阴阳相交的欢喜佛。虽然关于欢喜佛的真正含义至今还有许多说法，但刘教授“归根结底，欢喜佛主要是供喇嘛修炼用的，它是密宗行者‘调心’的工具，培植佛性的‘机缘’”，“欢喜佛还有性教育的作用”的论断则毫无疑问是中肯的。

三、 囹圄与舞台——中国性文化研究的另一面

中国的性文化，经历了极为漫长深远的禁闭过程——“性”至今仍是让许多中国人讳莫如深的禁忌。宋朝中期以后，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极为盛行，一改从原始社会、私有制社会，乃至汉唐以来在性方面的开放，变成愈演愈烈的性禁锢，而“女教”的盛行则将这种性禁锢进一步演化成男权对女性的一种性压迫。极为讽刺的是，统治者与话语权力人一边挥舞着“灭人欲”的大旗，一边却大肆纵容甚至鼓励风俗业的发展——宫妓，官妓，军妓，到市妓和私妓都是在这一时期走上了最高峰。刘达临教授那句“这些道学先生一个个都是道貌岸然，装得像个正人君子，可是实际上是非常虚伪的”11正好能说明这个现象。

陕西人民出版社在二零零八年出版的一系列“性情中国丛书”12以时间为线索，分别论述了中国各朝各代的两性关系史，勾勒出中国历史上两性之间的关系状态，甚至还包括了跨性别和介于两性之间的研究。曹寇在《压在箱底的秘密性史》13一书中也认为中国古代的性观念如同一条松紧带，数千年来，越绷越紧，最后到了极限，继而随着封建帝制的崩塌而轰然崩溃。在性事上，制度与现实，宫廷与民间，乃至语言和行为，中国人都是分裂的，古人并非我们所想象的保守，他们的性行为甚至比现代人，比西方人更丰富和大胆。而在两性关系上，男权社会的性别歧视是令人震惊的，中国女性的血泪史不仅是哭诉，更是一种坚忍的力量。

诚如曹寇所言，岂止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和全人类的性文化和性文明的发展都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至今亦算不上完善。如果说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国代性学，那么我会说是一种“禁闭的狂欢”，是一个从囹圄走向舞台的过程。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在2014年巡演的改编自明朝世情小说《金瓶梅》的那惊世骇俗《莲》，正是“性”由不可告人走向在阳光下的一个标志。“禁闭”，来源于人对世界最为原始的未知恐惧，这种恐惧逐渐发展成自然崇拜，渐渐抽象化成祖先、图腾等崇拜方式，性崇拜的来源也正是最原始的生殖崇拜——从西方文明中的“圣杯与剑”的意象，到东方文明里“莲花与金刚杵”的隐喻，都是被物化后加以膜拜的性器图腾。“狂欢”，则是源于人类对世界最为原始的阶段性认知，当性崇拜、生殖崇拜、性器崇拜和性交崇拜不断发展，人类逐渐意识到了自身在生命繁衍轮回里的重要性和愉悦性，继而以狂欢的方式来完成另一方式类似宗教的祭祀。

中国古代的性文化是表里并不如一的，外在的禁锢与内在的狂放，总是如此。在社会价值向禁欲倾斜的时候，床帏内性具的五花八门显得格外扎眼——《金瓶梅》里出现的“银托子”“缅铃”“药煮白带子”等，在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性生活史研究中也是被格外注目的。施晔认为，高罗佩的研究本来就是“轻色与重物”的，秘戏图也好，性具也好，春药也好，都是被物质化了的性。王溢嘉如是说“文明的性需要各种帷幕”，“境极性乃见，只有在场面极端不堪时，我们才能对人类性存在的终极本质有较实际的体验和较深刻的认识。它，一言以蔽之，是本能与文明的矛盾，冲突和妥协”14。中国的性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禁闭在封建礼教下的狂欢，在羞涩的情色图谱下，涌动着的性的洪流。

结论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以《秘戏图考》和《中国古代房内考》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性学研究，开中国性学研究之先河，是一场中西文化交流的破冰旅程。内容丰富，取材广泛，打破了西方普遍认为的“中国古人性生活不健康”的刻板印象，尽管因时代和个人认识的限制而不尽完美，但对中西双方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性文化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中国古代关于“性”那禁闭的狂欢，看似矛盾的性观念，投射出来的是禁锢与解放在历史时空中的一种调整与自我平衡。人类性文化和性文明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认识和探索过程，中国古代性学研究对我们打破学界对“性”讳莫如深的态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这种复杂的观念转换，所给予的，正是中国古代性史的另一种表达。

注释：

①邱洪艳. 荷兰汉学家高羅佩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9.

②王溢嘉. 中国文化里的情与色[M].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2.

③施晔. 从物质层面探讨中国古代性风俗的扛鼎之作——高罗佩《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的性文化史意义[J]. 文化遗产，2014，02：10-19+157.

④刘达临， 胡宏霞. 云雨阴阳：中国性文化象征[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116-118

⑤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M]. 北京：中华书局， 2013.

⑥王椷. 秋灯丛话[M]. 济南：黄河出版社， 1990.

⑦柴小梵. 梵天庐从录[M]. 北京：故宫出版社， 2013.

⑧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⑨刘达临. 爱经与秘戏[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6.

⑩徐珂. 清稗类钞[M]. 北京：中华书局， 2010.

11刘达临. 爱经与秘戏[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6. 39

12丁文， 高新涛等. 性情中国丛书[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13曹寇. 藏在箱底的秘密性史[M].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11.

14王溢嘉. 中国文化里的情与色[M].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2.

作者简介：李宜萱（1992—），女，汉族，江西省南昌市，硕士研究生，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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