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帝国主义”为何可行

1776年3月9日，亚当·斯密历经十二年写作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问世，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诞生，亚当·斯密也因此而被尊称为“经济学之父”。打那开始，二百多年以来，经济学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穷尽了一切与经济学直接有关的领域，如生产、消费、分配、管理、发展、改革、滞胀、转型、生态、资源……也探索了几乎一切与人性有关的社会科学领地，如伦理、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社会、历史……乃至径直睡到心理学的卧榻之上，如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卡纳曼就认为自己是心理学家，而非所谓经济学家。

经济学甚至将领域推进到一些既无关经济学也非关人性的一些自然科学的地盘，如美国耶鲁大学一位叫吉雷特·弗迈吉的古生物学家，就用经济学的视角与方法来观察和研究生物圈的稳定及进化问题，并对世界经济与生物圈进行了有意思的对比。

对经济学所涉领域高歌猛进的态势，学术界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经济学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一般而言是要谴责的，但单纯就思想和逻辑而言，经济学帝国主义不失为好事。因为经济原本大学问，在中华语文中，所谓经济，乃经世济民，可谓大矣。有趣的是，这也正是经济学之父的梦想，斯密晚年对朋友说过，他不仅重视伦理学和经济学的思想，而且希望创建一整套哲学，系统阐明人类活动这个大体系的整个过程，系统揭示人类社会这架大机器的全部机制。只可惜经济学之父当时廉颇老矣，徒留憾事。不过，后辈们取得的成就足以告慰斯密先生的在天之灵，经济学帝国已经有目共睹，经济学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极显之学，其分析工具和方法受到思想界的普遍垂青。

但经济学帝国的成就仍然有限，与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总体上还处于严重的分割状态。诺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一篇2012年11月刊发在《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写道：“经济学不知不觉间沦为一种特别的自然科学，忽略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政治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这是在自取灭亡。”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帝国的逻辑倍受怀疑，在一部分学人中，经济学帝国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贬义词——这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致命要害！

但经济学的利益逻辑的确可构建经济学帝国，甚至能统一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道理很简单，人原本就是统一的，只要不是精神分裂，每个正常人都能清晰感觉到：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没有无缘无故的任何东西，人原本可以统一于“缘故”，即经济学所禀的利益逻辑！

可略举一例，通常认为，道德及道德修养不属于经济学问题。但实质上，这是想当然的结果，没有对道德问题细思量。讲一个小故事：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有一个特长，可能是一般学者难以企及的，他能够把经济学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正因为如此，茅老的影响非同等闲，慕名拜访者甚众，但老人家都能够热情接待，从不在意来访者的“来历”和“动机”。这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有记者曾好奇问起此事，茅老说了句非常有意思的话：“怀疑别人的成本太高！”这属于地道的经济学答案，但问题却是个典型的道德问题。

茅老在为人处世中所表现的单纯和善意，正是孔子当年所提倡的“不逆诈，不臆不信”，中国人的通俗圣典《菜根谭》也有相关论述，原话是：“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但这种种都“流于”道德说教，茅老一句“怀疑别人的成本太高”另辟蹊径，用利益逻辑点题，发人深省。

不只是道德问题，有关人的一切问题，都可纳入利益逻辑的分析。太史公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既然是熙熙攘攘的利益天下，为什么就不能构建利益逻辑一以贯之的经济学帝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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